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大旆掃狂童，詔選名賢贊武功。

暫逐虎牙臨故絳，遠含雞舌過新豐。

魚游沸鼎知無日，鳥覆危巢豈待風？

　早勒勛庸燕石上，佇光綸綍漢廷中。

一提起李商隱，人們總會想起他的 《無題》 詩，吟誦起“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 等久誦不衰的愛情名句來。是的，《無題》 等愛情詩代表著李商隱創作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卻不是唯一的方面。其實，他還是一位異常關心現實政治的詩人。藩鎮割據，朝廷黨爭、宦官專權，這些中唐以來政治上的弊端在他的詩作中多有反映；討伐劉稹，甘露之變，劉蕡冤死，這些文、武、宣三朝重大的政治、軍事事件都被他編年史式地錄于詩篇。在他現存的六百多首詩中，直接抒寫時事或用詠史方式曲折反映現實政治的作品約占六分之一，他在這方面的成就不但超過了以 “溫李”齊名于世的溫庭筠，甚至超過了當時喜談兵論政的杜牧，這首《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 就是一首旗幟鮮明反對藩鎮割據的政治抒情詩。

唐武宗會昌三年(843)，昭義鎮節度使劉從諫死，其侄劉稹據鎮自立，抗拒朝命。宰相李德裕從維護中央政權的威信出發，堅決主張攻討，并調集八鎮兵馬，從四面向昭義鎮進伐，李商隱的這首詩，即是為以李彥佐為主將的西南路討伐軍中的李郎中送行的。詩中所說的李郎中，馮浩以為是昭義鎮的降將李丕，恐不確 (詳見《玉谿生詩詳注》)，大概是詩人的一位友人，在這次討伐劉稹的軍事行動中，臨時充任攻討使或攻討副使這些職銜去襄贊軍務。詩人在昭應縣 (陜西臨潼) 止宿的路上遇到了他，寫了這首送別詩，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反對藩鎮割據、維護國家統一的立場，對割據者表現出極大的蔑視，并對戰爭前途充滿了勝利的信心。

詩的首聯開宗明義，表明詩人對這次討伐和李郎中入伍的態度。將軍，指軍事行營的主將，當時朝廷征調八鎮兵馬從四面攻打劉稹，其西南段所設晉絳行營，以李彥佐為主將，李郎中即入其幕襄贊軍務。狂童，是對劉稹的蔑稱。詩人稱討伐之師為 “大旆”，贊佐軍務的李郎中為“名賢”，而且是“詔選”，呼叛鎮劉稹則為 “狂童”，可以看出作者對這次討伐行動的態度從一開始就異常明朗顯豁。當這場平叛戰爭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后，詩人又寫了一首寓言式的小詩 《賦得雞》，把這伙割據者稱為一群貪婪膽小、不愿報曉的 “諸雛”；當平叛戰爭進入尾聲時，詩人又寫了首《上霍山驛樓》詩及 《為李懷州祭太行山神文》，再次把劉稹稱為“狂孽”和“妖氛”。可見在這場平叛戰爭中，從開始到結束，無論是眾說紛紜的出征，還是艱苦混亂的相持，詩人的政治態度都是異常鮮明的。

頷聯二句 “暫逐虎牙臨故絳，遠含雞舌過新豐”是輕敷一筆，交待李郎中跟隨主將的行軍路線，“暫逐”、“遠含”都是點明李郎中是臨時充任攻討之職、隨軍遠征，當然“暫逐”二字也反映了詩人對這次軍事行動前景的樂觀估計： “時間不會太久，叛亂很快就會平息。“虎牙”是漢代將軍的名號，這里借指行營主將；“故絳”，春秋時晉國都城原在絳，后遷都新田，稱舊都為故絳 (山西絳縣)，此地在潞州西南，為討伐劉稹時西南路軍行營所在地；“雞舌”，即雞舌香，漢代尚書郎到明光殿奏事，口含雞舌香，因李以尚書省戶部郎中之職遠赴行營，故以“遠含雞舌”喻之。

