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

翰墨場中老伏波，菩提坊里病維摩。

近人積水無鷗鷺，時有歸牛浮鼻過。



維摩老子五十七，大圣天子初元年。

傳聞有意用幽仄，病起不能朝日邊。



禁中夜半定天下，仁風義氣徹修門。

十分整頓乾坤了，復辟歸來道更尊。



成王小心似文武，周召何妨略不同。

不須要出我門下，實用人材即至公。



司馬丞相昔登庸，詔用元老超群公。

楊綰當朝天下喜，斷碑零落臥秋風。



死者已死黃霧中，三事不數兩蘇公。

豈謂高才難駕御，空歸萬里白頭翁。



文章韓杜無遺恨，草詔陸贄傾諸公。

玉堂端要直學士，須得儋州禿鬢翁。



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

正字不知溫飽未，西風吹淚古藤州。



張子耽酒語蹇吃，聞道潁州又陳州。

形模彌勒一布袋，文字江河萬古流。



魯中狂士邢尚書，本意扶日上天衢。

惇夫若在鐫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嶇。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初秋，黃庭堅在江陵(今湖北江陵縣)聽候新的任命。當時他生了癰瘡，臥病二十余日。病剛好登上荊州亭，縱目騁望，浮想聯翩，吟成了這組即事詩。即事，亦叫即興，是就眼前景物感而賦詩。

第一首，著重表達了詩人積極用世的心情。前兩句，詩人以伏波將軍馬援和維摩居士自比，抒寫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慨。東漢名將馬援六十二歲時還“據鞍顧盼”。表示可馳騁疆場，為國立功。佛經上說維摩居士病在菩提道場時，別人也懼怕他的辯才而不敢前去探望。詩人此時已經五十七歲，又值大病新愈，因以“老伏波”、“病維摩”自況。詩人認為，自己雖然既老且病，但依然是一位健筆凌云的文壇老將，仍能作詩論道，為國效力。詩人要說的這層意思并未直接說出，而是采用了貼切的比喻，因而要反復咀嚼，才能得其本旨。三、四句轉入寫景。亭前積水成池，但其中并無鷗鷺棲止，只見歸牛渡水浮鼻而過。寫荊江亭的景物，自然真切，別有妙趣。這兩句除了寫景，兼有寓意，它表示詩人的身邊缺乏高雅的知音，所見都是平庸之人。唐人陳詠有“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鳥點頭行”之句，任淵注說： “此本陋句，一經妙手，神彩頓異。”陳衍認為三、四句乃“宋人寫景句膾炙人口者”，“也不過代數人、人數語”而已。他們都把這兩句作為黃詩“點鐵成金”的范例。

詩人渴望積極用世的心情，在第二首詩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表露，由于是直抒胸臆，詩意較少含蓄。首句仍用維摩詰的典故，“五十七”說明自己年已遲暮，時不我待，渴望在有生之年能為朝廷所用，其迫不及待的焦灼心情，躍然紙上。“大圣天子”指宋徽宗，他于1101年以所謂消除朋黨為名，改元“建中靖國”。詩人對徽宗此舉寄以厚望，因而對“初元年”大書特書。按照詩意，本應先說國君的年號，再說自己的年齡，這里之所以顛倒其句，主要是使句與句的銜接，顯得拗而不順，造成章法上的突兀不平。“傳聞”下省略了“大圣天子”，此句說，傳聞大圣天子有意起用在野之人。徽宗的“有意用幽仄”，給有志用世的黃庭堅帶來了希望，但他對此又持保留態度，“傳聞”二字下得極其審慎，說明事在可信可疑之間。“病起不能朝日邊”，是說自己病后衰弱，不能到達天子身邊，為此深深感到遺憾。詩人有為國效力之心，而病臥荊江，不能有所作為，其心情之苦悶是可想而知的。不過，詩人的“不能朝日邊”，絕非僅僅由于病的緣故。

