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宋濂文《送東陽馬生序》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于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遍觀群書。既加冠，益慕圣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

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肢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珠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佩容臭，煜然若神人;余則缊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艷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后，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于余者乎?

今諸生學于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為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后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

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撰長書以為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辯，言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于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 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為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余者哉!

(據四部備要本《宋文憲公全集》，下同)

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潛溪，浦江(今浙江金華)人。元至正中，薦授翰林院編修，以親老，辭不赴，隱東明山著書。明初以書幣征，除江南儒學提舉，命授太子經，主修《元史》，官至翰林學士。后因長孫宋慎與丞相胡惟庸謀反案牽連而被貶四川茂州，死于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終年七十二。正統中，追謚文憲。

宋濂少時勤苦好學，元時曾受業于文豪吳萊、柳貫、黃溍之門，得其薪傳。于書無所不窺;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釋卷，故學識、文才俱登峰造極。及事明太祖，凡國家祭祀、朝會、詔諭、封賜之文，多出其手。相傳明太祖嘗以文學之臣問于劉基，基對曰：“當今文章第一，輿論所屬，實在翰林學士臣濂，華夷無間言者。其次臣基，不敢他有所讓。”(《跋張孟兼文稿序后》)當時日本、高麗使臣來京朝貢者，每問“宋先生安否”?且以重金購其文集而歸。宋濂文雍容高華，醇厚演迤，而多變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濂文雍容渾穆，如天閑良驥，魚魚雅雅，自中節度。”他在文學上主張崇實務本，“必有其實，而后文隨之”;強調“隨物賦形”、“人能養氣則情深文明，氣盛而化神”(《文原》)。

宋濂在京城建康(今南京市)做官，他的同鄉、浙江東陽縣青年馬君則也在京城，就讀于“太學”。馬生回鄉探親，宋濂寫了這篇文章，結合自己的實踐體會“道為學之難”，勉勵馬生勤苦學習。這篇贈序不是板著面孔說教，也非輕施諛詞以恭維對方，而是現身說法，針對時弊加以針砭，因而寫得事信、情真、理足，文辭流暢，其中所講道理對我們今天也很有啟發意義。

敘自己“為學之難”，先揭示“嗜學，家貧”的主客觀情況。“嗜學”，有強烈的讀書愿望，濃烈的讀書興趣，而“家貧”則無力購書，無資聘師，無法結友。在這種處境下，唯有靠自己的“專心”、“勞苦”予以克服。作者先敘無書之苦。“家貧，無從致書以觀”，好讀書卻買不起書，只有走借書之途。再寫借書之難，借來的書，不能污損，不可久待，只有“手自筆錄，計日以還”。為了不逾約，即使是“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也“弗之怠”，仍要“筆錄”。復寫求師之艱。先寫“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嘗趨百里外”求教，不辭勞苦。鄉賢因門人弟子眾多，對他“未嘗稍降辭色”，他不因冷遇而灰心，不因疏淡而反感，相反的卻是“俯身傾耳以請”;甚至會遇到“叱咄”，而他卻“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焉”。鄉先達的態度愈差，他的態度卻愈敬，可見求知的心誠。再寫外出從師的“勤且艱”。“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道路、環境、季節、氣候，都極惡劣，而他“足膚皸裂”、“四肢僵勁”，則置天寒地凍于不顧，山高路遠而不管。對于衣、食、住也不講究。寄居旅舍，一天兩頓飯，無甘美肥鮮;一身粗布破袍，無光鮮錦繡。作者于前面以環境的惡劣突顯其堅苦不移，這里則以“煜然若神人”的紈袴子弟為對比，反襯其獨得其樂。正由于如此，不計客觀條件的艱苦，執著追求，虛心求教，他才能“遍觀群書”，而列于君子之列，居天子之側，四海稱其姓氏。從封建社會的“學而優則仕”的觀點看，宋濂可謂學有所成的了。接著寫諸生學習條件優裕而懈怠，回應上文，又明揭意圖。作者仍然從食、住、書、師四個方面予以對比。太學生無衣食之患，相反的是鮮服美食;高堂大廈，群書畢集，師隨左右，不像自己當年的學習，有“凍餒之患”、“奔走之勞”、“求而不得”之苦，可是條件好了，卻有“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條件的優裕和效果的不佳又形成對照。作者在充分比照的基礎上其理穎然而出：“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顯示了不容置辯的力量。最后一節文字寫作這篇序的目的：“勉鄉人以學”。作者和馬君則系同鄉關系，又是位勤奮好學的青年，加之以長信為進見禮，言和色夷，是個流輩稱其賢的“善學者”，因而才誠懇地以“為學之難以告之”。由于文中是以個人的經歷和體會為例證的，因而要申說一下無“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的意思。作者在行文中也一直注意防止驕矜之意，寫向人請教，說“余雖愚，卒獲有所聞”，稱自己“今雖耄老，未有所成”，以及“幸預”、“綴”、“謬稱”等謙讓之辭，純然是長者之風，學者之范。

作者勖勉后生馬君則，語重心長，寓理于事，其事一為己事，一為人事。敘己事，娓娓動聽;述人事，頭頭是道。以己事與人事相比照，其理煜然。人事即為太學生事，馬生系太學生中之一員。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太學生，是個“用心于學甚勞”的“善學者”，因而具有勸勉的基礎，否則也不必如此諄諄告誡。這篇勸學篇，因為作者現身說法和嚴密對比，事繁而不蕪。語簡而意昭，不愧是宋濂的力作之一，也是明文中的佼佼者。

宋濂不僅學識豐贍，文才彪炳，而且政治經驗富足，馬生原是個用心于學的人，也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那作者又為何還要如此教誨。作者不說太學使人養尊處優，不求上進，而講條件優越，要充分運用。這是因為他深知朱元璋登上寶座后一直妒賢嫉能、殺戮功臣，以鞏固其統治，在朱元璋大清洗之前就告老還鄉，退居林泉。他這次“朝京師”，馬生“撰長書以為贄”，對他加以贊頌，他為了避免朱元璋的疑忌，在贈序中不講為國為民之類的涉嫌的話，而講萬年百處可說的讀書問題。談讀書，還不忘贊揚一下太學，對皇帝主辦的學校條件說了一番好話。從這里可見宋濂不僅飽有學識，而且老于世故。宋濂雖然如此小心謹慎，可是后來他的孫子與一案有牽，也株及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