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憂后樂諭騷人——說范仲淹《岳陽樓記》》原文|注釋|賞析|匯評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劉少奇同志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曾用“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說明共產黨員在人民群眾中“吃苦在前，享樂在后”的高貴品質，這兩句話即見于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岳陽樓記》是一篇有名的古文。宋人王辟之曾說：

慶歷中，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為天下第一。政成，增修岳陽樓，屬范文正公為記，詞極清麗。蘇子美書石，邵竦篆額，亦皆一時精筆。世謂之“四絕”云。^[1]

作為“四絕”之一的《岳陽樓記》，北宋以后的許多古文選本差不多都選了它，解放后也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全文共分五段。第一段，敘作記的原因。分三層。“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這是第一層。“謫”字是全文的關鍵。“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這是第二層。一個被“謫”的人而能做出這樣的成績，自然值得贊美。作者寫這幾句，正是贊美滕子京;但也另有用意，后面再談。“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這是第三層。“乃”字承上啟下，說明“重修岳陽樓”是在“政通人和，百廢具興”的前提下進行的。這就把滕子京和那些只顧壓榨人民血汗、大興土木供自己玩樂的統治者區別開來了。

第二段共兩層。作者在前一段只用兩句話交代了重修岳陽樓的全部工程，并沒有描寫重修后的岳陽樓如何壯麗，因為這與他所要表現的主題無關。到了第二段，先寫岳陽樓上所見的自然形勝：“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這是第一層，也寫得很概括。因為一則“前人之述備矣”(與前段中的“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呼應)，^[2]用不著重復;二則這不是重點，僅是逐漸向重點過渡的橋梁。是怎樣過渡的呢?“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這是第二層，以“然則”承上轉下：既然岳陽樓之大觀如此，那么，南來北往的“遷客騷人”(“遷客”與前段中的“謫”字呼應)到這里登高四望，觸景而生的情感豈不有所不同嗎?這一反問引出了第三段和第四段：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這兩段是對“覽物之情，得無異乎?”的回答。多用偶句，在形式和內容上是對稱的：都是先寫景，后寫“遷客騷人”觸景而生的“情”。景不同，情也不同。一悲一喜，形成鮮明的對照，坐實了上面的“異”字。

最后一段是全文的重點，即古人所謂“結穴”。“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提出理想化了的“古仁人”用以否定上兩段所寫的“遷客騷人”，這是第一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歟!”具體地寫出“古仁人”不同于“遷客騷人”的宏大抱負，回答了前面的“何哉?”這是第二層。“噫!微(非)斯人，吾誰與歸?”這是第三層。作者含蓄地、但也明確地表示了他的態度：他是把這樣的“古仁人”作為學習的榜樣的。雖然沒有提“以物喜”、“以己悲”的“遷客騷人”，實際上是把他們否定了，而那種感慨系之的語氣，更加強了否定的力量。

全文步步深入，由反而正，章法謹嚴而又富有變化。

在一篇作品中否定什么，肯定什么，這與當時的社會環境、作者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傾向有關。范仲淹寫這篇文章的時代，北宋王朝因政治腐敗，階級矛盾已復雜而尖銳，民族矛盾(契丹的威脅、西夏的侵略)也日益嚴重。由于莊園制度的發展，大地主官僚憑借政治、經濟上的特權，巧取豪奪，兼并土地，壟斷工商業，這就使得佃農、自耕農、自由商人、手工業者和大地主官僚之間也發生了劇烈的沖突，中小地主和大地主官僚之間也產生了矛盾。而民族矛盾，由于戰爭所需的人力物力在不同程度上加重了大地主官僚以外的其他階級、階層的負擔，所以又反轉來加劇了階級矛盾的尖銳化。在這種復雜的社會矛盾中，當然農民和大地主官僚的矛盾是基本的;中小地主和大官僚之間的矛盾雖非根本性的，但在現實利益上畢竟也有矛盾;中小地主和農民、手工業者之間當然有矛盾，但在反對大地主官僚的特權這一點上，又有一致性。而北宋統治者為了換取地主階級的支持，大開科舉的結果，許多中小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也登上政治舞臺;在這種階級矛盾尖銳、國防危機嚴重的情況下，他們首先從中小地主階層的利益出發，要求實行政治改革，并以范仲淹為中心，形成一個較有進步性的政治集團，與代表大地主官僚利益的“邪黨”(以夏竦、呂夷簡為中心)作斗爭。由于大地主官僚的經濟力量仍然保持支配地位，在政治上也自然握有實權，因而以范仲淹為首的政治集團中的許多人物，都一再地遭到打擊，作了“遷客”。