以上四句在結構方式上基本為敘事： 敘述這次軍事行動的討伐對象、行軍路線及李郎中參軍的原因。當然，敘述之中也表明了詩人對此維護統一的戰爭的態度。下面四句則集中抒情，表明詩人對叛亂者的蔑視，對這次軍事行動必勝的信心，并通過對李郎中的祝愿來表現自己反對藩鎮割據渴望統一的愛國之情。在詩人的眼中，劉稹不過是個狂童，他的所謂十萬精兵，也不過象沸鼎中掙扎的魚，在危枝上筑巢的鳥，必將很快復亡。這種必勝的信心不但表現了詩人高昂的愛國熱情，而且也是針對當時的種種流言，有著現實的斗爭意義。當平叛戰爭尚未開始時，朝廷內一些大臣就以 “回鶻余燼未滅。邊境猶須警備，復討潞州，國力不支”為借口，主張向劉稹妥協，承認割據事實。作出平叛決定后，又有一些人在朝廷內外為劉稹張目，或是說 “劉梧(劉從諫父)有功，不可絕其嗣”，為叛亂者說項；或是渲染 “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進行恫嚇。這種宣傳和恫嚇，也確實造成了一定的混亂，戰爭開始時，魏博鎮節度使何弘敬久不出師，武寧節度使李彥佐、忠武節度使王宰等也遲延不前，逗留觀望。針對以上種種流言，李商隱不顧利害，一方面把劉稹斥為“狂童”、“狂孽”，另外用 “魚游沸鼎” 和“鳥復危巢”這兩個形象的比喻來表明必勝的信念，這既是對李郎中的鼓勵，更是對 “大將”李彥佐的鼓勵，也是對他那種畏敵如虎的疑懼心理委婉的批評。詩的最后兩句 “早勒勛庸燕石上，佇光綸綍漢廷中” 是借用漢典再予鼓勵和祝愿。東漢大將軍竇憲擊匈奴，破北單于，曾在燕然山 (今蒙古人民共和國杭愛山) 刻石紀功；“綸綍”是皇帝的詔書。詩人借此祝李郎中早日立功歸朝，受到皇帝的褒獎。當然，詩人在此并不僅僅是對李郎中的祝愿，也是對這次平叛戰爭的祝愿，再次表明他的政治態度和必勝信心。

這首詩在藝術上也是頗有特色的。李商隱詩歌向以意境含蓄、寄興遙深而著稱，且不說他那富于象征暗示色彩朦朧的 《無題》，就是一些主題明確的政治詩，在表現手法上也多以含蓄委婉曲見長。他的《詠史》幾乎全是借史事來寄托對現實政治的感慨，一些取材于現實政治生活的抒情詩如《重有感》、《哭劉蕡》等，也是以婉曲的手法來表現曲折層深的內心世界。但這首 《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 無論在情調還是手法上都明顯地不同： 感情高亢、振奮，對前景充滿必勝信心；手法上前半敘事、后半抒情，無論敘事還是抒情都是直白而顯豁，沒有李詩那種常有的曲折和吞吐，詩中的 “將軍大旆”、“詔選名賢”、早勒燕石和佇光漢廷把詩人對這次平叛戰爭的謳歌、祝愿和必勝信念表現得直白而充分，而“掃狂童”、“魚游沸鼎”、“鳥復危巢”等又把詩人對叛鎮的蔑視，凜然的大義表現得異常鮮明形象。這種昂揚的基調和直白的手法在李詩中是別具一格的。

另外，作為李詩中的一篇，當然也體現了李詩的共同風格——用典的繁富和工巧。八句詩中或用成典，或引古喻，幾乎每句皆是如此。詩人在用典上有兩個明顯特點： 一是典故本身經過精心選擇，準確而妥貼；二是組織安排上很具苦心，嚴密而工穩。如“暫逐虎牙臨故絳，遠含雞舌過新豐” 二句，“虎牙”為漢將軍名號，借指討伐軍行營主將，下句的“雞舌”亦是漢代郎中的代稱，這樣兩典就互相吻合，且與尾聯的勒石燕然，佇光漢廷融為一體。況且，虎牙將軍平藩，竇憲逐匈奴，都是維護統一和漢民族尊嚴的衛國之舉，以此典作喻，這次平叛的意義自不待言。另外，“暫逐”、“遠含” 四字的選用，既交待了李郎中接到詔選，臨時從軍的身份和行程，也表現了詩人對這次平叛的信心，足見詩人在典故選用和安排上的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