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賦《送李愿歸盤谷序》原文與翻譯、賞析

[唐] 韓 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②。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③，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④，進退百官^⑤，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⑥，羅弓矢^⑦，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⑧，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⑨、秀外而惠中^⑩、飄輕裾⁽¹¹⁾、翳長袖⁽¹²⁾、粉白黛綠者⁽¹³⁾，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¹⁴⁾，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于山，美可茹⁽¹⁵⁾;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¹⁶⁾。與其有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后;與其有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¹⁷⁾，理亂不知⁽¹⁸⁾，黜陟不聞⁽¹⁹⁾。大丈夫不遇于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趦趄⁽²⁰⁾，口將言而囁嚅⁽²¹⁾，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²²⁾，僥幸于萬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為人賢不肖何如也⁽²³⁾?”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²⁴⁾;盤之土，維子之稼⁽²⁵⁾;盤之泉，可濯可沿⁽²⁶⁾;盤之阻⁽²⁷⁾，誰爭子所⁽²⁸⁾? 窈而深，廓其有容⁽²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³⁰⁾。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 膏吾車兮秣吾馬⁽³¹⁾，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³²⁾!”



〔注釋〕

①本篇選自韓愈《韓昌黎集》。盤谷，地名，在河南濟源縣。因處于兩山之間，故稱“谷”。②太行，山名，在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交界處。陽，山的南面。③利澤，利益和恩澤。④坐于廟朝，指參議國家大事。廟朝，宗廟，朝廷。⑤進退，任免，升降。⑥旄(mao毛)，桿頭用牦牛尾作裝飾的旗子。⑦羅，擺列。⑧畯，同“俊”。才畯，才能出眾之人。⑨便體，輕盈之體態。⑩惠，通“慧”。(11)裾，衣襟。(12)翳，遮蔽。(13)粉白黛綠者，借指美貌女子。粉、黛，婦女化妝用品。(14)妒寵，忌妒別人得到寵愛。負恃，自負美貌。(15)茹，吃。(16)惟適之安，一作“惟適所安”，只圖安逸舒適。(17)“車服”二句，意謂與賞罰無關。車服，車和章服，即賞賜。(18)理亂，治與亂，即國家的安定與混亂。唐人避高宗李治諱，常用“理”代“治”。(19)黜(chu處)，貶官。陟，提升。(20)趦趄(zi ju資居)畏縮不前。(21)囁嚅 (nie ru涅如)，口動，欲言又止。(22)刑辟，刑法。(23)“其于”句，意謂這種人與隱居之士相比，是賢還是不肖呢?(24)宮，室。(25)稼，此處讀作“谷”。意謂種谷之處。(26)沿，沿著泉流而走。(27)阻，阻礙，險阻。(28)“誰爭”句，誰來與你爭奪處所?(29)廓其有容，廣闊而富于涵納。廓，廣闊。(30)呵禁，呵斥、禁止。(31)膏車，將油脂涂在車軸易摩擦部分而使之潤滑。秣馬，將馬喂飽。(32)徜徉(changyang常陽)，徘徊盤旋。意指任情遨游，來往不拘。



〔分析〕

唐代散文家韓愈極大地擴大了贈序這一文體的內容，在他文集中的三十多篇贈序，除了一般地敘友情、道別意、表慰勉外，還常常運用不同的表達形式表述了他對當時社會現實的種種看法，有濃厚的抒情色彩。可以說，每篇都各有其特色而又韻味無窮。《送李愿歸盤谷序》，在這三十多篇贈序中可以說是別開生面的。

文章一落筆即緊扣題意，以寥寥數語簡練而明確地介紹了盤谷的位置、特色，以及命名的由來，最后以“友人李愿居之”一語而結束。盤谷既是“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的地方，那末友人李愿的隱者身份也就不言而自喻了。這第一段落筆觸題，寫得十分簡約。

