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曲·無名氏散曲《醉太平》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

(據(jù)影元刊本《輟耕錄》)

這是元人小令中最富于戰(zhàn)斗性的一首。作者以尖利明快的語言歷數(shù)元末統(tǒng)治者的罪行，對其昏庸腐朽、殘暴奸詐、貪贓枉法、濫施刑律、壓榨百姓，作了無情揭露與有力諷刺。

作品伊始，作者從總體上揭露了元末王朝，“外強中干”的本質(zhì)。“堂堂大元”，表面上似在稱頌元朝疆土的遼闊，國力的強盛，實則是以反語譏諷它的虛弱和不正義。為什么“堂堂大元”竟是如此?接著，作者從四個方面進行了揭露。

首先是“奸佞專權”其表現(xiàn)是“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這是從當權者是何等樣人物去揭露元末封建政權的腐朽本質(zhì)。這類揭露是有現(xiàn)實依據(jù)的。例如海盜朱清、張瑄，就曾入朝官為“萬戶”，這就是所說的“賊做官”?！肮僮鲑\”，是從更廣泛的角度揭露元末統(tǒng)治者的罪惡本質(zhì)。所謂“官做賊”，是說官吏像賊一樣進行搶掠。他們或則明搶暗盜，坐地分贓;或則貪污受賄，敲榨勒索;或則巧取豪奪，橫征暴斂，手段殘酷、卑劣之極! “混愚賢”，是對元末統(tǒng)治者用人政策的揭露。愚者高官，賢者不得任用，是封建制度黑暗、腐朽的一個重要表現(xiàn)。它使我們想起張鳴善[水仙子·譏時]中“鋪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萬鐘，胡言亂語成時用”的火辣辣的句子來。至于“奸佞”，如太師伯顏就更是史有確記的。陶宗儀《輟耕錄》說：“中書右丞相伯顏所署官銜計二百四十六字……當其擅政之日，前后左右，無非陰邪小輩?！庇终f：“重紀至元間，太師丞相伯顏專權蠹政貪惡無比?！?/p>

其次是“開河”。元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朝廷派賈魯為使征發(fā)十幾萬民夫開挖黃河故道，并以重兵監(jiān)工，民夫不堪虐待，倍受其苦。治理黃河，本是造福于民的好事，但結果卻反成災難，由此可見元末統(tǒng)治者是何等昏庸、腐朽，元朝政權是何等不得民心!

再次是“變鈔”。此指元順帝至正十年(1350)頒行“至正交鈔法”。史載，元初實行以金銀為鈔本的“中統(tǒng)交鈔法”，后來“歷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貴，奸偽日萌，民用匱乏”，故元順帝詔令改行“至正交鈔法”。此法雖名為錢本位(鑄“至正通寶”為鈔本)，實際卻是不兌現(xiàn)的紙本位，較之“中統(tǒng)交鈔法”更為失敗。其結果是“鈔買鈔”(新舊鈔互相倒買)，如《元史新編》所說“行之未久，物價騰貴十倍”，“海內(nèi)大亂，供軍儲賞犒，每日印造不可數(shù)計，舟車裝載，舳艫相接，交鈔散滿人間，京師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由此可見，濫印鈔票，乃元末統(tǒng)治者虛弱的表現(xiàn)和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原因。

最后是“官法濫，刑法重”。作者揭露元代的律令繁多，猶如洪水泛濫;刑法森嚴，像條條沉重的鎖鏈緊套在人民身上。根據(jù)《元史·刑法志》記載，元代刑法有“五刑”、“十惡”、“職制”、“大惡”、“奸非”、“盜賊”、“詐偽”等各種名目。元代刑法不僅是階級壓迫的工具，而且也是民族壓迫的工具。法律規(guī)定，蒙古人即使犯法，治罪時也享有特權?！对贰ば谭ㄖ尽ぢ氈粕稀氛f：“諸蒙古人居官犯法，論罪既定，必擇蒙古官斷之，行杖亦如之。”至于對人民反抗行為的鎮(zhèn)壓更是殘酷空前?！对贰ば谭ㄖ尽ご髳骸芬?guī)定：“諸妖言惑眾，嘯聚為亂，為首及同謀者處死，沒入其家?！薄爸T亂言犯上者處死，仍沒其家?！薄爸T妄撰詞曲，誣人以犯上惡言者，處死。”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以上兩個方面，在作者看來，乃一切災禍的根源。它的直接后果是使元末變成了一個“人吃人”的社會。據(jù)明葉子奇《草木子·克謹篇》記載，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302)，北方就曾發(fā)生嚴重的旱災和蝗災，至使“元京饑窮，人相食”。這里說的是天災成禍，至于人為的“人吃人”現(xiàn)象就更是經(jīng)常而普遍。從廣義上說，凡是統(tǒng)治者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使之致死的，不都屬于“人吃人”之列嗎?因此，“人吃人”既是對元末社會本質(zhì)的概括，也是對所有封建社會本質(zhì)的概括。生活在這樣一個“人吃人”社會中的元末人民，怎能不怨聲沸天并進而揭竿而起呢?“紅巾萬千”便是人民武裝反抗的生動寫照?！凹t巾”，即指紅巾起義。它是由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劉福通利用開河民夫的強烈不滿經(jīng)精心策劃而發(fā)動的。起義的暴發(fā)，使元末社會成了一個爆炸的火藥桶，大大加速了已經(jīng)搖搖欲墜的元末社會的崩潰，顯示了人民力量的強大。

總之，這首小令是元末社會黑暗和動亂的真實記錄。作者把矛頭直接指向元末統(tǒng)治者，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種種弊病和“人吃人”的罪惡本質(zhì)，揭示了元王朝必然滅亡的命運。陶宗儀的《輟耕錄》卷二十三說：“《醉太平》小令一闋，不知誰所造。自京師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謠者，以其有關于世教也。今此數(shù)語，切中時弊，故錄之，以俟采民風者焉?！笨梢娺@的確是一首流傳極廣、切中時弊的小令。

在藝術上，這首小令也很有特色。作者極善遣詞用字，如果在“元”之前冠之以“堂堂”和“大”，詞意即變正為反。一個“惹”字，說明農(nóng)民起義完全是由元末統(tǒng)治者的罪惡統(tǒng)治所引起的，是官逼民反的正義行動?！叭f千”寫出了起義的浩大聲勢，人數(shù)眾多。一個“濫”字和“重”字，極言法令之多和人民受害之深?！盎臁弊纸沂玖擞拶t不分。“哀”與“可憐”，則直抒胸臆，表明作者同情人民和慨嘆元朝大勢已去、不可救藥的主觀態(tài)度，實具有如沈祥龍《論詞隨筆》說的“醒明本旨”的作用。劉勰《文心雕龍·史傳》說：“褒見一字，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作者頌揚農(nóng)民起義的正義性，嚴責元末統(tǒng)治者的罪惡，這種寓褒貶于字詞的功夫確實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