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吳承恩小說《西游記》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亂蟠桃大圣偷丹 反天宮諸神捉怪
(全文略,據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吳承恩(約1510—1582),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淮安府山陽縣(今江蘇淮安)人。曾祖、祖父“兩世繼為學官,皆不顯”;父親“賣彩縷文縠”,但“不廢經史”,“又好談時政,意有所不平,輒撫幾憤惋,意氣郁郁”(吳承恩《先府君墓志銘》,見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6月版《吳承恩詩文集·射陽先生存稿卷三》)。吳承恩“髫齡即以文名于淮”(吳國榮《射陽先生存稿跋》)。“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復善諧劇,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然科舉失意,四十多歲才被升為“歲貢生”,六十多歲為長興縣丞,旋拂袖而去(天啟《淮安府志》卷十六《人物志》)。晚年放浪詩酒,終老余生。著有《西游記》、《射陽先生存稿》。
百回本《西游記》約成書于十六世紀七十年代,為中國著名的“神魔小說”。舊傳為元初道人邱處機所作。邱處機(1148—1227),字通密,元棲霞(今屬山東)人,曾赴中亞謁見成吉思汗,被封為國師,號長春真人,總領道教。他的弟子李志常曾隨邱處機同謁成吉思汗,往返四年,歸后就途中經歷撰成《長春真人西游記》二卷,記當時中亞史地及交通情況。因與《西游記》小說同名,世遂以為一書,誤認小說的作者為邱處機。清乾隆末,錢大昕(1728—1804)《潛揅堂文集》卷二十九《跋〈長春真人西游記〉》始指出:“村俗小說有《唐三藏西游演義》乃前人所作。”近人胡適《西游記考證》,根據天啟《淮安府志》、同治《山陽縣志》以及清山陽(今江蘇淮安)人丁晏《石亭紀事續編》中《〈西游記〉后》一文和焦循《劇說》卷五引阮葵生《茶余客話》等資料,考定《西游記》小說為明人吳承恩所作。
近幾年來對百回本《西游記》的作者問題又有爭議;尚待進一步研討、考定。
百回本《西游記》的作者雖有爭議,但小說本身卻是歷史的存在,它所寫的故事是在長期流傳過程中許多人創造出來的。唐僧取經本來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唐代高僧玄奘,孤身西行,歷盡艱險,終于取經東還,這一壯舉本身就具有傳奇色彩。而后,故事流傳到民間,就逐漸離開了史實,而附麗越來越多的神異內容。在宋代,它已成為說話的專題,現存《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便是南宋說話人的話本。金院本和元雜劇更在戲曲舞臺上搬演唐三藏的故事。取經故事在長期流傳過程中經過不斷的藝術再創造,逐漸充實完善。根據已發現的材料推斷,元代至明代初年已經有了比較完整取經故事的話本小說。百回本的《西游記》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寫定的,“其所取材,頗極廣泛,”作者“加以鋪敘描寫,幾乎改觀”(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而最終形成一部長達百回的神魔小說。