第二段用“愿之言曰”一句領起全文。李愿講了三種人。一種是“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的大丈夫。“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這里作者將“人”“我”對舉，言下之意是這種“大丈夫”是別人稱的，我未必承認他是“大丈夫”。接著作者從“我知之矣”一語生發開來，淋漓酣暢地從不同的方面，極寫其顯赫的權勢、耀武揚威的排場與庸俗奢靡的生活。緊接著用“喜有賞，怒有刑”六字輕輕一結，真是飛揚拔扈，為所欲為，不可一世。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這種“大丈夫”之所以被人稱之為“大丈夫”，之所以“名聲昭于時”，無非是由于他能憑個人的喜愛而將“利澤施于人”。由此可見當時政治黑暗與腐朽的程度。這點作者雖未點明，可是細心的讀者是不難想見的。對于這樣的“大丈夫”李愿抱什么態度呢?“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這里說的當然不是真情，而是一種含蓄的諷刺。把他歸之于天命與幸運，無非是說這種人的飛黃騰達，之能夠“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不過是由于“命”好、“幸”運而已，并非由于自己的才能與貢獻，對于這樣的高官厚祿、權勢名聲，一個真正有抱負、有才能的人，當然是不屑一顧的。

第二種人是隱者，也就是李愿這樣的人。這種人“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他是這樣的潔身自好，與污穢腐朽的現實離得遠遠的;胸懷又是如此的淡泊安閑，與美好的自然風光融為一體。物質生活是簡樸的，但卻是安適美好的;精神是極端自由而富于樂趣的。隱者之所以能如此，不是別的原因，僅僅是由于他超脫于爭權奪利的黑暗朝政之外，看透了當時的丑惡的官場現實，遠離了爭名于朝、爭利于市的官場的緣故。“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這十六個字，寫的正是這層意思。“大丈夫不遇于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這一結，結得十分干凈利索。“我則行之”，這簡簡單單的四個字正寫出了李愿歸隱態度的堅定不移。對于“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的“大丈夫”與“不遇于時”的大丈夫，作者用不同的筆墨分別作了描述，這二者既是相互對照，又是相互補充的。在對照下，對于這兩種人的品德高下與為人的優劣不言而自明;在相互補充處可以更全面認識他們的為人與精神面貌。這里有一點必須指明：歸隱，用今天為人的標準與要求來說是不足取的。因為這是逃避現實的一種對社會不負責的生活態度，但是在當時，對一個不能實現自 己的抱負而又潔身自好的封建士大夫來說，仍然不失為一種對抗不合理丑惡現實的可行方式。如果不是這樣來認識的話，那隱者還有什么值得贊頌?

還有第三種人。這種人“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短短數語，將他們為求得有權勢的公卿的歡心，匍匐在權貴腳下，承顏望色，禍福由人的那種可鄙而又可悲的丑態，刻畫得惟妙惟肖;對于這種人還有什么可說的呢，于是用“其于為人賢不肖何如也”一收，顯得十分含蓄冷峻，耐人深思。應當指出，這第三種人與第一種人就本質說是完全一樣的，只不過是“得志”與“不得志”這點不同罷了。“得志”的“大丈夫”在未“得志”時，一定也是如此卑劣無恥的;同樣，這卑劣無恥的第三種人一旦“得志”也會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

這段是全文的重點所在，作者所要說的話，所要表達的觀點，全由李愿的這番話表述得清清楚楚。在對三種人的描述中，作者有意識地將所要歌誦的隱者置于得志的小人與不得志的小人之間，在兩相對照映襯之下，隱者的恬淡情懷與高潔志趣就顯得更其突出。這種所謂兩賓夾一主的寫法，也是別具一格的。