范仲淹出生于貧苦家庭，兩歲時死了父親，其母謝氏由于無法維持生活，不得不帶著他再嫁長山朱氏。他青年時在醴泉寺僧舍讀書，“日作粥一器，分為四塊，早暮取二塊，斷虀數莖，入少鹽以啗之。”^[3]后來入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枕。夜或昏怠，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4]從而也有可能看出時政的腐敗、提出改革的要求。所以他在做秀才的時候，便“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登進士第后，接二連三地上書議論國事。明道二年(1033)，他以右司諫的身份反對奸相呂夷簡，被貶到睦州。景祐二年(1035)召還。次年，上書批評時政，要求選賢任能;呂夷簡誣指他離間君臣，又貶到饒州。

康定元年(1040)任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并任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延州，防御西夏。他積極訓練士卒，爭取、團結沿邊的羌族，提拔狄青、孫沔等得力將官，并于險要之處筑城堡，嚴加防御。因此，他守邊數年，西夏的上層統治者不敢輕易侵犯，并互相警告說：“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指以前守邊的范雍)可欺也。”^[5]其防御西夏的策略，主要見于他寫的《議攻》和《議守》。^[6]他主張，“用攻則宜取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要久守而民力不匱，則應該“屯田”。而最終目的，則在于息兵結和，使“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富實，雞鳴犬吠，煙火萬里”。

慶歷三年(1043)以后，大地主官僚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夏竦、呂夷簡等由于歐陽修、蔡襄、孫沔等交章彈劾而先后罷免，范仲淹、韓琦、富弼等執掌政權，提出許多改革政治的主張：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對內外職官嚴加考核，非有功績，不得升遷;嚴選各路監司，有不稱職者，就班簿上一筆勾去。又更定蔭子法：公卿大臣除長子不限年齡外，其他子孫非年過十五、弟侄非年過二十，不得蔭官。這些措施，立刻引起許多貴族、舊臣、濫官污吏的不滿，攻擊范仲淹引用朋黨，甚至偽造石介給富弼的信，誣告他們要廢除皇帝。終于慶歷五年，迫使他們離開朝廷。

《岳陽樓記》是慶歷六年九月十五日寫的。作者于先一年出知鄧州。就是說，作記的時候，他已經是“遷客”。在中國封建社會里，“遷客”往往也是“騷人”(詩人)。那些“遷客騷人”，大都因“懷才不遇”而牢騷滿腹，多愁善感。作者在幾次被貶謫、如今又作“遷客”的情況下寫這篇文章，卻能否定一般“遷客騷人”“以物喜”、“以己悲”，被個人得失和環境變化所支配的卑微情感，而提出所謂“古仁人”作榜樣，這分明是對自己的鞭策，也是對因受“邪黨”迫害而作了“遷客”的許多朋友的勉勵——首先是對滕子京的勉勵。

在前面曾經談到，“滕子京謫守巴陵郡”的“謫”字是全文的關鍵。滕子京名宗諒，是范仲淹的同年(同于大中祥符八年中進士)，也是政治上的戰友。慶歷二年，他以天章閣待制任環慶路都部署、并知慶州，在防御西夏方面曾有所貢獻。次年被人誣告，牽連甚眾，囚系滿獄。范仲淹、歐陽修替他辯白，先貶知鳳翔府，后又貶知虢州。慶歷四年，“邪黨”的骨干之一王拱辰提出滕子京“盜用公使錢，止削一官，所坐太輕”;因而又貶到岳州，即范仲淹所說的“謫守巴陵郡”。