第三首，反映了詩人對徽宗的熱望。“禁中夜半定天下”，是說哲宗逝世，神宗皇后向氏立哲宗之弟趙佶為君。《后漢書·安帝紀》： “太后定策禁中(宮中)，其夜使鄧騭迎帝。”此句用了這一典故。“修門”，指郢都城門。郢都，在今湖北江陵縣西北，庭堅適寓此邦，因以寄意。次句說，由于新君賢明，偏遠的江陵也充滿了仁義之風，被貶的遷客都遇赦得到放還。“十分整頓乾坤了”，希望新君重整乾坤，革除不良的政治風氣。用“十分”修飾“整頓”，表示整頓的堅決性和徹底性，反映了詩人對此前政治局面的極端不滿。“復辟”，指向太后把政權交還給徽宗。徽宗即位之初，向氏以皇太后處理軍國大事，半年以后，還政給徽宗。此句說，新君親自執政，王道顯得更尊貴了。這首詩的基調是歌頌祝愿性的，對徽宗流露出不切實際的幻想，但也體現了詩人對國家命運的關切。

第四首，呼吁新舊兩黨消除裂痕，共同把朝政搞好。首句說，成王小心處理國事，很象周朝的開創者文王(成王的祖父)和武王(成王的父親)。次句說，輔佐成王的周公旦和召公奭，他們曾分陜而治，意見雖有不同，但都能以國事為重，從不互相攻訐。詩人借用典故把徽宗比作周成王，把滿朝文武大臣比作輔佐成王的周、召二公。他認為，只要徽宗能行文武之道，朝臣能仿周召之行，消除黨派紛爭，維護國家利益，就能出現“成康之治”的政治局面。三、四句說，選拔人材，不必定要出于自己的門下，只要能夠據實際才能引用他們，就是出自公心了。這樣的見解，也反映在詩人的其他詩篇中，如云： “人材包新舊，王度濟寬猛。” (《次韻子由績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國》)“閉姦有要道，新舊隨才收”。(《再作答徐天隱》都是針對當時的黨派紛爭，痛下針砭。可見黃庭堅的政治態度是比較開明的。

第五首，流露出對司馬光的敬重和哀悼之情。一、二句說，司馬光昔日被提拔重用，升為丞相，朝廷起用元老大臣，使之居于群公之上。司馬光于元祐二年(1087)升為左丞相，距庭堅寫這首詩時已有十四年，所以下一“昔”字。“超群公”，既指司馬光的職位，也指司馬光的威望。第三句，用唐肅宗時的名相楊綰與司馬光相比，稱贊司馬光當朝執政，天下百姓莫不喜形于色，慶幸朝廷得人。第四句以轉語作結。紹圣元年(1094)，也就是司馬光死后的第八年，變法派上疏哲宗，追奪司馬光死后所贈謚號，磨毀所立神道碑文。“斷碑零落臥秋風”，即指此事。前三句極力寫司馬光德高望重，受到朝廷的倚重和百姓的愛戴，其用意是在“蓄勢”，以便反襯其身后之蕭瑟。“斷碑”句語意凄惋，引人深思。司馬光時而被重用，時而被毀碑，反映了新舊兩黨勢力的消長，也反映了朝廷政局的動蕩不安。所以，結句不僅寄寓了作者對司馬光的哀悼之情，也包含了對新黨專事打擊報復的不滿。黃庭堅痛切地認識到無原則的派系斗爭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第六首，對蘇軾兄弟高才不遇深抱不平，對當權者扼殺人才深表憤慨。首句中的“死者”指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等人，他們都因新黨迫害而流放嶺南，此時已經先后死于瘴霧之鄉。這些人是蘇軾的至交好友，又貶謫同一地區，詩人借賓以陪主，出筆曲而不平。“三事”，三公，這里泛指負責軍政的最高長官。次句說，在顯赫的三公中，沒有蘇軾、蘇轍的職位。開頭兩句，一句寫死，一句寫生，一句為賓，一句為主，懷友之情，憐才之意，直瀉筆端。第三句，作者對“三事不數兩蘇公”的原因，作出了推測和判斷：“豈謂高才難駕御?”很顯然，矛頭是指向最高統治者的。這是關鍵性的句子，以它為樞紐，上承“三事”句，下啟“空歸”句，章法似斷似續，別具匠心。下面，詩人避開了“高才難駕御”的問題，把筆鋒一轉，以深沉的感慨寫到“兩蘇公”艱難坎坷的一生： “空歸萬里白頭翁!” “萬里”指貶地之遠，“白頭翁”說年紀已老，這兩位“高才”的蘇公，就在萬里之外的蠻荒之地熬白了青絲。“空歸”是說他們流放歸來，仍然投閑置散，空度年華。詩中所抒發的高才不遇之嘆，當然也包含了作者自己在內，又豈止是“兩蘇公”而已。

