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詩詞研究《“文革”前的起步和豐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于毛澤東詩詞的大量發表和結集出版，特別是由于毛澤東本人領袖威望的日益提高，使毛澤東詩詞研究呈現出異常活躍的局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從1957年至1986年，毛澤東詩詞先后有8次發表和出版。每次都引發全國性的學習和研究的熱潮。這里，我們先描述建國后至“文革”前的毛澤東詩詞研究狀況。

在建國后的八年中，毛澤東在戰爭年代寫的一些詩詞，通過傳抄的方式，已在廣大干部和群眾中流傳了。但對他詩詞的研究仍只限于《沁園春·雪》，如《文匯報》1951年1月發表的錫綸的《毛主席的<詠雪詞>》、柳亞子的《關于毛主席<詠雪詞>的考證》和臧克家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的《雪天讀毛主席的<詠雪詞>》等文，或是回顧《沁園春·雪》發表的前后經過，或是闡釋《沁園春·雪》的思想內容與歷史意義。

1957年1月，臧克家主編的《詩刊》創刊，出刊前，編委會的同志致書毛主席，要求發表他的詩詞。毛澤東于1月12日，將18首詩詞抄寄給他們，并自謙說：“這些東西，我歷來不愿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再則詩味不多，沒有什么特色。既然你們認為可以刊載，又可為已經傳抄的幾首改正錯字，那么，就照你們的意見辦吧。”(《關于詩的一封信》)1月28日，這封信連同毛澤東的18首詩詞發表在《詩刊》創刊號上。這18首是：“《沁園春·長沙》、《菩薩蠻·黃鶴樓》、《西江月·井岡山》、《如夢令·元旦》、《菩薩蠻·大柏地》、《清平樂·會昌》、《憶秦娥·婁山關》、《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長征》、《清平樂·六盤山》、《念奴嬌·昆侖》、《沁園春·雪》、《七律·和柳亞子先生》、《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水調歌頭·游泳》。這是毛澤東詩詞第一次集中發表，全國上下無不被其藝術魅力所折服，出現了排隊爭購《詩刊》的場面。1958年元旦，《湖南師院院刊》發表了《蝶戀花·答李淑一》，同年1月號《詩刊》作了轉載;1958年10月號的《詩刊》上，發表了《七律二首·送瘟神》;1962年，《人民文學》5月號又發表了毛澤東的《詞六首》：《清平樂·蔣桂戰爭》、《采桑子·重陽》、《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蝶戀花·從汀洲向長沙》、《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1963年12月，《毛主席詩詞》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除全部收入已正式發表的詩外，又新公布了10首：《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廬山》、《七律·為女民兵題照》、《七律·答友人》、《七律·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詠梅》、《七律·冬云》、《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這是“文革”前毛澤東詩詞發表的大致情況。

在毛澤東詩詞接連發表的前提下，有關毛澤東詩詞的學習和研究活動，在“雙百”方針的指導下相當活躍。據不完全統計，從建國初期到“文革”前，全國發表的研究文章在1000篇以上，其中單篇賞析、評介文章800多篇，綜合研究文章200多篇。并出版了一批研究專著，編印了有關的研究資料。

1957年1月，毛澤東詩詞第一次集中發表，首次在全國引發了研究的熱潮，各地報刊紛紛發表賞析和評介性的文章，剖析毛澤東詩詞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這些文章有的是談對毛澤東詩詞的總體印象，如張國光的《偉大的詩人 光輝的詩篇——讀毛主席的詩詞》(《長江日報》1957年2月17日)，臧克家的《毛主席的兩首詞〈長沙〉〈游泳〉》、《讀毛主席的四首詞》(分別見《中國青年》1957年第4期，《文藝學習》1957年第3期)，路坎的《毛主席詩詞中“動”的描寫》(《文學知識》1958年第3期)，安旗的《第一等襟抱第一等真詩——毛主席詞讀后記》(《文藝月報》1958年5月號)等。均產生了較好的影響，對廣大讀者閱讀，理解毛澤東詩詞，起到了積極的導向作用。

