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兩晉南北朝詩歌·兩晉詩歌·陶潛·桃花源詩并記》鑒賞

陶潛

【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

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余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后遂無問津者。

【詩】

蠃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

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跡浸復湮，來徑遂蕪廢。

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

桑竹垂余蔭，菽稷隨時藝。

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

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

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制。

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

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

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

怡然有余樂，于何勞智慧!

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

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

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

愿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桃花源詩并記》，是陶潛晚年的作品，大約寫于晉宋之交，即東晉義熙十四年之后到劉宋永初二年(421)這段時間里。現在，一般都認為陶潛這篇“詩并記”，是他從當時社會所得到的一些逃世避地的事實或傳說作為素材，加上自己田園生活的體驗，把當時存在的“塢壁生活”加以理想化而虛構創作的。這是一篇富于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是陶詩中最具有獨特成就的代表作，歷來為人們所喜愛。“詩”與“記”，比較起來，“記”，更為著名，其實，兩篇均為杰作，都值得重視。

既然同樣內容，同一個作者，為什么要寫成《桃花源詩》和《桃花源記》這樣兩篇不同文體的作品呢?它們之間究竟有何不同?

這只要具體研究了這兩篇作品，我們就會發現：它們雖然都是反映同一個虛構的“桃源社會”的，但是彼此所持的角度、內容側重點和表現形式等，都是有所區別的。《記》，是類似游記體的散文，有曲折新奇的情節，有人物對話，具體描繪了桃源的環境景物和一個古樸社會的風尚，以及其中人們的勞作和生活。它用的是第三人稱的“漁人”，在發現桃花源過程中之所見所聞，是一種純客觀的記述。而《詩》，是五言體韻文，是“吾”這個作者用質樸和鮮明的形象，比較詳細地描寫了桃花源的歷史、社會制度和人們的“怡然”生活，它既有客觀的敘述，也有詩人個人情感的直接抒發。因此，它們是可以獨立成篇的。歷來的選家，常常只選《記》而不錄《詩》，就是這個原故。同時，它們又是相互補充、相互照應的。因此，歷來標篇名時，不是標上《詩并記》，把“記”作為“詩”的序文(如《古詩源》、《古詩箋》等)，就是把“詩”視為“記”的詮釋，標上了《記并詩》(如宋本《箋注陶淵明集》和新整理本《陶淵明集》等)。總之，不管以何者為主，總是把兩者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認為“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事實上，也正是如此。只有這樣看待“詩并記”，才能使一個完整的理想的“桃源社會”展現出來;也只有看到了一個完整的桃源，才能真正理解陶潛的理想國的思想意義。

不過，在這里，我們卻要著重研究《桃花源詩》，其原因是：《桃花源記》，大家比較熟悉，且早已收入中學語文教材之中，而“詩”則接觸較少，下邊給予詳細講解。

* * * *

全詩三十二句，主要講四個方面的內容，從結構上說，也是四個大段——

第一段(前六句)：“桃花源”歷史

詩人用前邊四句交代了“桃花源社會”的由來。說——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嬴氏，指秦始皇嬴政，泛指秦王朝。天紀，原指日月星辰歷數，此借指天下社會秩序。黃、綺，指秦時的夏黃公、綺里季，另有東園公、角(lù)里先生共四人，曾避亂隱居商山(今陜西商縣)，世稱“商山四皓”。伊人，即彼人，猶他們那些人。云，語助，無義;逝，去，逃隱。這四句是說，秦始皇(秦王朝)暴虐擾亂了天下秩序，賢人們都逃離了這個社會。當“商山四皓”到商山隱居時，他們那些人也逃往桃源了。

