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詩詞研究《“人乎其內”而又“出乎其外”的審美態度》

一種真正有價值的美學思想必然植根于特定的生活實踐經驗之中。這不僅是指生活的客觀內容，尤其是指對生活的審美態度與審美的實踐方式。傳統的美學理論中，往往把審美態度描述為一種脫離現實利害關系的超然物外態度。而作為一個革命家和黨的領導人，毛澤東一生都從事著與人民生死利害密切相關的革命實踐活動，當然同超然物外的審美態度無緣了。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毛澤東從來就不是一名單純務實的一般實干家。1929年10月，毛澤東率領紅四軍攻克上杭，在閩西開展土地革命運動時寫了一首詠重陽節的詞《采桑子·重陽》。這首詞以“人生易老天難老”這樣富于哲理意味的警句起首，而以“寥廓江天萬里霜”這樣大氣磅礴的景象描寫作結，使全詞具有一種吞吐宇宙的深遠遼闊氣象。這種氣象來自作者恢宏廓大的襟懷，決不是單純埋頭務實的人所能企及的。詞中有“戰地黃花分外香”之句，點明了當時正是戎馬倥傯的戰爭時期，并且還表明作者并沒有回避或暫時忘卻了正在從事的血與火的現實斗爭。但詞中對此僅點到即止，而將主要的興趣放在整個宇宙人生的高度，放在萬里霜色的自然中。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對特定、有限的現實的超越。這種超越當然不是脫離現實利害的超然物外的態度，而是從新的高度涵蓋和俯瞰現實的態度。一個單純的實干家只能應對和操作現實，而只有超越于具體現實時才可能觀照和認識現實。毛澤東詞作中所表現出的正是對現實的審美觀照與認識。

文學創作本身作為一種審美活動而具有超越性，這是文藝活動自身的屬性之一。僅僅這樣，還不足于解釋毛澤東的美學思想。但如果縱覽毛澤東的整個生活歷程，我們將發現那種審美的超越態度貫穿在生活實踐之中，成為毛澤東心靈生活的一個特征。1925年，毛澤東為反對當時共產黨內存在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與張國燾左傾機會主義兩種傾向而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這是一篇完全針對現實問題進行科學分析論證的理論文章，但在文章中不時穿插著一些形象生動的文學性描寫。如在描述中國小資產階級的三個部分時有這樣一些描寫：

第一部分是有余錢剩米的，即用其體力或腦力勞動所得，除自給外，每年有余剩。這種人發財觀念極重，對趙公元帥禮拜最勤，雖不妄想發大財，卻總想爬上中產階級地位。他們看見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東，往往垂著一尺長的涎水……第二部分是在經濟上大體上可以自給的……他們覺得現在如果只使用和以前相等的勞動，就會不能維持生活。必須增加勞動時間，每天起早散晚，對于職業加倍注意，方能維持生活。他們有點罵人了，罵洋人叫“洋鬼子”，罵軍閥叫“搶錢司令”，罵土豪劣紳叫“為富不仁”……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謂殷實人家，漸漸變得僅僅可以保住，漸漸變得生活下降了。他們每逢年終結賬一次，就吃驚一次，說：“咳，又虧了!”

上面這些敘述的內容既不是實證的論據，也不是邏輯推理，而是形象的直觀。這種形象描寫的話語在理論文章中的作用如何，對于我們來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顯示出毛澤東革命活動的一種個人特點：他不僅是在行動，而且是在觀照。對于毛澤東來說，小資產階級的狀況不是既成的簡單事實，而是生動的過程。要能夠把握住這種生動的過程，就需要一種超越于個別現實之上對事物本質特征的直觀。在這里，毛澤東對現實生活的態度具有了審美的意義。毛澤東的美學思想的心靈起點就在于對現實的審美超越態度，而在他一生的思想發展過程中，始終貫穿著這種不脫離現實然而又超越于現實的人生態度。

毛澤東一生經歷并參與、影響了中國現代史的基本進程，他的人格精神的發展也同這個歷史進程相統一。

從毛澤東所接受的傳統與他早年的生活環境來看，他是一個普通的農民的兒子的審美實踐者。他一生革命活動的背景、基礎和目標都同中國農民的命運密切相關。然而他卻在自己的發展中超越了傳統和環境所加給他的限制，創造了獨具風格的審美經驗。據斯諾所記，毛澤東談自己少年時代時，說到自己讀了許多中國舊小說和故事，有一天忽然想到，這些小說中的人物都是勇士、官員或者文人學士，沒有農民當主角。“對于這件事，我納悶了兩年，后來我就分析小說的內容。我發現它們全都頌揚武士，頌揚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地的，因為他們擁有并控制土地，并且顯然是迫使農民替他們耕作的。”表面看來，一位農民的兒子注意到書中沒有寫農民，這是很自然的。實際上并非如此。農民的生產活動是中國封建文化的物質基礎，但這是通過剝削而形成的。因此在封建文化的等級秩序中，生產活動受到貶抑。對于傳統的農民來說，這是個既成的事實，所以他們并未自覺出這種問題。農民自己也只是把生產作為維持生存的活動而不是觀照、欣賞的對象。當毛澤東提出這樣的問題時，實際上已超越了農民的視野，把整個社會關系納入自己關注、思考的范圍。在他看來，農民和農民的生活不僅僅是消極的物質存在，而是應當被觀照、表現的對象。這種超越普通農民限制的社會歷史意識是他走向革命生涯的起點，也是他的審美視野轉向社會歷史的起點。