與傳統的詩詞相比，宏大的氣魄，浪漫的想象，是毛澤東詩詞的重要特點。研究者們都注意到了這一點，郭沫若率先在《紅旗》1958年第3期上，發表了《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一文，較早地系統論述了毛澤東詩詞的創作方法。他指出，毛澤東詩詞常常“使用著浪漫主義的極夸大的手法，把現實主義的主題襯托得非常自然生動，深刻動人”，“是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典型的結合”。毛澤東“是最偉大的一位現實主義者，同時又是最偉大的一位浪漫主義者”;“是偉大的革命家，同時又是偉大的作家、詩人”。與此同時，安旗的《略談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的結合》，胡復旦、喬先知的《毛澤東詩詞與革命浪漫主義》等(分別見《星星》詩刊1958年第8期，《蘭州大學學報》1958年第2期)，都表達了同樣的見解。稍后，胡經之在《文學評論》上發表了《理想與現實在文學中的辯證結合》一文(1959年第1期)，以《念奴嬌·昆侖》為例，說毛澤東詩詞是“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結合”的典范，認為“這不是一般的革命現實主義或者革命浪漫主義的詩篇。這里，我們不能機械地把前半闋說成是寫現實對象，而后半闋又是寫理想。不是的，共產主義理想和對現實的深刻認識貫穿了整個詩篇，不能把兩者孤立地割裂開來”。“通過對昆侖山脈的廣大空間的具體描繪，自然地抒發了這種崇高的理想;由于從崇高的理想出發，詩人在認識和反映這現實對象——昆侖山時，就一眼深入了它的社會本質方面，即它與人民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那一方面聯系。這樣就達到了理想和對現實對象認識的高度統一和辨證結合。因而。這首詞的思想性就不僅僅只是流露了對人民疾苦的人道主義同情，而遠跨出去，達到了共產主義思想高度。詩人看到，要改變人民作自然的奴隸的局面，必須要共產主義。詩人的共產主義理想，就這樣與他那對現實對象本質認識密切聯系和統一了。”這些文章以毛澤東詩詞為例，對當時社會主義文學如何走“兩結合”的道路，也提供了指導性的意見。

在進行宏觀研究的同時，許多名家也致力于單篇的注釋、解析。如周振甫在《語文學習》、《文匯報》、《文學知識》等報刊上，對毛澤東的18首詩詞的逐篇注釋、講解，作的努力相當大。其他如武漢大學的劉綬松教授、揚州師院的譚佛雛教授等，都孜孜于這方面的工作，使很多疑點、難點得到了解決。

這一時期，各地報刊都普遍發表了關于這18首詩詞注釋和解說，但對某些詩詞的主題、個別語句的理解上，則見仁見智，有些看法甚至截然相反。為此，1958年12月，毛澤東對一些爭論較大的句子作了自注，他說：“我的幾首詩詞發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說對了，一部分說得不對，我有說明的責任。”爾后，對《沁園春·長沙》等12首詩詞中的關鍵字句，以及寫作時的心態作了闡述。在某種程度上是對那些撇開詩詞的自身特點、違反創作時的事實，無限拔高、穿鑿附會的曲解，以及對故弄玄虛索隱比附等不良學風的反駁。同時，也使很多爭論較大的問題，有了準確的答案。