這里，詩人簡要地概括了桃源社會形成的歷史。接著，指出：

往跡浸復湮，來徑遂蕪廢。

過去桃源人初來時的那足跡，現在已經逐漸湮沒了，來桃源的路徑也隨著荒蕪了。往跡，指初來桃源那些人的蹤跡。浸，即“寖(jìn)，逐漸之意。

第二段(接下十八句)：桃源社會的具體情狀

這是全詩的主要部份，占用了十八句，著重描繪桃源社會的景況及風貌。這里，有三層意思——

第一層(前六句)：寫這個社會人人勞動，耕桑自給，沒有爾虞我詐，寫道：

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馀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

這是說，桃花源里的人，互相勉勵，盡力耕作，太陽落山時，大家各自歸家休息。村前屋后，桑竹繁茂成蔭，五谷按季節及時種植。春天養蠶收絲繭，秋天收了莊稼也不必交納官稅。相命，相互勉勵、督促。菽稷，泛指五谷、菽，原為豆麥總稱;稷，俗稱“靡子”，似黍，但不粘。隨時藝，即依循季節種植。

這里，詩歌具體地給人們展現了一個這樣的社會：自耕自給，人人勞動，人人平等，自由公道，不用納稅。

第二層(接下六句)：主要描寫和平歡樂的田園風光

你看，詩是這樣寫的——

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制。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

這里是：雜草蔽路不便通行，雞啼犬吠好不熱鬧。祭祀仍用古代禮法。人們衣著也沒新的樣式。小孩們邊走邊唱任情放歌，老年人歡樂地往來串門。

曖(ài)，原指昏暗，此指掩蔽遮攔之意。俎豆，古代祭祀之禮器。此指祭祀儀式。孺，小孩;斑白，即頭發花白的老人。游詣，來往串門。詣，往、到。

詩人說，這個社會一直保持著淳厚古樸的風尚，人們過著既寧靜又歡快的和平生活。

第三層(“草榮”以下六句)：主要寫四季交替，怡然自樂

先看前四句——

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

節和，季節暖和，指春天。風厲，風急勢猛，指冬天。紀歷志，歲時的記載，指歷書。這是說，這里雖然沒有記載歲時的歷書，但是百草豐茂，就標志著暖春的到來，萬木凋凌就知寒冬的降臨，春夏秋冬四季交替，自然而然就成了一年。

詩人，又用了以下二句點明：

怡然有余樂，于何勞智慧?

這里的智慧，這是指心機智巧。說這種生活歡快安適，其樂無窮，這哪里還用得著去斗智爭巧呢!

經過上述三層文字的描寫，一個桃花源的社會風尚、經濟制度、人與人關系和人們的生活情趣，等等，都具體地、鮮明而生動地呈現在眼前。

第三段(又下六句)：兩種世風的不同本源

在這一段，詩人著力于桃花源內外兩個社會的比較，指出其根本區別。它說——

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

這六句的大意是說，桃花源這個“奇蹤”，已經隱藏五百年了，如今一旦顯露了這個宛若仙境的世界，桃源同世俗之間風尚的淳樸與澆薄既然不同，所以，此種境界一經發現，又很快地隱而不見了。請問世俗人士，怎么能料知塵世之外的事呢?奇蹤，指隱居桃源的事跡。五百，指隱者居桃源，已經五百年了。自秦至晉太元年間，實際達六百年。這里說“五百”，乃約數。淳薄異源，淳，樸實;薄，澆薄，不厚道。異源，指兩種世風各有不同的來源。游方士與塵囂外，前者指游于方內的人，即世人。古代道家稱現實社會為“方內”，世外仙境為“方外”。《莊子·德充符》有云：“孔子曰：彼游方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內者也。”后者(指“塵囂外”)，是說塵世之外，即指世外桃源。

在此詩人暗示說，這個“世外桃源”是美好的，但可惜世俗人士可不能進去享受。實際上等于說，人世間并不存在這樣的“理想國”。

第四段(最后二句)：詩人自明心志

詩歌以這樣兩句作結——

愿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這里的言，是語助，無義。躡輕風，躡(niè聶)，踩踏也。猶言乘輕風。高舉，即舉翅高飛。契，相合、契合，此指志趣相投的人。

