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本《碾玉觀音》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全文略，據影元本《京本通俗小說》)

這篇小說選自《京本通俗小說》卷十。《京本通俗小說》為清末民初人繆荃孫所刊，據稱是他在上海發現的“影元人寫本”的殘本，共存九篇，此書刊印了七篇。據現代學者近年來考證，此書實非古本，而是繆氏本人根據明代馮夢龍所編《三言》中的宋人話本編纂而成，“元人寫本”云云乃是一種偽托。不過，書中所收作品確為宋元話本則無疑義。《京本通俗小說》出版后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篇小說在馮夢龍編的《警世通言》中題為《崔待詔生死冤家》，并注明：“宋人小說，題作《碾玉觀音》。”

這是宋人話本中的代表作，也是中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中的名篇。小說寫的是一個愛情婚姻的悲劇。古代小說中描寫愛情婚姻悲劇的作品非常多，這篇小說有它獨特的思想藝術成就，反映了新的時代內容和話本小說在藝術表現上的特點。

跟唐傳奇相比，宋人話本小說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市民階層的生活和理想成為作品描寫的重要內容。這篇小說的男女主人公不是應舉書生和貴族小姐，而是屬于城市市民階層中的小手工業者，是喪失了人身自由的封建官僚家中的工奴，因此它跟我們通常所見的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具有完全不同的思想風貌。

秀秀和崔寧都是心靈手巧、技藝精湛的手工業工匠，秀秀善于刺繡，崔寧長于琢玉。憑借他們出色的手藝和辛勤的勞動，本來是可以過上幸福生活的;但因他們都是咸安郡王府中的工奴，便喪失了人身自由和獨立的人格，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個愛情故事便是在這一具體的生活背景中展開的。作者用較多的篇幅，以同情的筆調描寫了女主人公秀秀賣身為奴的過程及其悲慘遭遇。秀秀因家境清寒，父母連讓她出嫁的錢也沒有，只好把她賣到王府里去做工奴。因此，在婚姻問題上，不要說自由戀愛，就連封建社會里一般婦女由父母包辦的命運也得不到，秀秀被剝奪了作為人應該享受到的基本權利，而只能聽憑主人一時高興將她指配給某一個人。被壓迫被剝削的工奴的身分和地位，決定了秀秀取得愛情婚姻幸福的斗爭，跟爭取人身自由的斗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帶有鮮明的反壓迫、反剝削的性質。愛情婚姻的悲劇結局，不是封建禮教的迫害造成的，也不是宗法制度下封建家長的專制造成的，而是殘酷的封建壓迫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郡王并不反對他們的婚姻，倒是相反，因為崔寧替他碾了一個精美的玉觀音，討得了皇帝的喜歡，一時高興便信口將秀秀許嫁給了崔寧，這竟成了兩人相愛的最初的因由。可見，郡王對他們進行殘酷的鎮壓，以致造成四人喪生的社會悲劇，從根本上說來并不簡單地是因為他們相愛，而是因為他們結合在一起雙雙私逃，破壞了封建的蓄奴制度，觸犯了他的根本利益。郡王指婚得到了眾人“好對夫妻”的贊美，也正合于兩人的“癡心”與“指望”，但作品中卻沒有一句他們在王府中幽會談情的描寫，因為他們作為工奴沒有這樣的權利和條件。他們的愛情，是從秀秀趁王府失火帶物私逃，撞見崔寧，兩人相攜出走才真正開始的。人身自由乃是他們實現愛情婚姻的前提，因而他們爭取愛情婚姻的斗爭過程，也就是爭取人身自由和反抗命運反抗封建蓄奴制度的斗爭過程。小說真實生動地描寫了這一斗爭過程及其悲劇的結局，也就有力地暴露了封建官僚階級壓迫虐殺工奴的殘酷本質。表現青年男女為追求愛情幸福而進行頑強的斗爭，跟揭露階級壓迫、揭露蓄奴制度的罪惡緊密結合，是《碾玉觀音》在思想上的顯著特點，也是它的深刻所在。