最后一段主要部分是贈與李愿的歌詞。“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簡簡單單的“壯之”二字，盡寫出作者對李愿的贊揚與鼓勵，也鮮明地流露出作者對上述三種人的態度。“與之酒而為之歌曰”，自然地引出下面的歌詞。“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 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這幾句極寫盤谷的窈深繚曲，景勝地幽;句式整齊而不板滯，而且處處與第一段相照應。“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這個過渡句，既是上文的小結，又是下文的啟導。隱居在盤谷的無窮無盡的樂趣體現在哪里呢? 一是獨自住在這景勝地幽的大自然懷抱之中，自食其力，可以無拘無束地盡情享受無限美好的風光，這是上文所描述的。還有另一面，那就是“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那些“虎豹”“蛟龍”為害作祟的魑魅魍魎，在盤谷是找不到的，因而可以開懷任情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必提心吊膽地為安全而擔憂。當然，這并不是真的有“鬼神”在“守護”，在“呵禁”那些“不祥”之物，而是由于這里無權可爭、無利可奪，遠離那爾虞我詐污穢不堪的官場的緣故。這段歌詞，與李愿所說的話處處緊扣，從這里我們可以進一層體會到當時朝政的混亂，宦海風波的險惡，上層社會的丑惡，從而找出李愿歸隱的真正原因。歌頌最后說：“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這篇贈序原是為了送朋友李愿歸隱盤谷而寫的，寫到結尾處作者自己竟然也準備追隨李愿而去盤谷了，而且不是作短暫的棲息，而是“終吾生以徜徉”，要終其生住下去。由此可見作者對當時腐朽的政治與丑惡的官場是充滿憤激之情的。結尾處關于自己的隱居愿望的表示，正是這種憤懣之情的含蓄的表露。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送李愿歸盤谷序》雖是篇贈序，實際上卻是篇憤世嫉俗的詠懷之作，是一篇反映了當時社會某一方面現實的好文章。

《送李愿歸盤谷序》在語言的運用上也是別具一格的。前兩段是散體，后一段的贈歌則用齊整的駢體，駢散交融渾成無間。在散體部分運用了不少的排比對偶的句式，在歌詞中又順應表達的需要采用了長短不一的句法，在整齊中而又錯落有致，因而使文氣顯得奔放自由，讀起來瑯瑯上口，如滾滾波濤。這渾厚奔放的氣勢，充分地體現了文章中所飽含的憤激之情。

這篇贈序寫于唐德宗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當時作者三十四歲。韓愈為了實現自己的抱負，十九歲(貞元二年，公元786年)時便風塵仆仆地趕往長安應舉求官，可是從貞元二年至七年，他三次參加進士考試都失敗了。貞元八年(公元792年)第四次參加進士考試，由于梁肅的舉薦，終于登第了。但是要做官還得經過吏部的考試，這一關韓愈沒能闖過，于是只得卑躬屈節地不斷奔走，以求得達官貴人的薦引，好不容易在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的秋天被宣武節度使董晉薦為監察推官。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董晉病故，汴州不久發生兵亂，韓愈轉到徐州節度使張建樹幕下，仍任推官。但是張建樹“所愛于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與李翱書》)，于是他終于在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夏，辭去官職。貞元十七年，他正在京師求官，聽候調選。坎坷的仕途經歷與冷酷的現實生活，使他對丑惡的現實能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同時這些也給他帶來無比的苦悶與煩惱，在胸中激起強烈的憤慨與抗爭。這就是這篇贈序成為憤世嫉俗的詠懷之作的原因。了解這一點，對于我們正確理解這篇贈序的思想內容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評說〕

蘇軾《跋退之送李愿序》：“歐陽文忠公嘗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以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通篇全舉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此又別是一格，而其造語形容處，則又鑄六代之長技矣。”

余誠《重訂古文釋義新編》：“前以盤谷之可隱起，后以盤谷之可樂結。中間雖有一篇滔滔滾滾大文，其實皆是復述愿言。除‘壯之’二字外，絕未嘗置一語。既不敘愿為何如人，亦不敘愿為何故歸。幾于筆尖不肯著紙。須知是為愿以罪去職，歸就故居。此等題目，實難著筆，故不得不爾也。讀者正須于造格上想見良工苦心處，宜坡仙讓為退之獨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