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傷仲永

王安石

金溪民方仲永⁽¹⁾，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²⁾。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³⁾，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⁴⁾，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于邑人，不使學。

余聞之也久。明道中⁽⁵⁾，從先人還家⁽⁶⁾，于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 “泯然眾人矣! ”

王子曰⁽⁷⁾： “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于材人遠矣。卒之為眾人⁽⁸⁾，則其受于人者不至也⁽⁹⁾ 。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 不受之人，且為眾人。今夫不受之天，固眾人; 又不受之人，得為眾人而已耶?”

〔注釋〕(1)金溪： 今江西省金溪縣。(2)自為其名： 自己給自己取了個名字。(3)養父母： 奉養父母。收族： 使同族人按照輩分、親疏的宗法關系和諧地組織起來。(4)賓客其父： 以賓客的禮節款待他的父親。這里的賓客作動詞用。(5)明道： 宋仁宗年號(1032—1033)。(6)先人： 指作者死去的父親。(7)王子; 王安石自稱。(8)卒之為：終于成為。(9)不至： 不到，沒有受到。

〔鑒賞〕《傷仲永》是王安石的一篇雜文體的散文，通過方仲永的故事，說明人的知識才能決不可單純地依靠天賦，而必須注重后天的教育與學習。文章由兩大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敘方仲永由神童而變為庸人的過程; 第二部分就上述而發了一通“受于天”與“受于人”的議論。議論是敘事的升華，敘事乃議論的基礎。敘述方仲永事跡時，又分兩層來寫，一寫少年聰穎，一寫長大庸碌。全文緣事明理，抑揚見意，富有啟發性和說服力。

文章先以褒揚之筆極寫方仲永“受之天”的“通悟” ，這又分兩個階段，一是“父異焉”，一是“邑人奇之”。仲永的奇異，由家內而擴及社會，其中有他個人的特異，又有家人的作用。因家人首先的異，炫之于人，使得鄉人皆異。其根本之點，還在于仲永本身的異行。仲永本身的異有四： 一異在五歲時忽啼求書具。方仲永家“世隸耕”，與書具無緣。只有“兵家兒早識刀槍”，哪有田家子忽思書具! “忽啼求之”，就使人不明其原，且 “啼”求，要求強烈，又不失兒童之狀，更使人感到大惑不解。二異在不學而能書。居然“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這是罕見的天賦之才。三異在不學而能詩。一下子就能寫出“以養父母、收族為意”的四句詩，不能說不是奇跡。四異在方仲永決不是偶而能寫首把詩，而是隨時隨地“指物作詩立就” ，并且“其文理皆有可觀者” 。方仲永在家中的異行，使得他父親“傳一鄉秀才觀之”，為了辨其正誤優劣，請秀才鑒別; 為了炫奇顯異，向秀才夸耀，也就導出了“邑人奇之”的結果。寫方沖永后來所為，則大別于前。到十二三歲時，雖還能作詩，可是已“不能稱前時之聞” ，和過去所聽說的情況已不相符了。到了二十歲時，雖有少許文化，然而“泯然眾人矣”，淪沒到和一般人一樣了。作者通過方仲永前期和后段的大幅度的變化，為后文議論鋪設了充分的基礎。但是作者對方仲永的褒揚是揚中有抑。第一部分以揚筆寫方仲永之天才，已經暗藏抑筆于其中，預示著方仲永未來的發展。只是這時的抑筆系暗筆，使人不易察覺，直至讀過后面議論，才使潛意透出。方仲永幼有奇才，其父卻是一個庸人。他“世隸耕” ，不明事理，不通文墨。因而到了仲永五歲時，還未嘗識書具，他家也沒有筆墨。本身缺乏文化修養，也不懂得教育原理。其父還是一個世俗之人。當鄉間之人以仲永為奇人后，請他父親去作客，叫仲永當場表演，有的更以錢幣買仲永的詩和字，“父利其然也” ，以為借此有利可圖，就天天拉著仲永到處去見邑中之人。他為了圖利，并不考慮兒子的前途，于是葬送了兒子的天賦。其父更是一個愚人。仲永之父以兒子有天才，居為奇貨，炫耀牟利，“不使學” 。殊不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材。方仲永再有多高的天賦，終不免要淪為 “眾人” 。方仲永由聰慧過人，到泯然眾人，這個悲劇完全是由其父的愚昧、庸碌、貪利造成的。作者在揚仲永之才時，已隱寓貶斥之意，這也為后面的敘述作了鋪墊，更為后段的議論預設了條件。

作者在充分敘述方仲永由神奇之童變為平庸之人的基礎上，再進入議論。這議論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事能動人，理可服人。議論時又分兩層來寫，一寫方仲永受之于天，比一般人資質超過很多，可是因了不受于人，后天沒有很好地學習，也不可避免地淪為眾人。二寫一般人不受于天，本來就是普通人的天資，又不受于人，不努力學習，豈不更會成為平庸之人嗎! 這段議論之所以使人信服，一是議與敘切合。仲永幼慧如神，證明確是“受之天” ，幼而能指物賦詩，長而泯為眾人，理從事出，無一偏頗。二是對比有力。象方仲永這么通悟之人，尚且因不學而淪為庸人，那么那些本來就屬“眾人”者，又不“受之人” ，豈不是更不能跳出 “眾人” 范疇嗎? 兩相對比，鮮明地突出了要說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