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原文|注釋|賞析

王安石

某啟： 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于反復不宜囪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重，尤在于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習于茍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后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答司馬諫議書》是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王安石回擊守舊派的戰斗檄文。文章高屋建瓴、言簡意深、筆力千鈞，充分展示了政治家、改革家的風范。

王安石早年即有“矯世變俗之志”。年輕有為，頗思進取的宋神宗即位，王安石先后任參知政事和宰相，他雷厲風行、大刀闊斧，推行變法，在理財、整軍兩方面革舊更新、興國利民。設置“制置三司條例司”(“制置”即后世所謂“欽命”，“三司”即戶部、度支、鹽鐵，此為理財重要機構)，王安石還提出農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保甲法、保馬法、置將法，以及設立軍器監(兵工廠)，廢科舉，興學校。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于“榷制兼并，均濟貧乏”，富國強兵，加強皇權。變法在客觀上產生了“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的客觀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并打擊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勢力。以諫議大夫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紛紛反對，羅織罪名，上書彈劾。宋神宗熙寧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司馬光寫一封長達三千四百余字的長信(《與王介甫書》)全面否定新法。指責王安石“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要求王安石撤銷“制置三司條例司”。王安石回簡一封，以表不失禮儀。三月三日，司馬光又寫信責難，并要求王安石具體答復。王安石堅定不移，剛毅果斷，以“人言不足恤”的無畏氣概，寫下這篇僅有三百五十八字的《答司馬諫議書》。信中義正詞嚴地駁斥司馬光的誹謗，表明了變法到底，決不動搖的決心和信念。

《答司馬諫議書》 中王安石既能旗幟鮮明，毫不含糊; 又能忍辱負重，不患個人得失，足見他胸懷的寬廣磊落。據史料載，王安石與司馬光雖屬敵對營壘，但兩人私交卻不錯。信中開頭“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即是明證。不過王安石同時揭示兩人矛盾的癥結，并非個人恩怨，而純屬政見不同，革新與守舊的矛盾不可調和。此文不卑不亢的處世態度，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策略，無可辯駁的邏輯力量尤為世人稱道。而以柔克剛，剛柔相濟，正是這位改革家戰法的獨到之處。不靠強詞奪理，不搞劍拔弩張。“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于反復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篇首的一番酬答之詞，說明寫信原因。一方面表示雖政見不合，仍不失尊重之意; 一方面又表示堅決變法，并不希冀對方諒解。婉言中透著剛毅，自謙中含著果決，行文很講究分寸策略。

緊接著，王安石轉守為攻，駁斥政敵，同時表明自己的立場。首先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戰法，將司馬光推崇的“名實”當做判明曲直的前提。既然司馬光信奉孔孟，言必稱孔夫子。用孔子的“正名說”做為進攻武器(“儒者所爭，尤在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那么王安石便以名實的全不相符來揭露“名”的虛偽性。用毋容置疑的事實，作幾個排比句式，逐條予以駁斥。其氣勢恢宏，從容不迫，有條不紊的論證，遂得出名實不符，何罪之有的結論。幾個回合，便體現出王安石機敏、巧妙、干練、穩健的戰斗風格。王安石深諳政論的訣竅：“文之雄健，全在氣勢，氣不旺則讀者固索然，勢不蓄則讀之亦易盛，故深于文者，必斂氣蓄勢”(《古文法纂要》中的《畏廬論文》)，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法正是在“斂氣蓄勢”。

王安石抓住政敵的主要論點，針鋒相對，逐一批駁： 第一，司馬光指責王安石特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是侵犯原有官吏的職權，是所謂“侵官”;王安石以自已變法“受命于人主”，“修之于朝廷”，名正言順來反駁責難。第二，司馬光誣蔑王安石實行新法，致使上下內外不得安寧; 王安石則認為變法“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合理合法，不為“生事”。第三，司馬光斥責王安石變法是與民爭利，為自己征斂財富; 王安石則堂堂正正，提出變法是為天下理財，合理合情，當然不是“征利”。第四，司馬光指斥王安石一意孤行，自負拒諫; 王安石則認為“辟邪說，難壬人”是主持正義而絕非“拒諫”。作者以勝于雄辯的事實有力地駁斥了政敵強加的罪名。恰如短兵相接，刺刀見紅。