滕子京是個什么樣的人呢?請看蘇舜欽的《滕子京哀辭》：

云霓收壯氣，星象卷英魂。賢人去何賴?才亡世不尊!論兵虛玉帳，問俗失朱轓。自為知音絕，低徊慟寢門。

忠義平生事，聲名夷翟聞。言皆出諸老，勇復冠全軍。冥漠知誰主，賢愚豈更分!江頭送丹旐，哭向九華云。^[7]

這兩首詩當然有些夸張，但也可以說明滕子京畢竟有才能、有抱負。證明前引《澠水燕談錄》中的“治最為天下第一”并非溢美之詞，也可以相信范仲淹所說的“政通人和，百廢具興”符合事實。然而作為一個“遷客”，他的情感卻和記中所贊揚的“古仁人之心”相去甚遠。

范公偁在《過庭錄》里說：

滕子京負大才，為眾所嫉。自慶帥謫巴陵，憤郁頗見辭色。文正(范仲淹)與之同年友善，愛其才，恐后貽禍;然滕豪邁自負，罕受人言，正患無隙以規之。子京忽以書抵文正，求岳陽樓記，故記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其意蓋有在矣。

范公偁是范仲淹之后，他的《過庭錄》所記的事實，都是從他父親那里聽來的，其中關于范仲淹的部分，相當可信。這條關于滕子京求寫《岳陽樓記》的材料，尤為珍貴。此后的有些材料，也可以與此相補充。如南宋周煇《清波雜志》(卷四)云：

放臣逐客，一旦棄置遠外，其傷悲憔悴之嘆，發于詩什，特為酸楚，極有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陽樓，或贊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憑欄大慟數場!”閔己傷志，固君子所不免，亦豈至是哉!

明人袁中道《游岳陽記》(《珂雪齋文集》卷六)云：

昔滕子京以慶帥左遷此地，郁郁不得志，增城樓為岳陽樓。既成，賓僚請大合樂落之。子京曰：“直須憑欄大哭一番乃快。”范公“先憂后樂”之語，蓋亦有為而發。

《岳州府志》中關于滕子京修岳陽樓請范仲淹作記的記載，也是與范公偁的記載一脈相承的。

看了這些材料，再來讀《岳陽樓記》，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滕子京謫守巴陵郡”的“謫”字，的確是全文的關鍵，而“先憂后樂”云云，則是全文的結穴。中間否定的“以物喜”、“以己悲”的“遷客騷人”，分明包括滕子京在內;后面提出的“古仁人”，也正是希望滕子京作為榜樣，進行學習的。“噫!微斯人，吾誰與歸?”說的是“吾”，指的主要是滕子京。那意思是：我離開了這樣“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古仁人”，就迷失了前進的方向，那么，你呢?

前面說過，“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是贊揚，但也另有用意。用意何在呢?那就是勖勉滕子京應該看得遠些，“不必憑欄大慟”，而要進一步做到“政通人和，百廢具興”。

這篇作品的客觀意義當然有更大的普遍性;但作者卻主要是規勸、或者說是批評“罕受人言”的滕子京的。規勸、批評而不露鋒芒，卻又很有力量，也顯示了作者的構思之妙。

就思想內容說，這篇作品所表現的基本上是儒家的仁政主義。“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這是說，在朝廷里作官，就應該關懷民間疾苦;“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是說，即使沒有作官，或者作官而被貶到邊遠地區，也不應該忘記皇帝，而要關懷他能不能做“仁君”、能不能行“仁政”。非常明顯，作者是既考慮人民的利益，又不否定封建制度的。既然如此，他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內容也就十分明白了。“先天下之憂而憂”，主要是“憂”小人專權、政治腐敗，人民痛苦不堪，必將起而反抗;“后天下之樂而樂”，是“樂”“仁政”實行，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緩和，封建秩序得到穩定。總之，其歷史和階級的烙印是清晰可辨的。所以，當我們用這兩句話來說明共產黨員的優秀品質的時候，已經賦予了新的內容，這是不言而喻的。