關于當時人們對毛澤東詩詞理解上存在的一些問題，佛雛在《文藝報》上發表的《對毛主席詩詞的幾種誤解》較有概括性(1959年第4期)。該文指出，由于毛主席寫的是舊體詩詞，必要的注釋、講解、分析，使之為廣大群眾更加容易了解，成為全體人民的財富，是刻不容緩的工作。不少報刊先后發表了單篇研究論文、座談記錄、通訊、譯文等。但在有關的注釋中，存在著不正確意見和誤解。主要表現為五個方面：1.有意求深，找些生僻典故來附會，把毛主席的詩詞與李商隱的詩作作等量齊觀。2.轉彎抹角，糾纏繳繞。對一些句子人為地繞幾個圈子，勉強地湊合上去。如有人對《七律二首·送瘟神》中“青山著意化為橋”的解釋為：“建設長江大橋等橋梁的鋼鐵，原來也是山中的礦藏，只是由于祖國建設面貌的日新月異和大躍進，才使山中的礦藏開發而煉為鋼鐵，而建為橋梁，故曰‘著意’。”這樣似乎可通，但毛主席提筆之時，是否真的繞了這么多彎子才寫這一句呢?3.理解狹隘化，有時墜入舊式詩人詞客的感情的窠臼。如有人對“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說成是“對眼前這些生機活潑的景物，誰能不感到宇宙的寥廓，因而惆悵地想到一個哲學意味的問題。”這樣一解，體現在詞中的毛主席“揮斥八極”的逼人豪氣，就不免沖淡，轉而成為一般舊詞家的“淡淡的哀愁”了。4.孤立地從個別詩句中找出“政治”，找“隱射”。如《七律二首·送瘟神》中的“借問瘟君欲何往”一句，意思本來再明白不過了，可有人偏要這樣說：“我想當毛主席遙望南天、浮想聯翩的時候，一定聯想到那盤踞臺灣的‘瘟君’，很可能是語帶雙關，予以痛斥，予以警告，給讀者以巨大的鼓舞力量。”甚至還有人認為“紙船明燭照天燒”中的“紙船”，“是隱射美國紙老虎在臺灣海峽艦隊的”。可謂離奇、荒唐。5.照字面直譯，喪失了詩味。后來，佛雛還專門寫了系列文章，與郭沫若、臧克家、周振甫等人商榷關于毛詩中一些詞句的理解，影響很大，在學術研究方面，顯示出了求實的態度和科學的精神。

《蝶戀花·答李淑一》于1958年元旦公布后，臧克家隨即在《北京日報》與《文藝報》上，分別發表《喜讀毛主席新詞<蝶戀花>》、《關于<蝶戀花>詞的解釋》兩文，認為這篇詞作充滿了真摯而雄壯的革命情感，在表現方法上浪漫主義成分很重，“用了新鮮的想象，把神話故事里的人物和革命烈士結合在一起。一方面，把人神化了;另一方面，又把神人格化了”。可以說，抓住了這首詞的思想與藝術要害。《七律二首·送瘟神》發表后，周振甫、唐弢等隨即在《光明日報》、《文匯報》上作了注釋，臧克家、吳天石等人在《詩刊》、《人民日報》上談了學習它的有關體會。這些文章，并都在微觀上作了有益的解析。

1962年，毛澤東《詞六首》的發表，以及一年后《毛主席詩詞》的出版，使毛澤東詩詞研究再度出現了新的熱潮。《詞六首》一刊出，郭沫若迅即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喜讀毛主席的〈詞六首〉》，從時代背景和思想內容方面闡釋這六首詩詞的重大意義。臧克家則分別在《詩刊》和《中國青年》上發表了《讀毛主席的〈詞六首〉》以及《和青年同志談毛主席〈詞六首〉》的文章，認為它們“篇章雖然不很大，但它所表現的豐富內容，它所反映的紅軍和廣大群眾的意志與情緒，它所發揚的作為革命領袖又是詩人的指揮若定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好似大幅油畫，灼灼耀人眼目，動人心魄”。

