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詩歌·王世貞·登太白樓》鑒賞

王世貞

昔聞李供奉，長嘯獨登樓。

此地一垂顧，高名百代留。

白云海色曙，明月天門秋。

欲覓重來者，潺緩濟水流。

這首詩選自清人沈德潛、周準偏《明詩別裁集》卷八。

太白樓，就是李白酒樓。據清《嘉慶一統志》載，此樓在濟寧州南城(今山東濟寧市)上。唐詩人李白曾經到過任城縣(舊屬河南兗州)，當時的“縣令賀知章觴之于此。”李白自己也有《任城縣廳壁記》講過這樣的話：“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但“賀公”究竟是誰?無法查考，后人即以“賀知章”當之，是否就是他，沒有佐證。

對此“李白酒樓”，自唐宋以來，文人墨客題詠者甚多，而王世貞這首詠樓詩，卻受到后人特別贊許。沈德潛就曾稱頌它是“天空海闊，有此眼界筆力，才許作《登太白樓詩》”，給予極高評價。據史籍記載，直至清代嘉慶年間，尚是“今樓與當時碑刻俱存。”可知王世貞之詩，確是親登其樓遠眺凝思之后，有感而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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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聯與頷聯——

昔聞李供奉，長嘯獨登樓。

此地一垂顧，高名百代留。

聽說唐朝有個大詩人李白，曾經獨自登此樓高聲吟詠;經大詩人李白這一光顧之后，這座樓的大名，就遠揚千秋百代。李供奉，此指李白。據《新唐書李白傳》載：“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此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后因稱李白為“供奉”。長嘯，撮口發出聲來的吟詠。垂顧，垂，俯視;顧，光顧。指用為別人對自己行動的敬詞。

這兩聯寫一件事：對太白樓致頌。就是通過對歷史的回顧，敘述此樓的不凡來歷。后邊兩聯則是寫景興嘆。即從描繪眼前景色中，寫出李供奉之胸襟氣概。即：

頸聯與尾聯——

白云海色曙，明月天門秋。

欲覓重來者，潺緩濟水流。

悠悠白云蒼蒼海，晨曙普照大地;皓皓明月伴“天門”，秋空一片皎潔。這是前兩句的大體意思。曙，赤日破曉，即日出。天門，原為星宿之名，即室女座53、69兩星。據《晉書·天文志》云：“天門二星，在平星北。”此指群星伴月之象。

后兩句說，要想李白那樣的人，來此登樓再也沒有了;只見濟水日夜不停地慢慢流去。詩人于此，不免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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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貞這首詩很有特色，主要是它不僅突破了一般“詠樓詩”的俗套，而且在律詩的章法結構上，也打破了“前半首寫景狀物，后半首抒情詠懷”的常規，把詠樓和贊人，寫景與抒情，還有將吊古與感今等都緊緊地聯結了起來，做到不露痕縫，渾然天成。特別是詩人能從“海闊天空”著筆。就能更好地表現了大詩人李白的曠達心胸和豪邁氣魄。同時，這樣，王氏其詩同李白其人，也正好相互輝映，爍爍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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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便對明代前后七子復古的認識，略述我見。

明代詩文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到了中葉以后，出現了以“復古”為旗幟，以“前后七子”為代表的一個大詩派。這個詩派，經過積極活動，其影響由小到大，最后取代了當時占踞詩壇統治地位的“臺閣體”詩派，而成為明中葉以后一個歷史時期的詩壇霸主。它留下的影響，不僅在明代是很大的，而且一直到清代還有不少詩人追隨其后，成為“清代七子”詩派。

對于這樣一個在當時和后來的影響都頗大的詩派，如何評價，古今一直存在著分岐。按其基本態度來看，可以大別為三派——

一是完全否定派

這是從頭至尾、從理論到實踐給了徹底批判的一派。在明代當時先后起來反對“七子”的詩派即屬于這一派。如以王慎中、歸有光為代表的“唐宋派”(主要是散文作家);以“三袁”為代表的“公安派”，以及鐘惺、譚元春等的“竟陵派”等。在清代最出名的就是錢謙益和袁枚等人。錢是明清之際“江右三大家”之一(還有吳偉業、龔鼎孳)，是清初文壇領袖。他通過《列朝詩選小傳》等，力排“七子”的“詩尊盛唐，而文學秦漢”的主張，說他們是“模似剽賊，等于嬰兒之學語，至謂讀書種子從此斷絕”，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態度。

在現代，也有論點與之相似的一些詩論者和文學史家。如余冠英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一九八零年版)就認為：“七子”這個“復古派”根本沒有在文學內容上提出什么新的主張，它只是在文學形式上刻意模仿，使其古色古香。……這次復古運動，……并沒有起推動文學向前發展的作用。它的社會影響也是不好的。可以說它和八股文異曲同工，同樣束縛人的思想，使人脫離現實。

二是基本肯定派

這是對“七子”復古運動，從基本方面給予肯定。同時，指出錯誤、缺點的一派。在明代，最著名的就是明末、被稱為“復古派最后一個重要作家”的陳子龍。他是一位明末清初最具民族氣節的愛國詩人，其成就在“七子”之上。在清代，比較突出的就是著名詩論家、編選家沈德潛和詩詞家厲鶚等人。沈德潛在《明詩別裁集》卷八中作了長篇議論，認為：