在最后表明了自己對這個理想社會的向往說：我愿意乘那清風高翔，去尋找同我志趣相投的人。

詩人在這之前的一切敘述、描寫，都是冷靜地純客觀地介紹，到了詩之結尾，對于這個引人的“桃花源”，詩人竟情不自禁地終于讓自己公然表明心志：希圖變革現實，開創理想世界。這就是這首詩的主旨所在。

* * * *

對于陶潛這首《桃花源詩并記》的思想內容，需要作認真的分析，正確地體悟和認識。這里，主要研究以下幾個問題：

一、這個理想世界到底具有怎樣的內容和特點?

這在陶詩其他一些詩文中，也有闡述，但都沒有《桃花源詩》所敘述得那樣集中，那樣具體而鮮明。“桃源社會”主要特點是：這里沒有君臣，沒有壓迫，沒有剝削，沒有欺詐，更沒有殺奪。總之，沒有人為的制度。看看它是這樣寫的——

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

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

怡然有馀樂，于何勞智慧!

這里人人勞動，自耕自給，人人平等，淳樸天真;生活和諧自然，彼此和睦友好，氛圍和平寧靜。總之，人人各得其所，萬物各遂其生，各自按著自己的本性自由自在地生存著、生長著。你看——

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

桑竹重余蔭，菽稷隨時藝;

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

還有——

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黃發垂髫，怡然自樂。

( 《桃花源記》 語)

這種理想社會的設計，是植根于對現實社會的不滿。桃源社會的種種美好風尚，塵俗社會的各種丑惡世態，都正好是鮮明的對立，實際上是針對當時封建社會時弊而發的。因此，對桃源社會的肯定和贊美，正是對現實社會的否定和厭惡。桃源社會提出的若干生活準則，正是詩人田園生活中理想因素的集中和概括，是反映了廣大小私有者對造成貧困和戰亂的封建制度的抗議;同時也表達了他們希望用自己的勞動來創造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望。在當時，陶潛這種理想國雖是不能實現的幻想，但也可以啟發人們思考現實，認識社會。

因此，所有這些都應當承認，它是具有進步意義的。當然，他的這種“歸隱式”的“避亂幽居”的斗爭方式，是軟弱無力的，并含有某些復古傾向。因此，同樣地不可否認，它是有一定的落后性的。這是作者的時代和階級局限的表現。但這種思想出現在距今一千多年之前的歷史條件下，他不受制于儒道兩家范圍，他既無儒家鄙視勞動的偏見，也不取道家放縱的行為。在當時思想界確是獨樹一幟的。(文研所《中國文學史》)

二、“桃源社會”的設計藍圖是怎樣產生的?主客觀因素是什么?

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除了研究作品所包含的全部內容之外，還應當論及全人。

“桃源社會”的產生，主要有這樣三個條件和因素，即：

第一、思想因素——陶潛有自己一套宇宙觀和人生哲學

陶潛思想是比較復雜的，前后有了變化。前期儒學影響較深，后期(由仕歸隱之后)較為“崇老學阮”，并且逐漸形成了自己一套人生觀。其要點有：

在個人方面，主張任其自得，反對造作和束縛;

在人事方面，倡導篤厚真情，反對虛偽與欺詐;

在社會方面，主張人人自食其力，各得其所，反對壓榨與掠奪。

“桃花源”這個理想藍圖，就是在以上這些觀念的基礎上設計出來和形成起來的。這就是陶潛理想國的哲學基礎。

第二、現實依據——故事本身留有現實的歷史影子

“桃源社會”的設計，看來不完全是“憑空捏造”的，而是有一定的現實材料或歷史傳說資料作為創作的素材。如在《記》中稱曰：

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隔絕。

這種記述，在《晉書·郗鑒傳》中的記載就有這個影子。傳云：西晉末年，太尉郗鑒“舉千余家俱避于魯之嶧山”。

再看遠一點的歷史資料，如《三國志·田疇傳》也載有：

(田疇等人) 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按： 外觀是險而深，內里平展開朗，正如 “桃花源” 之境)，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余家。

