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宋清詩詞·隋唐詩歌·杜甫·新安吏》鑒賞

杜甫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

借問新安吏： “縣小更無丁?”

“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

“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

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

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

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

就糧近敵壘，練卒依舊京。

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

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唐肅宗乾元二年(759)三月，圍攻叛軍安慶緒據守的鄴城(今河南安陽)的九個節度使官軍，由于叛軍史思明援軍的到來而潰敗。郭子儀退守河陽(今河南孟縣西)，洛陽震動。這時，杜甫由洛陽探親返回華州(今陜西華縣)司功參軍任所，途經新安縣(今河南省境)，見到抽中男(少年)服役的慘狀，于是寫了這首詩。在這次旅途中還寫了《潼關吏》、《石壕吏》和《新婚別》、《垂老別》，以及《無家別》等一組共六首新題樂府詩。后世稱它們為“三吏”、“三別”。這組詩同《麗人行》、《兵車行》、《前出塞》、《后出塞》一樣，都是“即事名篇，無復依旁”的富有現實主義精神的佳作。

* * * *

這首詩層次結構分明，前半與后半兩大段，前段對當權者的揭露與諷刺;后段，則對應征者的勸慰與鼓勵。

第一段(“客行”至“哭聲”)：諷當權者

這段又有二層意思：

第一層(“客行”至“王城”)：路遇“點兵”情況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 “縣小更無丁?” “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 “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

首句的客，是第三者泛稱，此杜甫自指。點兵，按照名冊征兵。更無丁，杜甫問新安吏：你這里豈無壯丁可抽遣?更，豈;丁，指成丁、壯丁。唐代實行府兵制，稱征兵文書為府帖。據《唐六典》(卷三)：“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有二為丁，六十為老。”后來改為：“百姓宜十八已上為中男，二十三已上為成丁。”成丁才服兵役，因無丁可征，挨次抽中男。故云“次選中男行”。此處的王城，指唐王朝東都洛陽，周代的王城。

這八句大意是說：

詩人正在新安道上走著，聽到一片喧鬧聲，原來是在抽丁應征。詩人請問新安吏：“這小縣難道沒有壯丁了?”吏答說：“昨夜剛下了征兵文書，將按次選取中男應征出行。”杜甫聽了，不禁感嘆說：“中男年小體矮，靠什么去守東都洛陽呵!”

第二層(“肥男”至“哭聲”)：征夫語別慘景

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

伶俜(língpīng鈴乒)，孤零零樣子。肥男、瘦男，用東漢趙孝語。據《后漢書》云：“趙弟禮為賊所得，將食之。趙孝自縛詣賊曰：‘禮餓羸瘦，不若孝肥飽。’賊感其意，俱舍之。”此處借以諷刺當權者不管民之肥瘦統統強行征召。

這四句的大意是說：

不管肥男或瘦男，也不管有無母送，統統強行征召入伍。在傍晚時，被征發的新兵全都帶走了，就如東流的白水只顧前行;而青山間卻還縈繞著送行者的哭聲。這是當時送別雙方呼天搶地的現場慘景留下的余波，即是說：天地豈無情，青山白水也為之嗚咽不止。

第二段(“莫自”至篇末)：對征人的勸慰

在這一大段中，詩意有一個大的轉折，即從揭露諷刺轉為對征人及其家人的勸慰。并且勸慰之辭十分懇切，一層深一層地進行了“全方位”的勸解與寬慰。全段十六句，幾乎每四句各含有一層意思。且看詩人是如何解勸的? 有“四勸”——

一、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先勸其不要因哀而傷體，即使把眼淚都哭干了，也不會有人同情的。這是詩人代當事者(征人及其家人)抒發怨情，并暗示朝廷無情。

二、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

再說戰爭指日可平，至于失利是偶然的、暫時的。相州，即鄴城(即今河南安陽縣)，是時為叛軍安慶緒(安祿山之子)所據。詩歌于此，不言“失敗”，也不說“敗軍”，而以“歸軍”稱之;對潰敗，且以星散營稱之。這確是良苦用心，不使征人聞之氣餒，不利于平叛的軍事行動。故用這種含蓄說法。事實怎樣呢?據《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一)載，其大意是：乾元元年(758)，郭子儀等九個節度使率軍二十萬圍攻相州安慶緒，終未攻下。二年三月，史思明帶叛軍五萬自魏州來援，時正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唐軍大敗，各節度使都退回本鎮，只有郭子儀獨自留軍保衛洛陽。詩人那種含蓄說法，是想說明這次征兵，實在出于無奈。