196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詩詞》，迅速在全國傳播開來，到1964年初，全國各地又掀起了學習和研究新增的10首詩詞的熱潮。1月號的《詩刊》上發表了郭沫若的詞《調寄“滿江紅”——讀毛主席詩詞》的和詞，以及臧克家的熱情洋溢的文章《時代風雷起新篇——讀毛主席詩詞》，后者說：“這些新發表的作品，題材是多樣的：有對新人物的歌頌，有革命斗爭的回憶，有景物的描寫，也有神話故事的運用。不論題材如何，不管寫的是什么，一股旺盛的革命精神，貫穿在所有的作品中。吟誦著這些詩篇，時代的風雷在耳中震響，發人深思，令人鼓舞。”與此同時，郭沫若在1月至3月的《人民日報》上，對這10首詩詞逐首講析。趙樸初也在《詩刊》上發表了《讀毛主席詩詞10首》一文，指出“對正在從事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國人民來說，毛主席這10首詩詞的發表，是一次極有力的鼓舞、號召和教育，是一次偉大的詩教”。爾后從時代背景的角度，依照它們發表的先后次序，逐首解釋。全國各高校學報也紛紛在第一期發表一些教授、學者學習這10首詩詞的體會，如《文史哲》上發表了山東大學蕭滌非、蔣維崧、高亨、黃云眉、孫思白、高蘭的筆談;《中山大學學報》發表了該校王起、陳玉璘、黃海章、肖學鵬、詹安泰的學習體會;成齊達、沈蔚德、吳調公、唐圭璋也在《南京師院學報》上發表了學習10首詩詞體會的文章。此外，佛雛、趙瑞蕻在《江海學刊》、周世釗在《湖南文學》等雜志上發表的相關文章，也較有影響。這些微觀分析的文章，多是從時代背景、思想內容闡發這10首詩詞的，對其藝術性的探討相對不夠深入。

到了60年代，有關毛澤東詩詞研究的綜合性文章逐步增多。這些文章，并不僅局限于談毛詩的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兩結合”創作方法，而是擴展到了藝術風格、對古詩詞的借鑒與創新等方面，并針對毛澤東詩詞中的一些意象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如蕭滌非的《學習毛主席詩詞的一些體會》一文(《山東大學學報》1960年第1期)，認為毛澤東已發表的詩詞，都是革命的“政治抒情詩”，不僅體現了詩人的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以及深厚的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思想，而且表現了革命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精神。并指出毛詩的藝術特征具體表現為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高度的藝術概括和語言的豐富多彩、生動活潑。馮沅君的文章則認為，毛澤東的政論與詩篇是同一個思想感情的土壤上開出的不同花朵，毛詩令人感動的“絕不止是作者的奔放奇偉的才氣與高度的藝術修養，更主要的是字里行間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學習毛主席詩詞的初步體會》，《山東大學學習報》1960年第1期)

