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詩《詠史(其三·其四·其五·其六)》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其 三</p>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群。臨組不肯紲，對珪寧肯分?連璽耀前庭， 比之猶浮云。

其 四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區。

其 五

皓天舒白日，靈景照神州。列宅紫官里，飛宇若云浮。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為欻來游?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

其 六

荊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左思上承建安風骨，在舉世詩風漸次披靡的情況下，他的詩歌閃爍著一片向往與堅持獨立人格的光彩，照耀著當時詩格趨下的詩壇。他風力充蘊、胸襟曠邁豪放、筆力雄健的詩歌，不僅為他自己贏得了“左思風力”的美譽，而且對于太康詩歌也因此多了一支亢亮的歌聲。

左思詩大致涉及相互關聯的三方面的內容：一是一定程度上覺醒了的個性意識對于理想人格的追求，特別是對人格獨立、個性自由的追求;二是自東漢以來大族勢力的滋長所導致的晉代士族的統治; 三是寒士蹇礙困頓的遭遇及其激憤的情懷。

豐富地展示了左思個性心靈世界的《詠史》八首，也包括了這三方面的內容。其三至其六共四首，充分表現了第一、第三方面的內容。

第三首前四句分別寫段干木于魏、魯仲連于趙的大功。后四句贊頌魯仲連“功成恥受賞”的品格。段干木是戰國時魏國賢者，隱居窮巷，不愿為官。魏文侯尊之為師。秦王欲攻魏，秦臣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 ”秦王以為然，遂罷攻魏之舉。魯仲連，戰國時齊國賢者，亦不愿為官。趙孝成王時秦派大將白起率軍圍趙，魏王派辛垣衍勸趙尊秦昭王為帝，以退秦兵。時魯仲連適游趙，知道此事后舌戰辛垣衍，使趙人放棄了帝秦之策，準備死戰。秦聞之，退兵五十里。繼而援趙軍至，秦軍遂撤。趙國當政者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又賞之千金，魯云：“所謂貴于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不受而去。“臨組”二句，言不肯為官，不愿受封。“連璽”二句，言魯仲連輕爵祿。后魯仲連又有大功于齊，齊欲封之，竟逃海上。“浮云”，喻不值得關心之物。《論語·述而》： “子曰：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左思同建安詩人一樣，有著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著意于建功立業，是建安文人人生理想的核心，也是建安風骨重要的思想基礎之一，正是在這一點上，左思“風力”乃上承“建安風骨”。然而建安文人功業心雖強，卻沒有表示過功成身退之想。此詩寫左思對魯仲連的景慕，表現了他對建功立業后歸隱的向往。

詩比較集中地表達了左思所理想的人格。這種理想人格首先的一個要點，便是具有獨立性。“當世貴不羈”就是說的這種獨立性。

在一個異化的社會中，人們要保持自身的獨立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權勢逼迫人屈服，財富誘惑人屈服，社會之網一重重地籠罩著每一個人，人們極易在其中喪失掉自我。完全擺脫社會之網的籠罩，這在任何時代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住自我，這倒是可能做到的。而要做到如此，絕對需要的是對世俗觀念的鄙棄。這種鄙棄，在時人眼目中往往會被橫加上種種非議以至罪名，而在其本人則為不受羈絆于時俗之中。左思當然不可能認識個人在社會壓制中會喪失自我的問題，然而“當世貴不羈”所表達的，恰恰正是一種樸素的自發的對于獨立人格的追求。

左思理想人格的第二個要點，便是“遭難能解紛”。這既需要對社會問題的熱情關注，又需要有卓異的才能。

人雖然要擺脫社會對于自己的壓迫，但人們離不開這個社會。人的各種需要，歸根到底還是要在社會中得到滿足。人們自然還是要關注這個社會。儒家思想一直強調個人對于家庭、宗族和社會的責任，雖然在這種強調中往往把個人變成了實現家庭、宗族和社會某種目的的工具，但其關注社會的用世精神無疑有其積極的意義。

“家世儒學”(《晉書》本傳)的左思，處在一種被壓制的地位上，自發地向往于一種獨立的人格，但他仍然稟承著儒家的用世精神。不過這種用世不是從事于瑣屑的社會事務，而是建立一種解世之大難的功業，像段干木那樣偃息而藩魏君，像魯仲連那樣以談笑舌辯而使秦退兵，便是太沖所在企慕的功業。段干木藉其德行，魯仲連則憑其膽識與才智，二者之中左思更向往于后者。這種建立蓋世功業的向往，乃是一種實現個人價值的要求，這種要求的實質，就是要使個人的德行、膽識與才智為社會所承認。

既要求自我人格的獨立性，又向往于通過社會以實現自我的價值，也就是說要求一定程度上擺脫世俗社會，然而又要求著世俗社會對自己的承認。在這兩個有著相當程度矛盾的要求之中，正是潛存著左思日后“良圖”幻滅的悲劇。