1910年毛澤東離家外出求學，直到1920年創辦共產主義小組，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為止，這十年間他同當時許多立志救國的青年一樣，度過了一段充滿激情、理想與徘徊、探索的時光。從他的整個革命生涯來看，這十年是一個序曲。而從他的心靈發展來看，這十年中形成了他那具有鮮明個性的氣質與精神境界。湘鄉東山學校的國文教師曾在他的作文后批道：“視此君身有仙骨，寰觀氣宇，似黃河之水，一瀉千里。”高瞻遠矚、大氣磅礴正是毛澤東精神氣質的鮮明特點。他在1918年送羅章龍赴日本時贈七言古體詩一首稱：“名世于今五百年，諸公碌碌皆馀子”，大有睥睨一世之概。這種豪邁的精神個性在中國歷史上并非僅見，但毛澤東與歷史上的豪放之士卻不相同。從先秦時代以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自命的孟子到晚清的龔自珍等人，歷來的豪放之士雖都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氣魄與胸襟，但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這種氣魄往往缺乏實踐性而成為主觀的精神，這使得歷史上的豪放之士的命運常常具有悲劇性。而毛澤東與歷史上的那些人物不同之處在于，他的豪邁氣概的基礎是在學習、探索與革命實踐中形成并不斷發展的認識與信念，因而是一種更積極、更富于實踐意義的精神。十年的探索使他逐步擺脫了實際生活范圍的限制和唯心主義社會歷史觀的影響。當他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時，意味著他在精神上超越了那個時代的文化傳統所加給他的限制，而這種超越又是植根于科學與實踐基礎之上的。這使得他的美學思想從這個階段開始具有了超越性與實踐性的雙重品質——他后來所倡導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兩結合”的審美理想，就來源于他的美學思想的超越性與實踐性這雙重品質。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毛澤東的生活道路發生了重大轉折：從那時以后的半個多世紀中，毛澤東一直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一位領導人物而工作和生活的。這種狀況影響到了他后來的思想感情、精神境界乃至整個人格的發展。

從1927年率領紅軍上井岡山起，毛澤東的生活道路和精神境界都產生了一次深刻的轉折。他由一名一般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為革命軍隊和政權的領導人。這種轉變不僅是職業、地位與身份的轉變，更重要的是人格精神的轉變：在此之前的毛澤東，是作為一個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個人而生活、而行動的;而此后，他逐漸成為一個統一的軍事、政治集團的代表，他的思想和行動則越來越成為一種統一的社會行動的一部分。這是一次新的超越：他超越了個體的限制，把自我融入了中國共產黨和黨的革命事業之中。所以從這時起，毛澤東作為個人的歷史消失了，而代之以現代中國革命的歷史。他在超越了個體限制的同時獲得了一個從更高層次觀照自身行動的優越地位。1936年底，毛澤東寫了一本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經驗的著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本書一開頭便寫道：

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革命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連續三層遞進的句子提示出了這本軍事著作的特點是把紅軍的戰爭經驗提升到了戰爭規律的高度進行認識和研究的。全書以嚴謹系統的體系結構組織起了如數家珍般的紅軍戰例分析，從而成為一本出色的軍事教科書。但在我們看來，這本書還顯示出作者對待自己經驗的一種態度：他所關注的不是個人的、個別的經驗，而是作為紅軍整體的普遍性經驗;而且在談到這些經驗時，他都以個人介入和作用的層次去分析和解釋這些經驗。總而言之，是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的軍事藝術家態度，這本書因此而具有了藝術創造的特征。作者不僅使軍事經驗成為可以總結、傳授的規律性知識，而且使之成為令人產生興趣的觀照對象，所以毛澤東的這類論著讀來都使人感到興味盎然。

從井岡山到北京的二十多年革命生涯中，毛澤東作為一名政治家、軍事家、作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權與軍隊的最高領導者，把自己的整個生活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聯系在一起，這使他在更大范圍的深廣度上超越了個人的限制。然而另一方面，他的精神個性并沒有湮沒于作為群體行為的革命活動實踐之中，反而使他從事的革命活動帶上了他的精神個性。他的軍事論著所顯示出的審美觀照態度正是他精神個性的一種體現。可以說，他既超越了個人的限制，也超越了具體實踐的限制。

1939年，毛澤東對文學藝術工作提出了一個要求：抗日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這個要求可看作是后來文藝理論界爭論不休的“兩結合”口號的濫觴。當毛澤東要求用革命的觀念去指導實踐時，不僅意味著實踐向理論的上升，而且意味著主體精神從實踐層次向理想高度的超越。對于毛澤東來說，革命的浪漫主義既是藝術精神，更是革命精神。

從建國以后直到1976年逝世，毛澤東的人格精神發展經歷了又一個新的、也是最后的階段。這個階段從他從事的活動來看，是逐漸從直接領導和處理事務的國家首腦位置退居到二線的過程。翻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便可發現，從50年代起，他的論著有兩個傾向：一是向高于領導活動的理論原則層次上升，如《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經典論著便具有這種高度的理論性與原則性;二是對低于一般領導層次個別現象的關注，如對于農村中社會主義改造的個案研究，對某個學者個人的注意等。這兩個傾向殊途同歸，都是他的精神境界又一次超越的表現。他開始更日益注重于超越國界的政治關系研究，超越于現實的歷史和未來思考。這種超越對中國社會發展而言的利弊是非此處不必細論。但從人格精神發展來看，這一次超越使他上升為一個真正的歷史巨人——井岡山以前的毛澤東，可以從一個個人的角度評價他的生活與思想;從井岡山到建國時的毛澤東，就要從現代中國革命史的角度去認識和評價;而對于生命中最后20年的毛澤東，無論是非毀譽，都不能離開當代國際關系、共運史和新中國的未來命運去談論。“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這里顯示出毛澤東最后達到的精神境界——觀照世界歷史與未來的審美超越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