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風神”垂典范——說歐陽修《伶官傳序》》原文|注釋|賞析|匯評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失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后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發，泣下沾襟，何其衰也! 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于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豪杰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

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在“序跋類”古文中，《新五代史》里的一些序，是和《史記》里的《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秦楚之際月表序》等同樣著名的。^[1]其中的《伶官傳序》，明代的古文家茅坤推為“千年絕調”，雖未免溢美，然而跌宕唱嘆，情韻綿遠，確乎得《史記》神髓而不襲其貌，可以看作“六一風神”的典范。^[2]

《新五代史》“發論必以‘嗚呼’”，^[3]這篇《伶官傳序》也不例外。為什么一上來就要“嗚呼”呢?這和歐陽修所處的時代以及他的政治態度、政治遭遇有關。

《東皋雜志》的作者曾說：“神宗問荊公(即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余謂公真不曾仔細看;若仔細看，必以‘嗚呼’為是。”認為五代之事可嘆，故多用“嗚呼”，這是搔到了癢處的;但還忽視了更重要的一面。

五代是中國歷史上出名的亂世。北宋王朝建立以后，生產得到了恢復和發展，社會得到了暫時的相對穩定。然而緊接著，統治者日益荒淫腐化，社會矛盾日益擴大加深。到了仁宗慶歷初年，以王倫、李海等為首的人民暴動接踵而起，西夏又侵擾西北邊境，屢敗宋軍。歐陽修、范仲淹等人針對當時的弊政，力圖實行政治改革，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機，卻接二連三地遭到當權派的打擊。在這種情況下，歐陽修憂心忡忡，很擔心五代慘痛歷史即將重演。而宋太祖時薛居正奉命主修的《舊五代史》又“繁猥失實”，無助于勸善懲惡。于是自己動手，撰成了七十四卷的《新五代史》，通過對五代政治與歷史人物的記述、描寫和批判，表現了他對北宋王朝的憂慮，表現了他對當時弊政和當權派的不滿。這篇《伶官傳序》，和《宦官傳論》、《唐六臣傳論》等一樣，既是史評，也可以說是針對北宋的現實而發的政論。它以“嗚呼”開頭，并非無病呻吟，而是寓有無窮的感慨的。

《伶官傳序》是冠于《伶官傳》前的短序，旨在說明寫《伶官傳》的意圖。很明顯，有關伶官的事實，自然應該寫在傳里。事實上，關于后唐莊宗寵幸伶官景進、史彥瓊、郭門高等，任其敗政亂國的史實，正是寫進了《伶官傳》里的。那么，既要寫明作傳意圖，又要避免和傳文重復，就難免概念化。歐陽修的這篇短序之所以寫得好，就在于既避免了和傳文重復，又說明了作傳意圖，而文字生動，形象鮮明，毫無概念化的毛病。

讓我們來欣賞這篇妙文。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劈頭就講大道理;而“嗚呼”與“哉”相呼應，卻造成極其濃烈的抒情氣氛。“盛衰”二字是全篇眼目，“雖曰天命”一縱，“豈非人事哉”一擒，“天命”是賓，“人事”是主。從感慨萬千的嘆息聲中，讀者已不難覺察：有些人忽略“人事”而將國家的“盛衰”委于“天命”，正是作者所痛心的。而他的寫作意圖，也已經呼之欲出。

為了避免概念化，論點一經提出，即須擺出事實來。“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這便是過渡到他即將擺出什么事實的橋梁。桐城派古文家劉大魁認為這個句子比較弱，打算刪掉。在全文中，這一句的確弱一些。然而起勢橫空而來，此后敘事的一段又筆筆騫舉;在二者之間，還是需要有這么個文氣迂緩的句子調劑一下的。一張一弛，也適用于文章做法。何況，“莊宗之所以得天下”，應“盛”，“所以失之者”，應“衰”;而下文將要寫什么，也交代得一清二楚。有了它，文章的脈絡就更加分明了。

接下去，自然要先寫“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而莊宗(李存勖)得天下的全部過程，已經寫入《唐本紀》了。何況，即使冒重復之嫌，在這里寫出李存勖得天下的經過，也必將造成文勢的拖沓，且不合“序”的體制，那又怎么辦呢?

寫一部書，像縫一套衣服一樣，如何剪裁，是要作全盤考慮的。僅從這篇小序著眼，已經可以看出歐陽修在全書的總的構思方面，付出了多少勞動!遍讀《新五代史》，就會發現：此下所寫的關于李存勖得天下的事實，不僅在《唐本紀》和《伶官傳》里都沒有寫，而且在其他任何篇里也不曾涉及。這大約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在通盤考慮之后，覺得這些事實留在這里寫最合適，因而在其他篇里不寫。其二是：這些事實本身的真實性還有問題，不便寫入有關的“紀”、“傳”;但其精神還是符合晉王(李克用)和莊宗的情況的，因而寫在這篇“序”里，“虛寄之于論以致慨”。看來這兩個原因都有，而后者的成分更大。所以先用“世言”二字冒下。