至于王振鐸的《學習毛主席詩詞的一些體會》和力揚的《毛主席詩詞的藝術感染力》兩篇文章(分別見《文學評論》1961年第3期，第6期)，更是綜合研究文章中的力作。前者認為，毛詩是“兩結合”精神的具體體現，其特色表現為：一是把自然景物與人民利益聯系在一起;二是把過去歷史與現代生活聯系起來，他寫歷史決不是“懷古”、“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把歷史和現實作對比、襯托，以突出現代生活朝氣蓬勃的生命力及美好前景;三是把現實斗爭與未來理想聯系起來。文章還談到毛澤東詩詞在批判繼承傳統文學遺產方面給人們的啟示：他所用的典故、神話傳說、成語、歷史故事大多是為人熟知的，多半經過長期流傳且今天仍具有一定意義的生命力。此外，文章還歸結了毛詩塑造藝術形象的特色：1.雄偉壯觀，鮮明突出。塑造的人物形象多半是偉大的英雄人物，而景物則是長城、黃河、長沙、昆侖等，作為民族精神的象征。2.形神俱備，躍躍欲動。無論是人物、景物、都富有生活的氣息、行動的氣勢。3.刻畫矛盾、塑造典型，每一個形象都是矛盾統一的。后者強調，毛澤東詩詞之所以會那樣激動人心，是由于他創造性地采取了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藝術手法，以他卓越的詩人才華充分地按照文藝的特點，進行藝術勞動，創造豐富、生動的藝術形象來表現無產階級遠大的革命理想、博大的革命氣概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結果，是巨大的革命的政治內容和完美的藝術形式高度統一的結果。但他又認為，在具體的作品中又有區別，如《沁園春·長沙》、《沁園春·雪》、《菩薩蠻·黃鶴樓》、《浪淘沙·北戴河》等，上片偏重于對自然景物的精妙描繪，下片偏重于抒寫由那些壯麗河山和作者參與其中的現實生活所激發出來的革命氣概、革命精神。而一些小令如《如夢令·元旦》、《清平樂·會昌》、《菩薩蠻·大柏地》、《憶秦娥·婁山關》則是偏重于用現實主義手法來表現詞人的革命浪漫主義精神。而另外一些作品，如《念奴嬌·昆侖》、《水調歌頭·游泳》，無論在精神和手法上，或是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可以說是充分的革命浪漫主義作品，《蝶戀花·答李淑一》對幻想的主題，采取了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表現手法。與此同時，鄒荻帆在《詩刊》上發表了《高山仰止——談毛主席詩詞描寫山嶺的幾點體會》一文(1961年第1期)，專門研究毛詩中“山”的形象。其中不乏精到見解。如認為《十六字令三首》，第一首寫出了山的高度，第二首寫出了山的廣度，第三首則是借高山之勢，寫出了偉大革命者的氣魄、抱負和責任。并指出，毛澤東筆下的自然山嶺莫不富有時代色彩，在戰爭年代，“山”體現了他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而建國后，“山”又成為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理想體現。

1963年，茅盾在第三次全國文代會上所作的報告《反映社會主義躍進的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中說：“我們從毛主席的詩詞，體會到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其基本條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遠大的理想、豐富的斗爭經驗和不斷革命的精神、堅強的無產階級戰士的崇高品德。”實際上，五六十年代的毛澤東詩詞綜合研究，大多集中在創作方法上。除了以上講過郭沫若，胡經之的論點外，佛雛則具體地闡述過這種創作方法，認為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以筆力萬鈞寫出了一種博大、崇高、剛健、灑脫的中國共產主義者的偉大形象，一個新中國締造者的偉大形象。2.以崇高激情歌頌了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的美，革命建設的美。3.以最高興會傳達了新時代的偉大青春氣息，巨大的歡樂情緒。(《試論毛主席詩詞的藝術風格》，《揚州師范學院學報》1960年第9期)

這一時期專門探討毛詩藝術特點的文章也較多。多數文章認為毛澤東詩詞的風格是“豪極”、“壯美”;也有人認為是“豪極與嫵媚的結合”，是“靜如處子動英豪”的結合，是優美與壯美的結合。關于毛詩的語言，人們一致公認是“獨特多彩的語言調色板”。

有關毛澤東詩詞研究的重要文章，本時期還有安旗的《學習毛主席詩詞的革命精神》(《文藝報》1964年第3期)，郭化若的《在戰鼓聲中奮勇前進!前進!——談毛主席詩詞筆記》(《光明日報》1964年1月14日)，佛雛的《論毛主席詩詞的風格與語言》(《上海文學》1962年6、7月號)，唐圭璋、潘君昭的《從毛澤東詩詞看借鑒問題》(《雨花》1962年第3期)，吳調公的《世界革命的史詩，大地風雷的激蕩》(《南京師范學院學報》1964年第1期)。這些文章在六十年代都較有影響，有力地推進了毛澤東詩詞研究的健康發展。