第七首，專寫東坡。一、二句說，杜甫之詩，韓愈之文，都寫得完美無缺，挑不出一點毛病;陸贄(唐德宗時翰林學士)起草詔書，又快又好，壓倒了其他的學士諸公。這里把蘇軾與韓、杜、陸贄相比，說他既工詩文，又善草詔，兼有眾才之美。“玉堂”，指翰林院。三、四句說，翰林院確實需要剛直不阿的學士，那就少不了“儋州禿鬢翁”。東坡歸自儋州，鬢發盡脫，故以“禿鬢翁”稱之。一、二句就文才說，三句就品德說，才德兼備如東坡者，自然是玉堂的最佳人選。這首詩簡直就是一篇薦賢疏，它直接向朝廷呼吁，希望能重用東坡，盡其所學。然而，詩人哪里料到，就在他寫此詩后的十多天，“儋州禿鬢翁”就在常州病逝了。

作者與陳師道、秦觀都是蘇門人物，第八首即為詩人懷念陳、秦兩位朋友而作。陳師道，字無己，是一位苦吟詩人，他有“閉門十日雨，吟作饑鳶聲”之句，故稱“閉門覓句”。秦觀，字少游，文思敏捷，“只一筆寫出，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自絕好。”(《朱子語類》)因此，黃庭堅說他是“對客揮毫”。“閉門覓句”和“對客揮毫”對舉，形容兩人不同的性格和詩風，確是抓住了特點。陳師道晚年被召為秘書省正字，一生窮困，“囊無副衣”，所以黃庭堅深為他的溫飽而憂慮。秦觀因坐元祐黨籍，累遭貶謫，一年前從雷州(今廣東海康)放還，途中死于藤州(今廣西藤縣)。三、四句，寫陳、秦兩人或饑寒，或貶死，一念其困，一痛其歿，至友間的關懷和悲悼之情，表露得極其真摯感人。一、三句懷陳師道，二、四句懷秦觀，一存一歿，句法交錯。杜甫《存歿絕句》：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鄭虔善畫山水，曹霸善畫馬，當時鄭已死而曹尚存。此詩顯然由杜詩“奪胎換骨”。不過，杜詩四句都是說鄭、曹的繪畫，黃詩以二句寫陳、秦的詩風，以二句寫他們的境遇，“奪胎換骨”之中實含變的因素，有所創新。