與此相關，這篇小說在思想藝術格調上跟一般以才子佳人為主人公的愛情小說也很不相同，絕無那種纏綿悱惻、低回感傷的意緒，而顯得那么單純、率真、明朗。奴隸的愛情追求跟人的基本的生存權利聯系在一起，具有非常質樸和實在的內容，很少脫離實際的虛無縹緲的浪漫成分。他們相愛，除了結成自由婚姻然后憑著自己的手藝自食其力，過一種不受壓迫剝削的普通勞動者的生活以外，并沒有更高的追求和目的。對于他們，生活理想和愛情理想是天然地相統一的。這種理想反映的僅僅是人對生活的基本要求，只是因為現實世界太冷酷無情，連這種基本要求也不能實現，它才變成了理想。因為它對生活的要求很低，又過于實在，所以似乎顯現不出理想通常所具有的那種光彩和崇高的性質;但它卻反映了在封建桎梏下手工業工奴的覺醒，反映了他們反封建制度的初步要求，因此它脫盡了一般才子佳人小說中追求夫貴妻榮的庸俗的思想氣息，倒反而顯現出一種質樸無華的高潔。

由于這一原因，也由于女主人公的出身、環境、教養決定了她較少受封建禮教的影響，因而她在追求愛情時才顯得那么主動、大膽、熱情，絲毫沒有像崔鶯鶯、杜麗娘、林黛玉等貴族少女在愛情上所表現的忸忸怩怩的羞澀之態和悲悲戚戚的感傷情緒。一個愛情悲劇而具有較明朗的色調，不能不說跟愛情追求者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理想有關。

小說的人物描寫是相當出色的。全篇主要寫了四個人物： 秀秀、崔寧、郡王和郭排軍，各有其性格特點，又各有其獨特的思想意義。其中寫得最突出和最豐滿的是女主人公秀秀。她聰明、美麗、勇敢、熱情，雖因家貧而淪為工奴，卻不安于奴隸的命運，敢于起來抗爭，去爭取人身自由和愛情幸福。趁王府失火的機會，她“提著一帕子金珠富貴”便逃了出來，是那樣果決勇敢。撞見崔寧，馬上就提出要他帶自己出外躲避。出行中，先是說腳疼，使崔寧帶她到自己家中歇腳;既而又說肚餓，要崔寧去買點心買酒;然后乘酒大膽主動地提出要崔寧當夜便跟她先做了夫妻。一言一行是那樣聰明機智，使崔寧一步步就范而不自知;她熱情勇敢，毫無一般女孩子的羞怯之態，竟使得須眉男子的崔寧也手腳無措，只是被動地連連應喏。這整個一段的精彩描寫，生動地表現了她不屈服于封建制度為她安排的命運，又無視當時嚴酷的封建道德觀念，為爭取自由幸福生活而斗爭這種大無畏精神。由于她的機智勇敢，她終于和崔寧逃出火坑，美滿地結合，實現了過一種自食其力的自由幸福生活的愿望。郡王的魔爪破壞了他們的自由幸福生活，秀秀被抓到王府后花園活活打死，她死了也不屈服，成了鬼還要追上崔寧，同他到建康府繼續無所畏懼地公開生活在一起。后來恰巧又被郭排軍撞上，鬼的身分暴露，人間不能存身了，她便戲弄了迫害她的郡王，懲罰了背信告密的郭排軍，泄了胸中之恨，然后扯著崔寧到鬼世界去繼續做夫妻。這樣一個由統治者的殘酷迫害而形成的曲折的斗爭過程，表現了秀秀爭取自由幸福、反對封建勢力的頑強意志和堅韌不拔的斗爭精神。這里表現了一種超越生死的愛，一種超越生死的追求，它是如此熱烈、執著、頑強，是不可阻擋、也不可摧毀的。作者在這里運用了超現實的幻筆，但它所揭示的生活內容，所揭示的秀秀的思想性格，卻是十分真實的。本來是現實生活中的一個悲劇故事，作者卻通過幻想將它處理為一個大團圓的結局，這是頗富于思想意蘊的。它告訴人們： 愛是不能消滅的，人對自由的追求是不可戰勝的，郡王可以殺死秀秀，他卻既不能摧折她的意志，也無力阻止她到另一個世界去跟她相愛的人做夫妻，過她的幸福生活。這就是一個悲劇故事讀后不僅不使人感到悲觀，反而獲得一種積極的鼓舞力量的根本原因。