比歐陽修早生五十多年的王禹偁在《五代史闕文》中寫道：“世傳武皇(李克用)臨薨，以三矢付莊宗曰：‘一矢討劉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圖也。一矢擊契丹;……阿保機與吾把臂而盟，約為兄弟，誓復唐家社稷，今背約附梁，汝必伐之。一矢滅朱溫。汝能成吾志，死無憾矣!’莊宗藏三矢于武皇廟庭。及討劉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廟，請一矢，盛以錦囊，使親將負之以為前驅;及凱旋之日，隨俘馘納矢于太廟。伐契丹、滅朱氏亦如之。”開頭用“世傳”二字，也見出王禹偁的嚴肅態度。對于這些事實，司馬光在《資治通鑒考異》卷二十八中通過考證，作了這樣的結論：“莊宗初嗣世……未與契丹及守光(燕王)為仇也。此蓋后人因莊宗成功，撰此事以夸其英武耳。”胡梅磵則認為：“晉王實怨燕與契丹，垂歿以屬莊宗，容有此理。”姑無論這些事本身可信不可信，而李存勖“英武”是真實的，后來也確曾“系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因而寫進這篇序里，并沒有什么不可以。而且，這些本來用以夸贊李存勖“英武”的情節，正適合于說明他的所以“盛”全在于“人事”。

“世言”兩字，直冒到“及凱旋而納之”。事實根據王禹偁的記載，而文字卻更精煉、更生動、更傳神。不僅“敘事華嚴”;寫李克用臨終之言和“與爾三矢”的動作，真是繪聲繪色!簡短的幾句話，說得很急促，很斬截;追述已往的恨事，激勵復仇的決心，如聞切齒之聲，如見怒目之狀。寫李存勖受父命，只一句：“受而藏之于廟。”而“受而藏”的行動，卻既表現了他的堅定意志，也流露出他的沉重心情。而這，又為后面殺敵致勝的描寫和“憂勞可以興國”的論斷埋下了伏線。

從“晉王之將終”到“及凱旋而納之”，“莊宗得天下”似乎已經寫完了。但在這里，關于李存勖復父仇的事未免寫得太簡括，不足以落實那個“盛”字。然而別忙!看來這是作者有意安排的。用“及凱旋而納之”一收，卻立刻用“方其……”承上提起，作了追敘;并在追敘的基礎上作出判斷，表明了作者的態度。由幾個既對偶、又錯落的短句構成的長句，一口氣讀下去，有如迅雷猛擊、暴雨驟至、烈風巨浪相激搏。就李存勖說，“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就作者的行文說，也是“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

從“及仇讎已滅”到“何其衰也”寫“失天下”。夾敘夾寫夾議，極概括而又不乏形象性。讀之只覺陰風颯颯，冷雨凄凄，與前一段形成鮮明的對照：就史實說，一“盛”一“衰”;就文勢說，一揚一抑。兩相激射，而作者肯定什么，否定什么的情緒，也洋溢于字里行間，給讀者以強烈的感染。

光看這一段文字，對李存勖失天下的具體過程自然還不甚了了。但這不能責怪作者，因為那些事實全寫入了《伶官傳》。作為《伶官傳》的序，只要提幾筆就夠了。

接下去，用“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于人歟?”兩個反詰語一宕，既承上，又轉下。前一句照應“得失”、“天命”，是陪筆;后一句照應“豈非人事”，是主意。“書曰”以下，緊承第二個反詰語，用“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幾句，充實一開頭提出的論點，揭示李存勖得天下與失天下的根源。“故方其盛也……”與“及其衰也……”兩層，回應“盛”“衰”，先揚后抑，一唱一嘆。如李伯所說：“雖仍就后唐之盛衰反復詠嘆，而神氣已直注于結末三句。”

作者通過李存勖得天下與失天下的事實，闡明了“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自然之理”，從而有力地體現了他的寫作意圖(在《伶官傳》里，便著重寫李存勖得天下以后溺于伶人，如何“滿”、如何“逸豫”的事實)。行文至此，似乎可以收束了。但他還嫌不夠，又推開一步，提出更有普遍性的兩個問題感慨作結。從文意上說，更見得語重心長;從文勢上說，也顯得煙波不盡。真有“篇終接混茫”之妙。而其所以語重心長，正由于作者憂國情深。當時的北宋王朝，表面上雖稱“盛世”;但其實已經危機四伏。“禍患常積于忽微”，難道不應該及早注意，防微杜漸嗎?當時的北宋統治者，固然不像李存勖那樣溺于伶人;然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足以溺人者，“豈獨伶人也哉”!難道不應該提高警惕，居安思危嗎?作者寫這篇文章，分明是痛恨當時統治者的“滿”、“逸豫”和溺于奸邪小人，希望他們從李存勖那里吸取歷史教訓的。

這篇用以“序”《伶官傳》的文章，實質上是論說文，所以不少人管它叫《伶官傳論》。但又和非文藝性的論說文不同。寫李克用憤恨填膺，須眉皆動;寫李存勖始而英毅，繼而衰颯，神態如生。極富形象性，而又跌宕唱嘆，情深韻遠，于尺幅短章中見縈回無盡之意。所謂“六一風神”，在這里表現得最明顯、最集中。從藝術技巧的角度看，其中有些東西，還值得我們借鑒。當然，借鑒不等于“照搬”。《文章精義》的作者曾說歐陽修的文字“遇感慨處便精神”。的確，所謂“六一風神”，除了語言的平易暢達、富有音樂感而外，最基本的因素，恐怕就和這“感慨”有關。而歐陽修的感慨，則如前面所說，來自北宋王朝的危機、來自他為了爭取實行政治改革而受到的政治打擊。明清兩代的某些古文家如茅坤、姚鼐等，不一定有類似的情感，卻往往機械地摹仿“六一風神”，其結果自不免于裝腔作勢、無病呻吟。這在我們學習古人的時候，也正好可以作為前車之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