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宋金元文·司馬光·諫院題名記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后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于名者，猶汲汲于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

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①。慶歷中，錢君^②始書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后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 “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注〕① “天禧初”三句： 《宋史·真宗紀三》載天禧元年(1017)二月，“置諫官、御史各六員，每月一員奏事，有急務，聽非時入對”。② 錢君： 疑為錢明逸。錢明逸(1015—1071)，字子飛，錢易之子，錢惟演之侄。慶歷四年(1044)為右正言，諫院供職。六年擢知諫院(見《宋史》卷三一七《錢惟演傳》附《錢明逸傳》和《續通鑒長編》卷一五三、一五九)。

宋代設諫院，始于仁宗明道元年(1032)，其長官為“知諫院事”。這之前，分屬門下省和中書省的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左、右正言，雖名為諫官，但除非皇帝特旨供職，并不得諫諍。諫院主管規諫諷諭，凡朝政缺失，百官任非其人，各級官府辦事違失，都可諫正。司馬光于嘉祐六年(1061)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本文即作于嘉祐八年知諫院任上。文章的主旨在于闡述諫官的重大責任以及諫官應有的品德。景祐三年(1036)歐陽修寫有著名的《與高司諫書》，痛斥身為“耳目之官”(指諫官)的高若訥，“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以至“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可見此文并非憑空而發，實乃有感而作，在當時自有其現實意義。

全文不足二百字，首段為議，次段為記。議的特點是周詳無遺，記的特點是簡潔利落。議和記兩部分截然分開，看似游離，實則緊密相關，都是為了說明同一個主旨，即身為諫官之人，當“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

我們先看首段議論部分。“古者諫無官”，用意不在此，而是為了說明“無不得諫者”。《淮南子·主術訓》云： “堯置敢諫之鼓”。相傳堯時曾設鼓于庭，使民擊之以進諫。古時雖無諫官，但人人都可以進諫。到了漢代，才開始設置諫議大夫，專掌指陳朝政缺失之職。行文至此，從“無(諫)官”到“置(諫)官”，說明了諫官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因而接下來關于諫官“為任亦重矣”的議論，就是水到渠成之筆。既然責任重大，身為諫官，就有個怎樣盡職的問題，作者是從方法和品德兩方面來闡述的： 就方法講，“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后其緩”;就品德講，當抱定不為自身謀名逐利的宗旨。“彼汲汲于名者，猶汲汲于利也。”諫官本無什么實權，看上去與“利”沒有什么關系;但諫官的名聲很重要，聲名狼藉的諫官，又怎能取信于人呢!這兩句話非常深警，堪稱哲理名言。以上僅一百字的篇幅，行文卻如此周詳，面面俱到，十分難能。文字的簡潔利落，在首段已經得到了體現，不過那是在議論中體現出來的，次段卻體現在記敘中。以天禧、慶歷、嘉祐三個年號冠頭，將設置諫官、諫院題名、易版為石三件事交代得清清楚楚。四十個字，跨越四十余年，可謂惜墨如金。

大凡作文，起筆和收筆都很重要，短文尤其如此。本文起筆突兀，收筆凜然，為文章增色不少。作者記諫院題名，落筆首句卻是“古者諫無官”，不讀下文，誰知道作者從何說起呢!如此陡峭之筆，增強了文章的吸引力。收筆“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奸邪)”，面對后人“歷指其名”作不留情面的評判，誰不凜然生畏!誠如作者所言，“可不懼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