本時期還出版了多種毛澤東詩詞講析、研究專著。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臧克家講解、周振甫注釋的《毛主席詩詞講解》。1957年，該書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初版時，名為《毛主席詩詞18首講解》。1958年印行第二版時，即改為現名。并陸續增收《蝶戀花·答李淑一》以及《七律二首·送瘟神》。1962年重排第三版，在第十次印行時，增收《詞六首》。總印數達100多萬冊。1959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吳天石的《中國革命的偉大史詩——學習毛主席詩詞筆記》，對毛澤東的18首詩詞作了剖析和闡發。1967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振甫的《毛主席詩詞淺釋》，1962年10月該書在第三次印刷時，補充了《詞六首》的解釋。1963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張滌華的《毛澤東詩詞小箋》，對27首毛澤東詩詞作了詳細的注釋和解析。196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安旗的《毛主席<詩詞十首>淺釋》。這些著作，基本上做到了以科學的精神、求實的態度來評述毛澤東詩詞。其中臧克家的《毛主席詩詞講解》和振甫的《毛主席詩詞淺釋》，產生的影響較大。它們從詩詞的思想內容、寫作背景、藝術特色等方面，對毛澤東詩詞逐首分析和講解，對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同志理解和欣賞毛澤東詩詞，起到了正確的導向作用，對宣傳和普及毛澤東詩詞，作出了重大貢獻。

由于全國上下的毛澤東詩詞熱的影響，高等學校中文系的現當代文學課也把毛澤東詩詞作為教學內容。這樣，關于毛澤東詩詞的研究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在高等學校成為重要的任務。1960年5月，山東師范學院中文系先編出了《毛澤東詩詞研究資料匯編》;1960年12月，吉林師范大學中文系編印了《學習毛主席詩詞》一書，作為叢書《中國現代文學參考資料》之一。后來，內蒙古師范學院、廣西師范學院等校也編印了《毛主席詩詞參考資料》、《毛主席詩詞10首研究資料選》等書，這些資料，為研究工作的進一步開展、深化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值得一提的，還有本時期域外毛澤東詩詞的傳播和研究。早在1955年以前，毛澤東詩詞已譯成俄文，到1960年前后，蘇聯已有10多種不同的毛澤東詩詞版本和譯本，艾德林等分別發表了《論毛主席的詩詞》、《論毛澤東的詩詞》等研究論文，(分別見《世界文學》1958年第3期，1959年3月號)說毛主席詩詞的最重要特點是把“革命的內容和古典的形式和諧地溶合在一起”。捷克斯洛伐克出版了《毛澤東舊體詩詞》一書，將毛澤東的21首詩詞原文和譯文對照印出。評論家卡拉在《紅色權利報》發表文章說：“只有毛澤東具有巨大的藝術才華，才能夠用古典詩詞的形式來表現現代生活中的偉大事件，同時又保持古典詩詞的結構和民族特色。”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翻譯出版毛澤東詩詞后，反響極大，詩人和評論家們一致認為：“這是我們時代的成就，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反映，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文獻。這種古老的詩歌傳統和革命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構成了這些詩詞的巨大吸引力。”此外，保加利亞，匈牙利、越南、蒙古、朝鮮、日本、印度、英國、印尼、敘利亞、丹麥、比利時、巴基斯坦等國家，都出版過毛澤東詩詞的譯本或在報刊上介紹過毛澤東詩詞。(分別見《詩刊》1960年第6期《毛澤東詩詞在國外》、《文藝報》1960年第22期《毛主席詩詞在國外受到熱烈歡迎》)

綜觀本時期的毛澤東詩詞研究，取得的成果相當突出，即全面肯定了毛澤東詩詞的藝術成就與思想意義，但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如綜合研究毛澤東詩詞的文章，多把重點放在對創作方法的論述上，對其他藝術側面重視不夠。對毛澤東詩詞在藝術上的一些不足之處不敢指出。多數論著很少注意從詩學或美學的角度進行研究，過分偏重于政治思想的“發掘”，有些文章甚至穿鑿附會，深曲求解，存在著某種庸俗社會學的傾向。當然，這都是整個社會政治氣氛與學術大環境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