男主人公崔寧的形象跟秀秀具有對比的意義。他跟秀秀的身份地位基本相同，都是王府中的工奴，也有以自食其力過自由生活的愿望和要求。郡王將秀秀許與他時，他也懷有“癡心”;跟秀秀一起逃離王府后，他也有跟秀秀“安心”“做長久夫妻”的打算。但他卻處處膽小怯懦，在愛情上也表現得十分被動。事發后，在郡王和官府的威勢面前，他不但戰戰兢兢地“一一從頭供說”，不敢有半點隱瞞，而且說他是不得已才與秀秀同走的，將罪責都推到了秀秀身上。在發遣去建康的路上聽見后面秀秀叫他的聲音，不但沒有生離死別突然又重逢的驚喜，反而“心下好生疑惑，傷弓之鳥，不敢攬事，且低著頭只顧走”。最后一次見到秀秀，已經知道她為了自己而屈死成鬼，他不但沒有哀憐痛惜的感情，卻怕得要命，趕緊說：“告姐姐，饒我性命!”

小說的高明之處在于，寫出了崔寧這種安于現狀、膽小懦弱性格產生的生活依據。他雖然同為工奴，但因手藝精湛頗得郡王的喜愛賞識，在王府中生活的時間也較長，其身分地位顯然比秀秀要高。這些，作者都在敘述故事中于不經意處多次給讀者以暗示。例如，一出場就介紹他已“趨奉郡王數年”;跟郡王講話，口稱“恩王”如何如何;碾出一個玉觀音，郡王馬上就給他“增添請給”，而且一時高興就隨口將秀秀許嫁給他。看他身為工奴，卻可以自由外出，游春、交友、飲酒，這種待遇顯然是相當特殊的。因此在崔寧身上表現了對貴族官僚階級更大的依附性。郡王府失火時，他的表現就與眾不同，別的工奴都乘機逃跑(“府中養娘，各自四散，管顧不得”)，他卻毫不猶豫地從外“奔到府中”。這種地位，加上他有較秀秀更為豐富的生活經驗，因而造成了他既膽小怕事又精細謹慎的性格。秀秀在與崔寧逃出王府后，立即要求跟他先做了夫妻，至于后果和前途，她并未計及，于大膽熱情中又表現出簡單粗放。崔寧卻不同，他考慮問題相當周到，要做夫妻可以，必須趁失火人亂時當夜就遠走高飛;到信州住幾天，便考慮到此地與行在時有客人來往，于是又奔向潭州，因潭州“離行在有二千余里了，料得無事”，這才安心跟秀秀做長久夫妻。

崔寧和秀秀不同的思想性格，實際上反映了手工業工奴對官僚地主階級人身依附關系的不同態度。崔寧因為待遇較好，又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因而但求茍安，自私膽小，不敢大膽反抗;而秀秀則對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強烈不滿，堅決要求擺脫這種人身依附關系，因而顯得勇敢、頑強。作者在熱情歌頌秀秀斗爭精神的同時，對崔寧既給予一定的同情和肯定(如他的勤勞質樸、聰明靈巧、精細謹慎等)，又對他的缺點作了很有分寸的批判。