三、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 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

又說，新兵此去離家不遠，且工役(如挖壕、牧馬等)不重，更無危險。就糧，猶言“就食”，且近在營地，即故壘。練卒舊京，是說訓練兵卒就在洛陽舊都。不到水，是指挖壕不深。

四、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最后指出，出師有名，統帥“如父兄”，定能克敵制勝，切勿“泣血”。泣血，形容過分悲痛。仆射(yè夜)，指統帥郭子儀。郭子儀治軍深為兵士愛戴，視其為父兄。據史載：“……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見《通鑒》)

這番寬慰之辭，真可謂至誠至切，說理層層逼進，造語句句剴切，無字不動情。

* * * *

杜甫《新安吏》在藝術上，歷來得到肯定，眾口稱賞。認為“《十九首》后，得其調者，古今曹子建而已;《三百篇》后，得其意者，古今杜子美而已。”(明·王應麟語)又有說，杜詩的筆力用在“言內”，其深意溢于“言外”。

然而，此詩之題旨是什么?卻一直沒有得到統一認識，古今都有一些不同看法。

明人張綖在《杜詩通》中曾說：

凡公此等詩，不專是刺。蓋兵者兇武，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可已而不已者，則刺之。不得已而用之，則慰之哀之。若 《兵車行》、前后 《出塞》 之類，皆刺也。此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夫 《新安吏》之類，則慰也。《石壕吏》 之類，則哀也。此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則所以慰哀之者，是亦刺也。

今人的說法不甚相同，比較有代表性的，如：

《唐詩選》(余冠英主編)認為：這首詩“把對統治階級的譴責和對人民從軍的鼓勵交織在一起，反映了杜甫思想的深刻矛盾。”

《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朱東潤主編)認為：《新安吏》等“六首詩寫途中親見親聞的事實，真實地反映出戰亂時代人民的痛苦，表現了作者高度同情人民和懷念時局的心情。”

《唐詩鑒賞辭典》認為：“杜甫在詩中所表現的矛盾，除了有他自己思想上的根源外，同時又是社會現實本身矛盾的反映。……這兩種矛盾，在當時社會現實中，尖銳地存在著，然而前者畢竟居于主要地位。……杜甫的“三吏”、“三別”既揭露了統治集團不顧人民死活，又旗幟鮮明地肯定了平叛戰爭，甚至對應征者加以勸慰和鼓勵，也就不難理解了。”

《古詩今選》(程、沈合注)的看法，與《唐詩辭典》基本相似。今人還有其他一些看法，此從略。

我認為明人的評價比較中肯，既全面又深刻。《唐詩辭典》等的看法，大體與“張說”相仿，只是其深刻性尚不夠。《新安吏》，還有《新婚別》等詩，不僅僅客觀主義地再現了當時“社會現實本身矛盾”，也不只是反映了“杜甫思想的深刻矛盾”。其實，作者在自己詩中已經比較妥善地加解決了，并不是如有些評論者所說那樣，采取騎墻的“二元論”態度。

這就是說，對于眼前的諸多矛盾，如安史亂國、朝廷不恤民命、基層役政黑暗和民眾遭災而哀痛無告等等，都擺了出來，讓它們曝于光天化日之下，然后加以排比，并分出主要的次要的、更主要和更次要的(如用當今的話說，就是找出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進行妥善安排與解決。此以《新安吏》一詩為例，詩歌對于朝廷舉兵平叛的軍事行動(即戰爭)，認為是國家、民族大義所在，是第一位的。因此，明確肯定“王師”的討伐，即然暫時潰敗，也說成“歸軍”、“星散”，不至令人喪氣。在此救亡圖存的大前提下，對君王的昏憒，予以婉諷(如明說“天地”，暗示“朝廷”)，甚至幫助掩蓋失敗真正根源。對于下層執行中的黑暗吏治，加以適當的揭露，但不窮追猛打，深挖見骨(如“客吏問答”若干詩句)，權作隱忍;至于對人民遭受的苦難，詩人一面真正地給予極大的同情，一面又曉明利害，提高認識，含悲忍淚地對征夫及家人進行富有感染力的勸慰與鼓勵。在勸慰中，詩人立足點的高度和言辭的真情懇切，是十分感人肺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