這條史料很說明問題，同“桃花源”十分相似。陶潛在創作《桃》詩和記時，受到這些材料的直接影響是明顯的。因為他就曾經在自己《擬古》詩其二中，對田子泰(田疇的字)其人表示過懷念。這些正說明，歷史材料確是桃源人“避秦時亂”、“賢者避其世”的創作的現實依據。

第三、生活經歷——主要是田園生活的體驗

可以斷定，陶潛如果沒有半生的歸隱田園的生活經歷，特別是親自耕作的經歷，是難于描繪桃花源社會的。他就是依靠自己在田園生活的種種積累，用以繪制桃源理想社會的畫圖的。實際上，它是田園理想生活境界的最高概括和集中反映。

在這里，不妨找些例子加以對照，就更明白了。如在《記》中，寫桃源農村景象是：

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 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在《歸園田居》詩中的描寫是：

方宅十余畝， 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簷， 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

這不正是景物十分相似，和平氣氛兩相一致嗎?僅僅是攝取畫面的角度，略有差異而已。

再如在《詩》中有這樣描寫：

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

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

在另一首《移居》詩中，就有類似的描述：

務農各自歸，閑暇各相思; 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兩處描寫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情景和安適氣氛，何其相似?

詩人后期的貧困潦倒的生活經歷，使自己的思想產生了巨大變化，促他認真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現實社會，即使立志行善，艱苦躬耕，也不能免于挨餓受凍? 似乎已認識到：躬耕，可以排遣當官的苦悶，卻抵擋不住饑寒的逼迫。于是，在五十四歲以后，其詩文就很少提“田家樂”了，說的多的卻是貧窮、疾病和死亡。因此陶潛的晚年，不僅憎惡官場，而且也厭惡現實社會。他就是這樣地經過回顧、反省和探索，對老莊的“天道觀”產生動搖，對自己的“固窮守志”的信念，也不那么天真和有信心了(當然，他還堅持到死的)。這樣，就推動他去深入思考問題，并找出了“淳薄異源”的本質性原因。經過這一系列的思維活動，幫助詩人最后完成了空想的桃源式的“陶氏理想國”的設計。詩人寫完《桃花源》詩文時，已是年達五十四歲，離去世只有六七年時間了。這些都很好地說明，“歸隱”是陶潛對官場的決絕;而“桃源世界”，則是他對整個現實社會的徹底否定。

三、關于陶詩藝術特色

這里，打算暫不去對《桃花源詩并記》作單篇的藝術分析，擬將它同其他一些詩合在一起進行藝術上的探討。我認為這樣可更好地概括陶詩的藝術風格。

現在，選讀的幾首詩，除了《讀〈山海經〉》和《詠荊軻》之外，其他幾首基本上都屬于陶潛的“田園詩”，而陶詩的全部作品，還有其他類型的，即不作全面論述，只對“田園詩”的藝術表現，作一點探討。

從選讀的幾首詩出發，并參照有關的一些詩歌，可以看出陶詩有幾個獨具的特色。

首先，在藝術風貌上，善用白描手法和淳樸語言，構成一種平淡自然的風格。

金代元好問在《論詩三十首》中，曾經論述陶詩云：“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陶潛這種詩風在玄言詩統治時代的中古詩壇上，確是獨耀清輝的。他的那平淡清淳的詩篇，讀了令人格外親切。現在選讀的幾首就有這種藝術效果。這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是由于這樣一些因素促成的。