……受之 (錢謙益之字) 掊擊，讙乎叫呶，幾至身無完膚，皆黨同伐私之見也。分而觀之，古樂府及五言古詩體 (指李攀龍詩)，臨摹太過，痕跡宛然; 七言律及七言絕句，高華矜貴，脫棄凡庸。去短取長，不存意見，歷下 (指攀龍) 之真面目出矣。

《李攀龍小傳》

它對代表作家的作品進行具體分析，肯定其好的，指出其不足，批評了“黨同伐異”的否定派。

當今持此種態度或論點相近的也不乏其人。如近年出版的《元明清詩文選》中的《元明清詩文概況》的立論，其基本傾向也是相仿的。還有林庚、馮沅君的《中國歷代詩歌選》，在前后七子的小傳中，對其詩作的評價，也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的。如對李夢陽的評價，云：

他首提 “復古 “，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因為主摹擬，故詩多蹈襲前人; 但在有關國事和人民疾苦的作品中，也還有深刻雄健的篇章。

三是基本否定派

他們對復古運動指出其創作方向和所走道路是錯誤的，但肯定其中某些積極因素。如當代的由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一九七九年版)就認為：

……提倡讀古書，增長知識學問。開擴心胸眼界，對打擊 “臺閣體” ……文風，掃除八股文的惡劣影響，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他們拋棄了唐宋以來文學發展的既成傳統，走上了盲目尊古的道路。他們的創作一味以模擬剽竊為能事，成為毫無靈魂的假古董。……他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一條錯誤的道路。

至于采取完全肯定的態度，現在沒有發現。因為在“七子”本身，也不存在對自己的復古活動完全一致的認識。

看來，如何評價前后七子的復古運動，確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它涉及了對我國古代文學遺產的繼承問題。大家知道，繼承古代文學遺產，既不能盲地全盤繼承，又不可采取虛無主義態度全部否定，而正確的態度是有批判地繼承。因此，對每份遺產，有一個科學的、客觀的正確估量，則是繼承遺產的前提。

那么，怎樣正確地評價明代前后七子的復古運動呢?

首先，以下一些基本觀點是必須遵循的，即：

一是歷史觀點，(即發展觀點)。要把問題置于一定的歷史范圍內去考察和研究，不能以“今天標準”去衡量“昨日之事”;要看它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作用如何?還要善于從根本上去分析它對人民的態度問題。

二是全面觀點(即辯證的“兩分法”)。這是說，要考察運動全過程，不執其一端，且要看積極方面，也看消極方面，不可以偏概全。另外，既要作“面面觀”，又要有所側重，抓住主要矛盾方面，即主要傾向;既要觀察其“外貌”，又要剖析其“內臟”，要透過現象看本質。

三是，批判觀點(即在批判中繼承)。批判，不是一概否定，更不是簡單排斥;批判，是一種“揚棄”，是積極的繼承，而不是消極的摒棄。

其次，從這些基本觀點出發，如何對待“七子”復古運動這一歷史事件及其“七子”文學遺產?

我的認識是——

第一，就其運動來看，應當先分段作具體分析，然后從總體上評估。

明七子復古運動，其肇始，是為了反對“臺閣體”的內容粉飾太平，形式平庸呆板的文風的，在批判八股風，樹立文壇新風氣上，自有積極意義的。比如：打破當時文壇沉悶空氣和狹隘眼界，開拓胸襟;提倡多讀古書，增長知識，拓展做學問的范圍和繼承古代文學遺產，學習文化傳統，特別是打擊詩壇惡劣文風和掃除八股文的不良影響等等方面，都具有積極的進步作用。因此，應當給予必要的肯定。

復古運動，后來逐步向自己的對立面發展，以至陷入擬古主義，當然是錯誤的，其社會效應也是不好的。就其基本傾向來說，(對后來這一段)它既然是錯誤的，當然應予否定。但是，對非基本傾向方面的某些積極因素，又不能一概抹煞。

第二，就其作家來說，按照歷史事實來看，前后七子和七子之中，以及一個作家的先后發展，都是有區別的，不能攏而統之，一概否定或一概肯定。舉例說吧：

后七子是繼承和發展前七子的復古傳統的，其擬古主義的程度，就比前七子嚴重，其中李攀龍比王世貞更厲害。再說前七子中，何景明對李夢陽的擬古傾向，就較早發現有不妥之處，并發展成一場“李何爭鳴”;然而，李夢陽也不是始終一貫至死不悟的。他在晚年已經有悔改之意，可惜為時已晚。實際上，前后七子都有若干傳世佳作，不能作完全的徹底的否定。

綜上所述，簡言之，對明前后七子的復古運動的評價是：

前期具有一定的進步性，后期陷入嚴重的擬古主義泥坑，雖欲自拔，為時晚矣。既有一定的積極因素，也有較多的消極因素。

總的說來，功大于過，“七子”的大量詩文還是值得研究的，應當屬于一分給予批判繼承的文學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