左思理想人格的第三個要點，便是“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群”。正是這種功成而恥于受賞的卓異高節，方才映襯出其解紛于世目的之高尚。左思理想人格“功成恥受賞”這一點，對前兩個要點來說是一個保證性條件。沒有這一點，則遭難解紛所實現的就不是個人對于社會價值，而是一種個人對于權勢財產的交易。如此，人格的獨立性也即隨之喪失了，才能再高，也還是在世網之中迷失了自我。

我們可以看到左思理想人格的這三個要點，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雖然我們不能不應該說，左思對這三個所構成的一個整體具有深刻的理性認識，他的理想人格觀念，乃是一種樸素的自發的向往。然而上述三個要素在這首詩中畢竟是以一種十分清晰而又相互關聯的面貌出現的，這不能不說是個性意識有了一定程度成熟的反映。

左思向往魯仲連的為人行事，卻生活在一個和戰國完全不同的時代。高士以排難解紛立功，是根本不可能的了。建功立業，需要有一定的權勢。自東漢以來大族勢力的滋長，導致了晉代的士族統治。像左思這樣出身寒酸的知識分子，是很難有建功立業機會的。于是，他便著意于在文化事業上有所成就。這也是與他保持人格獨立的思想相一致的。“濟濟京城內”即抒寫這種寂寞中的追求。

詩前八句寫赫赫王侯。“濟濟”，美盛貌。“赫赫”，顯耀之狀。此二句寫京城內王侯第宅之盛。“冠蓋”，冠冕、車蓋，都是貴人輿服。“術”，路。“朱輪”，赤色車輪。漢列侯二千石以上官所乘車為朱輪。“竟”，遍。“長衢”，大道。“金張”，金日磾和張安世，皆漢宣帝時權貴。“許史”，漢宣帝時外戚。漢宣帝許皇后父、叔俱封侯，宣帝祖母史良娣娘家侄兒三人封侯。“金張”、“許史”泛指權貴外戚。此四句寫顯要們相互攀附奔走。“鐘磬”、“笙竽”，皆指樂器。此二句寫他們的享樂生活。以上詩的前半首，用疊詞“濟濟”、“赫赫”，以及“朝”與“暮”、“南鄰”與“北里”對舉的手法夸張渲染王侯貴族豪華生活場景，他們在盡情地享受著現世的尊榮和淫樂。下半首寫“寂寂揚子”。揚雄的門外沒有達官貴人的車馬。室內，他孜孜于文化事業。“宇”，屋。“玄虛”，揚雄著《太玄經》十卷談玄理。玄理虛而無形，故稱玄虛。揚雄又仿《論語》作《法言》十三卷，仿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作《甘泉》、《長揚》、《羽獵》、《河東》等賦。“宣尼”，漢平帝時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末二句寫揚雄身后英名在廣闊的時空中流傳。“悠悠”，長也。“擅”，專。“八區”，八方。揚雄在寥寥空宇之中沒有王侯貴族的現世享樂，然而，他在文化事業上取得了成功。悠悠百代之后。現時的赫赫王侯灰飛煙滅，而寂寂揚子之英名則妙擅于八區。赫赫王侯，寂寂揚子，生前身后，強烈的對照映襯使主題更加鮮明。

左思在揚雄身上微妙地寄托著自我安慰。雖然他不像揚雄那樣敢于仿孔子而為論，但在文學上倒也是同樣以司馬相如為標式的，故自己當亦如揚雄之擅英名于后世。此中不正有著一種對自我才能的充分信心?不正有著一種對于現世那些紆青拖紫、朱丹其轂的權勢者們的鄙薄?不正有著甘于寂寞、對獨立人格的頑強堅持?在左思眼中，寥寥空宇之中乃發出輝耀八區百世之光彩，視今日追逐一時及身之榮樂者，何其卑卑也!

左思既不愿利用政治上的翻云覆雨以求俯仰之榮華，也不想仿魯仲連們解世之紛難以建立蓋世功業。他明白前者之不可取，后者之不可能。他只是平實地想做一個“專意典籍”的文人，以文字傳世的久遠之求戰勝咄嗟榮枯的現世富貴。顯然豪情有了冷落，人生目標有了相當程度的變化，但堅持個性獨立不被污濁環境所同化，這仍然是左思立身行事的基點。

如果說潘岳、陸機在思想上從沒有同當時的統治集團分離，而張協兄弟也僅僅是甘于恬退地從官場中抽身出來，其原因乃在于“見世方亂”而“無復進仕意”，那末在太康詩人中就惟有左思真正在思想上有著同當時上層統治集團一定程度的分離。這種分離是他堅持自我人格獨立的必然結果。“皓天舒白日”就集中地表現了這一點。