第一、詩所反映的內容是平凡的、常見的，正因它是平凡的常見的，反而感到親切。比如，村舍、炊煙、桑樹、雞犬、榆柳和“采菊東籬”、“種豆南山”、“今日天氣佳”和“日暮天無云”等等，都是常見事物，語言也甚平淡，但是，它卻“淡得有味”，正如蘇軾所說：“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又說：“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句。”這是因為“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而可造平淡之境”(宋人葛立方評語)。

第二，詩人所持的態度很真率，由于真誠坦率，就沒有隔閡，既無距離，因而感到親切。請看他的《歸園田居》其五云：

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熱酒，只雞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

由此看到了詩人的人格，自己生活平實真率，對人卻熱情真誠，作風淳樸感人。

第三、詩中所用的語言，既樸實明凈，又帶著感情，因有深情而“親”，因無華飾而“切”。以下這些詩句就是證明——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懷古田舍》)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蔭。凱風因時來，回飆開我襟。( 《和郭主簿》)

寫夏日閑暇的怡適，造語樸素平實，但倒很富感情。只著一個“開”字，便把無靈性的“南風”也似乎體貼人意，及時吹來，撩開你的衣襟，使你享受享受涼意。這使人對“凱風”也覺得特別可親。

第四、更重要的一點是詩歌中所表達的那種曠達心胸和高遠境界。它使人讀后發生共鳴，幫你廓清視野翳障，蕩滌心境積塵，帶你進入詩的藝術境界中去。因而感到分外地平易近人，更加親切有味。

所以，后世一般都認為陶詩所表達的“情意”，其特點是：既精要又自然，既平易又深長。明人胡應麟就認為陶潛是“開千古平淡之宗”，詩風沖而不薄，淡而有味——淡而深、淡而古、淡而淳、淡而清、淡而有致，致在淡中又在淡外。

這種詩風來源于作者對于生活感受深切真實。因為感受深刻，有可能抓住事物特征，抓住了特征，才可能精要而又平實地反映出來。同時，陶詩所采取的表達方式，正適合其內容的表現。這里，主要是詩語的鍛造和運用。陶潛在詩中不用或少用文人的典雅語言，而多用樸素明凈之語，特別注意盡量采人“田家語”。在描寫手法上，多用白描法，不加雕飾。這種淡雅高遠的詩風，正同他的超乎流俗的生活態度和情調，有著密切的聯系。在這一點上，如果將他同謝靈運和張協詩歌比較一下，就可看到他們之間的明顯差別。這幾位詩人，在描寫景物的鮮明、真切等方面，都很精妙。但在色調上，陶詩則無靈運的秾麗，而同張協那樣，具有渾樸素雅之美，卻又無張詩那種人工雕琢之弊。陶詩的藝術風貌，在晉宋之際的詩壇上，的確是獨具一格的。

其次，在景物描繪中，抓特征，動感情，注情入景，物我相融

陶潛善于在平凡景物和日常生活中捕捉最具特征性的東西入詩，并融注自己的深情于景物描寫之中。《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所寫的就是這樣。詩中描繪的，不過是一些田園、草屋、綠樹、繁花和遠村薄煙、雞鳴狗吠等等農村常見景物，但一經詩人引入詩篇，略加點染，便產生了一股逗人喜愛的生趣和無比的誘惑力，令人百讀不厭，感到韻味無窮。

這里，值得思索的是，怎么能夠做到這一點，它的要害在哪里?

看來，其關鍵在于陶詩的表現手法，不同于當時詩人們的一般手法，而是有自己的特點。這個特點，從以下幾個方面可以明顯看出：

第一、注情入景，營造高遠境界。他不像當時一般詩人那樣，只追求客觀的摹擬，弄得詩篇“詞豐思乏”，而是十分重視主觀情調的灌注，并賦予景物以高遠的藝術境界。以《飲酒》其五為例——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這幅有黃菊、竹籬、南山、飛鳥在夕陽的映襯下的“薄暮美景”，是在詩人“觀景會心”的基礎上，把客觀景物融進主觀情緒的典型表現。