就藝術表現說，《岳陽樓記》有許多特點。駢散結合，排比工整，詞采富麗，頗有詩味，這是眾所熟知的。結構嚴密，構思精妙，規勸滕子京不露痕跡、卻很有力量，這也在前面談過了。除此而外，還有幾點值得注意。

這篇文章仿佛一向以善寫景著名。《后山詩話》中說：“范文正公為《岳陽樓記》，用對話說時景，世以為奇。”宋人林正大曾把這篇文章概括成《水調歌頭》：

欲狀巴陵勝，千古岳之陽。洞庭在目，遠銜山色俯長江。浩浩渾無涯際，爽氣北通巫峽，南去極瀟湘。騷人與遷客，覽物興尤長。

錦鱗游，汀蘭郁，水鷗翔。波瀾萬頃，碧色上下一天光。皓月浮金千里，把酒登樓對景，喜極自洋洋。憂樂有誰會?寵辱兩具忘。

所采取的也主要是其中的寫景部分。那些寫景部分，的確相當出色。作者以非常精煉的詩的語言，描繪了幾種迥不相同的自然景色，形象鮮明突出，極富感染力。

可是這篇作品，卻并不是寫景文。

古文中的“記”，從前的許多文論家都認為是“記事之文”。而《岳陽樓記》卻只有第一段“記事”;中間幾段大部分“寫景”;最后一段，又分明是“議論”。一種文章體裁，并不是一個死硬的框框。范仲淹把“記事”、“寫景”、“議論”冶于一爐，正顯示了他的創造性。

不過只說有記事、有寫景、有議論，還不足以說明這篇文章的主要特點。這篇文章，實質上是議論文——獨特的議論文。

寫議論文，通常先提論點、再擺論據。而這篇文章的論點卻在最后，即“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個論點，是通過對“遷客騷人”的否定樹立起來的。全文的第一段突出“謫守巴陵郡”，第二段從“岳陽樓之大觀”引出“遷客騷人”的“覽物之情”;“若夫”“至若”兩段盡管寫景很出色，但不是為寫景而寫景，而是為了寫“遷客騷人”的“情”;而寫“遷客騷人”的“情”，又是為了用這種只局限于個人的“情”來反襯“古仁人之心”的“偉大”“崇高”，實際上起了論據的作用。

有扼要的記事，有生動的寫景，有簡明的議論;寫景與議論，又帶有濃郁的抒情色彩。而這一切，又都是為樹立論點服務的。這種寫法，不能不說是“別開生面”。

陳師道(后山)把各種文體的特點絕對化，因而對《岳陽樓記》這種“別開生面”的寫法很不滿，他說：“退之(韓愈)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他是主張“記”這種體裁，只能“記其事”、而不能發議論的。王若虛反駁說：“議論雖多，何害為‘記’!蓋文之大體固有不同，而其理則一。殆后山妄為分別，正猶評東坡以詩為詞也。”毫無疑問，王若虛的意見是正確的。把任何一種文體弄成一種死硬的、一成不變的框框，都是形而上學的表現，都不利于發揮作家的創造性，因而也不利于文藝的健康發展。

同時，范仲淹并不是為原來的岳陽樓寫記，而是為滕子京“重修”的岳陽樓寫記。滕子京“重修岳陽樓”，為的是“憑欄大慟數場”，以發泄遭迫害、被貶謫的憤懣;范仲淹針對這一點寫記，就不能用公式化的辦法。明白了這一點，就可以看出范仲淹的這篇“別開生面”的文章，“議論雖多，何害為記”!它是為滕子京“重修”岳陽樓寫的記，是有的放矢的、最貼切的記。

范仲淹的這篇《岳陽樓記》，可以說是一篇文藝性的議論文。在我國各種體裁的古文中，是有許多各具特點的文藝性的議論文的。我們應該重視這個傳統。魯迅的某些雜文，瞿秋白稱之為“文藝性的社會論文”，馮雪峰稱之為“詩和政論相結合的小品”，這不能不說是對我國源遠流長的文藝性議論文傳統的繼承、革新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