張耒(字文潛)是蘇門四學士之一，第九首是為懷念張耒而作。首句，說張耒喜歡喝酒，說話結結巴巴，從癖性愛好和生理特征兩個方面，對張耒畫了幅素描像。“語蹇吃”是生理缺陷，寫入詩中，顯然含有開玩笑的意思。次句，說張耒一貶再貶，時而出知潁州(今安徽阜陽)，時而改知陳州(今河南淮陽)，一直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此時，詩人似乎忘記了自己長期流放的生涯，把全部的關懷傾注到了至友身上。第三句說，張耒形體肥胖，大腹便便，很象彌勒佛的化身布袋和尚。這一句，比喻形象生動，極有風趣，不僅活畫出張耒的形貌特征，也體現了詩人幽默詼諧的性格。黃庭堅在《戲和文潛謝穆父松扇》詩中曾用“六月火云蒸肉山”來形容張耒肥胖怕熱，比喻新奇，刻畫入微，與此詩“彌勒一布袋”之喻實有異曲同工之妙。一、三句，分別寫張耒肖像的兩個不同側面，按理說，兩句應當上下相承，緊密銜接，語意才能一氣貫通，可是，作者有意繞開常人的思路，中間劈空插入“聞道”一句，致使前后兩句似乎接不上榫，章法上顯得奇崛而拗硬，很能體現出黃詩獨特的藝術個性。末句，稱贊張耒的作品如同長流不息的江河，一定會千秋萬代流傳下去。此用杜甫《戲為六絕句》中“不廢江河萬古流”詩句，僅換了兩個字。

第十首，贊美邢惇夫之賢，哀悼他的夭逝。首句中的“邢尚書”，指吏部尚書邢恕，他是鄭州人，詩稱他為“魯中狂士”，語本《孟子》“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狂士”，狂妄之士。《宋史·奸臣傳》說邢恕“天資反覆，行險冒進，……至與三蔡為腹心則之死弗替。上謗母后，下誣忠良，幾于禍及宗廟。” “狂士”意含譏諷，但語氣比較委婉。“日”，比喻皇帝; “天衢”，天途。“本意扶日上天衢”，是說邢恕想以策立新君之功自任。神宗病危，邢恕與蔡確密謀，企圖廢趙煦(哲宗)而立雍王，沒有成功。哲宗即帝位后，邢恕“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宋史》)。此處指其熱衷仕進，心術不端，明顯地流露出鄙薄之意。“惇夫”，邢恕長子，少有俊聲，其詩文受到蘇軾、黃庭堅、秦觀等人的稱贊，死時才二十七歲。三、四句說，如果惇夫還活著的話，一定能夠改變他父親的奸邪行為，不讓他無事生非，“平地生崎嶇”。孟郊詩： “小人智慮險，平地生太行。”此處化用其意，改“太行”為“崎嶇”，突出道路的坎坷不平，含義更為明確。吳子良《林下偶談》卷四說，此詩“鐫”(刻，鑿)字用得“不穩”，理由是“子豈應‘鐫’父? 惇夫亦不能‘鐫’和叔(按：邢恕的字)。”這種看法，完全是從封建倫理觀念出發，顯然是不正確的。

這組詩，或就自己說，或就朋友說，或抒情，或議論，都聯系到當時的政局，既有尖銳的批評，也有熱切的希望，把詩人那顆憂國之心和懷友之情，融合無間地坦露在讀者面前，具有很強的感染力。詩的主旨是希望消除黨派紛爭，秉公提拔有用的人材，這種見解無疑是切中時弊的。十首七絕都用拗體，寫法靈活多變，布局不落俗套，用典雖多而不晦澀，體現了詩人通過精心錘煉復歸自然的生新瘦硬的風格。

古詩不拘聲律，自唐至今詩人皆然，初不待破棄聲律。詩破棄聲律，老杜自有此體，如《絕句漫興》、《黃河》、《江畔獨步尋花》、《夔州歌》、《春水生》，皆不拘聲律，渾然成章，新奇可愛。故魯直效之作《病起荊州江彎即事》、《謁李材叟兄弟》、《謝答聞善絕句》之類是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七)

胡苕溪云： 山谷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取法于少陵。少陵詩云： “不見高人王右丞。蘭田丘壑蔓寒藤”，又云：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之類是也。故山谷云： “司馬丞相驟登庸”，又云“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之類是也。(《詩林廣記》后集卷五引)

興會之作。(陳衍《宋詩精華錄》卷二評第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