此詩前六句鋪排京城宮室壯麗，王侯云集。“白日”、“靈景”，皆指日光。“紫宮”，即紫微星宮，此指帝王宮殿。“飛宇”，即飛檐，古代宮殿屋檐像飛翔著的鳥翼。“藹藹”，眾多貌。后六句寫自己恥于追求富貴者之列，抽身名利之場，隱居高蹈。“攀龍客”追隨皇帝很想謀取富貴之人。“閶闔”，晉代洛陽城門。許由，堯時隱士。相傳堯要傳帝位于他，他逃至箕山，隱居躬耕。末二句在高崗上振衣以去掉灰塵，在長流中濯足以去掉污穢，意謂徹底清除在上流社會沾染的世俗塵污，以獲得精神上的充分自由。

此詩中，詩人面對富麗堂皇的宮殿反問自己： “自非攀龍客，何為欻來游?”這種反問，表明左思將自己置身于“攀龍客”之外了。似乎他自己也不懂得為什么忽然來到攀龍客所游之地的。在這種不懂得中正是有著一種此地無足可留的徹悟。因為此一徹悟，所以他那被遏而隱居的打算之中流貫著一股高揚的氣勢，他不是以一個仕途失敗者的身份退了出去的。他明確地站在“攀龍客”之外的立場上，以千仞岡上的振衣、萬里流中的濯足來傲視峨峨宮殿中的藹藹王侯。這種對權勢和地位的傲視，正是一種獨立人格的體現。

左思對自我人格獨立性的追求，還在“荊軻飲燕市”一首中對貴者的極度輕蔑和對“賤者”的極度推崇中表現出來。這也同樣表達了處在士族統治社會中的寒士心聲。

《史記·刺客列傳》云： “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此詩前四句，就是寫的這一片斷。荊軻是一個隱于市井、漂游四方的俠士，他內心的激憤是很強烈的。酒酣之后，心中一股抑郁不平的英雄之氣更為激昂。或歌和之以相娛樂，或相對哭泣以相分痛，直視其旁為無人矣。這一種英雄失路的悲哀和意氣的感蕩，十分符合左思傲岸權貴的心理，故撮寫之以為此詩之開頭。

從“雖無壯士節”以下，左思借荊軻事直抒胸懷，大音宏亮，亢節震世“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 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左思對于自我人格獨立性的追求在這六句中閃耀出最為耀眼的火花。貴者無非有現世之榮華耳，它無足道。時日遷移，世事反覆，貴何足恃哉! 浮云榮華，視之埃塵也，賤者無非乏及身之名位耳，然賤者亦自有業，擬論準之《過秦》，作賦式于《子虛》，百代以后大名耀于八區之中。在這種“貴者”視之輕、“賤者”視之重的價值的衡量之中，詩人唾棄了世俗的評價標準，卓然別立標尺。不是把自己同化在世俗之中，而是將自己分離于外。同化的結果，必然是自我個性和價值的淪沒。惟有分離于世俗之外，才有個性的保持和自我價值的發現。沒有個性，就沒有自我的存在，惟有發現了自我的價值，才能找到自我生活的意義。

當然，左思這種重視個性獨立的呼聲，乃是遭受壓抑的下層士人對門閥士族統治的一種抗議。然而，如果從更大的社會文化背景上來加以審視，則太沖所抒發的這種“賤者”自立自重的心理，對于壓制個性的封建社會和中國社會重于求同而不重于認異的傳統心理，無疑在客觀上亦有其一定的批判意義。

建功立業，功成不居; 致力典籍，名垂后世; 不干富貴，著意山林; 蔑視豪右，推崇寒人; 這是左思這幾首《詠史》詩的主要內容。在當時高門大族競尚富貴尊榮、蠅營狗茍、攀龍附鳳、鉆營名利者大有人在之世，這些詩無疑有著凈化人們靈魂的作用。這也是鐘嶸所稱左思詩“得諷諭之致”(《詩品》)之處。

左思《詠史》立足于歌詠本人胸懷，驅遣古人古事，以抒一己之心曲。古人古事和詩人自己或當世之事的相通之處，是詩人構思設想的基點。在這個基點之上，詩人或對所詠古人古事作出獨特的評論，鮮明地表現自己的觀點，抒發對古代賢人的贊美之情; 如其三于段干木、魯仲連，其四于揚雄即是。或干脆把詠史和寫現實明顯結合起來，甚至以寫現實和寫自己為主，將古人古事從歷史的坐標上移到現實中，和詩人發生聯系。如其五鋪排宮殿輝煌、王侯藹藹之后，詩人決然“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詩人和許由就在同一時空了。與其說是詠史，倒不如說是感事述懷，用了許由的典故。或發為帶有普遍性、規律性的議論，內涵豐富，語言警策。如其三之“當世貴不羈”，其六之“高眄邈四海”以下六句，這些都是詩人從歷史和現實，特別是從自己的人生經驗中總結出來的精彩議論，只是借詠史而發。所有這些，又都充滿了詩人充沛的激情，真正做到了“詠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見”(沈德潛《古詩源》卷七)。正是如此，左思《詠史》避免了詠史詩往往泥于敘事和就事論事的缺點，胸中之風云，筆下之詞采，乃涌動、炳耀于篇什之中矣。加以章法多變，造語渾成健邁，大大地邁越了前人同類詩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