接著王安石一鼓作氣，駁斥所謂改革招致天下怨謗的謬論。“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固前知”三個字表現出王安石面對強攻無所畏懼，處之泰然的超然態度。守舊派定此罪名，加害于人，早為意料中之事;透過政敵咄咄逼人的圍攻和虛張聲勢的叫嚷，看到守舊派的色厲內荏。繼而文章一針見血地剖析“怨誹之多”的根本原因：一是人們的茍且積習，二是官吏的不恤國事。這切中時弊的分析當然也說明革新與保守的矛盾斗爭的尖銳性和復雜性。“人習于茍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反詰詼諧有力，一箭多雕，精妙之極。活畫出守舊派氣勢洶洶，頑固不化而又無可奈何的情態，同時再度表示與守舊派誓不兩立的決心。王安石變法仰仗神宗撐腰，“受命于人主”“修之于朝廷”，反映宋代歷史上短暫卻難得的君臣同盟，這恐怕是最令司馬光他們頭痛心悸的事實。

盡管守舊派的圍攻變本加厲，但王安石卻矢志不渝。他以盤庚遷都的典故，既表明守舊勢力的怨誹不會停息，同時也表明自己不“改其度”，并且決不后悔的態度。司馬光在信中曾指責“今介甫從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嘆，人人歸咎于介甫”。極盡信口雌黃，危言聳聽之能事，而王安石不愧為一朝宰相，不避毀謗，豁達大度，但維護新政卻絕不含糊。最后兩個假設句，表面上引咎自責，實際上申明“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是自已的宏偉抱負。如果司馬光責怪自己因為“在位久”而無所建樹，那么自己知罪;而“在位久”未能在興利除弊上有更大作為正是自己不安之所在。其實恰恰用委婉的口吻表明作者堅持變法的心志。“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繼而用更委婉的語言進一步表明堅持變法義無反顧的信念。信寫至此，“傲岸之氣，奮然涌出”。(《唐宋文舉要》)甲編卷七)文之雄健，全在氣勢。“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結末，照舊彬彬有禮。使司馬光碰上一個不軟不硬的釘子。

“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史記·張儀列傳》)，然而王安石偏偏以“人言不足畏”的果敢精神，僅用三百多字便將洋洋數千言的詆毀之辭駁得體無完膚。文章以“勁悍廉厲無枝葉”(《唐宋文舉要》甲編卷七)著稱。而文如其人，“傲岸崛強，荊公天性，而生平志量政略，亦具見于此”(同前)。

一封短簡給后人留下的思考容量是難以限止的。《答司馬諫議書》不僅體現了政治家改革家的氣質和風度，而且也表現出學問家散文家的素養和風格。王安石以他的政績和詩文，以他的氣質和素養，成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是當之無愧的。

王安石的文章以“鍛煉含蓄，收斂沉著”，(郭沫若《歷史人物<王安石〉》) 見重于世。這一點，即使政見不同的反對派也不能否認。王安石的文章還以雄健犀利，邏輯周密被稱為“簡古”。古人云“簡為文章盡境”，《答司馬諫議書》言簡意賅，以少勝多。吳北江先生評點此文時說：“勁悍謙厲無枝葉如此，不似上皇帝書時，尚有經生習氣也”(《唐宋文舉要》甲編卷七)，確實反映出王安石在散文實踐方面的長足進步。“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與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 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 (劉勰《文心雕龍·論說》)，文義以“圓通”為“貴”，《答司馬諫議書》委婉而雄健，剛柔相濟; 言辭以“枝碎”為“忌”，《答司馬諫議書》斂氣而蓄勢，言簡意明。古人還說“文貴簡。凡文筆老則簡，意直則簡，理當則簡，味淡則簡，氣蘊則簡，品貴則簡，神遠而含藏不盡則簡” (劉海峰《論文偶記》)，觀其人，讀其文，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中于“文筆”、“意”、“理”、“味”、“氣”、“品”、“神”幾方面的處理和掌握都很得體，。難怪古人稱贊“介甫英分絕人，自命又最高。故其后來為文，不惟不以孟韓，而亦無有擬似周秦兩漢者，此其所以亦成為荊國之文而獨有千古也” (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