近人王國維認為，描寫景物有二：“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認為馮延巳的“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千秋去”(《鵲踏枝》)，是屬于“有我之境也”;而陶潛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乃“無我之境也”。他解釋說：“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古人為詞，寫有我之境為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樹立耳。”(《人間詞話》卷上)

第二、著重于神貌點染，具有曠達精神

他不像晉宋之際的一般詩人那樣，力求形貌刻劃工巧，重形似不重神似，而著重于神貌的點染。這有如“沒骨法”的中國水墨畫，一點電不露雕琢痕跡，而使之具有曠達的精神。簡言之，陶詩重于“寫意”，不拘于“寫實”。

對此，前人均已深有感觸。說陶詩確實富有“意境”，是“超然物處，遇境成趣”;有的還說他的詩，“以趣為宗”。宋人陳師道說得更透切：“淵明不為詩，寫其心中之妙爾。”(《后山詩話》)

這些評論，從現在選讀的幾首詩中，也可以體會到;還可以從《種豆南山下》這首詩進一步領略個中之妙。其詩云——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

詩人以興奮和抒情的筆觸，寫著自己起早摸黑的勞動生活，在詩中傳達給人們的是愉快的情調，對于艱辛的生產勞動，表現得心安理得，似乎有點“人生第一需要”之感。特別是煞尾兩句，更表現了詩人高尚的精神境界：不僅使人覺得充滿“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而且從“不足惜”、“愿無違”的語意中，見他與黑暗官場生涯決裂的堅定態度。這就是此詩所傳達的詩人的“胸中之妙”。

從這里，我們還可以進一步體悟到陶詩中的“情意”，而不是一般抒情詩中的那種單純的“情”。因為，“情”，只是喜、怒、哀、樂，屬于情感范疇;而“意”，則超越感情范疇，而含有人生哲理的醒悟，以至某種理想境界的寄托。這方面的佳句，在陶詩中幾乎俯拾即是——

“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 《歸園田居》)

“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 ( 《飲酒》)

“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 ( 《飲酒》)

“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 (《丙辰歲八月中于下 潠田舍獲》)

“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 ( 《雜詩》 下同)

“盛年不再來，一日難再晨。”

“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

如此等等的詩句，均為詩人平生體驗的結晶品，不僅富有情趣，而且更富有理趣，思想甚為深沉。

第三、藝術構思上，景、情、理三者巧妙結合，達到渾融深厚的藝術境界

這是陶詩在藝術表達上的另一個重要特色。這在他的“田園詩”表現得特別鮮明突出，上述已提到的若干這樣的詩都說明了這一點。此舉《飲酒詩》其五為例，它既是一首有色有聲的田園詩，也是一篇假景托心，借物抒情的詠懷詩，同時還是一則隨事言志、寓理于物的哲理詩。它把寫景、抒情和說理結合得水乳交融，互相滲透、互相襯托，從各個不同角度去欣賞，都會領悟到不同的奇趣和韻致。

第四、在詩語經營上，十分注意煉字、煉意，但拒絕綺麗雕飾，使之造語精到，立意高遠

對于這一點，陶詩中有關詩例極多，前邊已讀到過的若干詩篇，在選字上的奇妙和立意上的高絕，就是明證，不必多援例講釋。

從以上四個方面分析了陶詩的藝術特色，只是就其田園詩而言的(其實，田園詩的風格，也不僅限于“淡雅”一個方面)，并未論及全詩。就全詩來說，正如是魯迅所說的，還有“金剛怒目式”的方面，限于篇幅，未能加以論述。

最后，讓我引晚清詩人龔自珍在《已亥雜詩》中對陶潛及其詩歌的評價作結。其兩首七絕云——

陶潛酷似臥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

莫信詩人競平淡，二分《梁甫》 一分《騷》。

( 《己亥雜詩·一百三十首》)

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云》發浩歌。

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俠骨恐無多。

( 《己亥雜詩·一百二十九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