作為秀秀和崔寧對立面的人物是咸安郡王和郭排軍。作者對他們著墨不多，但都寫出了他們各自的特點，同時作為藝術形象又各有其思想意義。咸安郡王是一個極有權威的封建官僚，他只要看中了某個平民百姓的女子，就可以毫不費力地將她買到府中來;對府中的工奴，他操著生殺予奪的大權，高興時可以給予賞賜，一旦觸犯了他的利益，就可以置之于死地。篇中寫他在自己府中取刀殺人，充分地暴露了他兇殘專橫的面目。咸安郡王就是南宋時著名的抗金將領韓世忠。雖然小說人物出于作者的藝術創造，我們不能簡單地將他等同于歷史人物;但作者在小說中無所避忌地將他揭露鞭撻的對象坐實為當時民族斗爭中一位有貢獻的著名人物，寫他屠殺無辜百姓跟他在沙場上抗擊入侵的敵人時同樣地使性逞威，這至少反映了作者并未忽視人物思想性格的復雜性，他對封建統治階級中杰出人物的看法是相當全面的。就反映人物思想性格的復雜面貌來說，咸安郡王這一形象是完全符合歷史真實的。

郭排軍不過是郡王府中的一個衛士，其地位比秀秀和崔寧高出不了多少，按情理他本應對秀秀的遭遇表現出深切的同情，并給予熱情幫助;但他卻口是心非，奸險狠毒，一再向主子告密獻媚，是一個既兇殘可憎又愚蠢可笑的奴才形象。這個人物在封建時代也很有典型性，它所概括的社會內容和體現的客觀的思想意義，顯然比作者在篇末所批評的“閑磕牙”要大得多。造成秀秀悲劇的首惡元兇是咸安郡王，但秀秀復仇時卻將只是走狗幫兇的郭排軍作為主要對象。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秀秀的認識當然有很大的局限;但這種局限正符合她的身分地位和生活經驗，是十分真實的。同時，秀秀對郭排軍的態度，也反映了那種口是心非、獻媚邀寵的巴兒狗型的人物，在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是格外招人憎惡的。

《碾玉觀音》是宋元時代早期話本的代表作，在體制格局、藝術表現上都表現了話本小說的典型特征。例如開頭有一段“入話”，以若干首“春歸詞”引入正文故事;分上下兩篇，顯然是分兩次講唱的痕跡(宋元人“說話”中，短篇的“小說”一般是一次說完，分幾次說完的是特例)，轉接處正好是情節發展的關鍵，戛然而止，留下懸念，具有吸引人的力量;敘述中間穿插進詩詞偶語，或加強描寫，或烘托氣氛，或貫串情節，或褒貶評說，正是說話藝人有說有唱、得心應手的表現手段的反映。

這篇小說在情節的組織安排上有兩個特點值得我們注意： 其一，是利用偶然性因素來轉換或發展情節，即所謂“無巧不成書”，但卻巧得自然，合乎情理，因而真實可信，不留編造的痕跡。例如由郡王府的失火引出二人私逃、結為夫妻等一系列重要情節;郡王派郭排軍給處境孤塞的劉兩府送錢去，不期遇到了逃到潭州的崔寧夫婦，使情節陡起波瀾，急轉直下，最后釀成悲劇的結局。這兩處都是情節發展和轉折的關鍵，都是利用偶然性因素實現的，都極自然而不生硬，偶然中寓著必然，顯得合情合理。其二，是對秀秀和她父母的死不采用明寫的手法，而是在前面敘述故事的過程中隱隱約約地多次點示，埋下伏筆，直到最后才揭破他們早就變成了鬼。這樣寫，讀前面時處處有懸念，引人注意，發人思索;讀到后面知道秀秀是鬼時，雖出意外，回味前文，卻又有恍然大悟之感。這些都反映了說話藝人為了吸引聽眾，在故事情節的組織安排上獨具匠心。這種由說話藝術帶來的話本小說在藝術表現上的特點，對后來中國古典小說藝術傳統的形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