百回本《西游記》在傳統取經故事的基礎上進一步突出孫悟空在全書形象體系中的地位。小說開頭即以七回的篇幅介紹孫悟空的出生、學道以及大鬧天宮的個人經歷和斗爭精神。十三回以后,孫悟空更是西天取經的實際主角。在取經路上,沒有孫悟空,唐僧就寸步難行;沒有孫悟空,取經僧眾就失去了主心骨;因而全部《西游記》如果沒有孫悟空這個藝術形象,也就失去了它的思想藝術光輝。
小說的前七回,就突出主要藝術形象而言,它相當于孫悟空的個人傳記,是全書的精華所在。神猴故事中外均有。魯迅謂其原型出自唐傳奇《古岳瀆經》的淮河水怪無支祁(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胡適則謂其原型出自印度史詩《羅摩衍那》的神猴哈奴曼(胡適《西游記》考證)。神猴的原型雖然淵源有自,但百回本《西游記》所寫的猴王大鬧天宮,的確是作者的藝術創造,具有濃郁的民族色彩和獨特的審美情趣。
《亂蟠桃大圣偷丹,反天宮諸神捉怪》選自《西游記》第五回,是孫悟空戰斗性格的必然發展。孫悟空在自然界中是一個“不伏麒麟轄,不伏鳳凰管”的天產石猴。修道成仙之后,他要“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依靠自己的無窮本領,跟三界的現存秩序戰斗。他龍宮取寶,幽冥銷冊,懾伏四海千山,在花果山自在稱王,成了無收無管的“天下第一妖仙”。孫悟空對天庭并無野心,他不理解玉帝為何物,更不懂得天宮有何威權,他只有過“思量要上天上走走”的朦朧念頭,想去看看路,好帶兒孫們同去居住。東海龍王和幽冥教主狀告孫悟空水宅索寶、強銷死籍,玉帝大怒,本欲擒拿,后因太白金星進諫,才降旨“招安”。孫悟空對天庭也無戒心,竟認為降旨招安是“天使來請”,因而欣然前往。此后,他與天宮發生了矛盾,終于大鬧天宮,孫悟空的戰斗性格也發展到了頂點。
孫悟空來到天宮之后,玉帝“除他做個‘弼馬溫’”,做了御馬監的正堂管事,管養天馬千匹。最初猴王歡歡喜喜,徑去到任,他并不知道這是對他的貶抑。而當他知道這樣官兒是最低最小的“未入流”的即“末等”的時候,他深感自己的人格尊嚴受到了侮辱,不覺心頭火起,咬牙大怒道:“這般藐視老孫!老孫在那花果山,稱王稱祖,怎么哄我來替他養馬?養馬者,乃后生小輩,下賤之役,豈是待我的?不做他!不做他!我將去也!”推倒公案,打出南天門,徑回花果山。他深恨“那玉帝不會用人”,辜負了老孫的無窮本領,他立意自稱“齊天大圣”,與天庭分庭抗禮。這是孫悟空與天宮的第一次較量。
第五回所寫的則是孫悟空與天庭的第二次較量;這是第一次較量的繼續,并發展到同天庭兵戎相見。其較量的實質是猴王的個人追求與天庭統治秩序的矛盾與碰撞,是猴王尊重自我、蔑視威權、勇于戰斗的英雄氣概的升華。
亂蟠桃、反天宮,是孫悟空識破天庭騙局的再次覺醒。玉帝聽從太白金星的講諫,再降招安旨意,答應給孫悟空一個“齊天大圣”的官銜,意在“收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悟空不知官銜品從,也不計較俸祿高低,竟然“遂心滿意,喜地歡天,在于天宮快樂,無掛無礙。”雖然大圣府設有“安靜”、“寧神”二司,但卻不能使他“安心定志”;他的那天不收地不管的山野性格是束縛不住的。他要平交王侯,“結交天上眾星宿,不論高低,俱稱朋友”,在玉帝面前公然自稱“老孫”;他心與天齊,始終保持自己的人格尊嚴。天庭怕他閑中生事,叫他代管蟠桃園。這件執事雖然卑微,但他樂得自在享用,專吃園中的上品仙桃,期能“與天地同壽,日月同庚”;他蔑視天庭的占有特權,憑心而行,無所顧忌。王母娘娘在瑤池做“蟠桃勝會”,遍請五方五老、五斗星君以及各宮各殿大小尊神,而獨不請他這位“官品極矣”的齊天大圣。在孫悟空的心目中“我乃齊天大圣,就請我做個席尊,有何不可?”這種令人不能容忍的輕視,使他再次識破天庭籠絡羈縻的騙局,他清醒了,決心攪翻這個蟠桃勝會。他支使開赤腳大仙,自做不速之客,搶先赴會,獨自享用仙酒佳肴。喝得酩酊大醉,誤入太上老君兜率宮,看到煉就的金丹,“他就把那葫蘆都傾出來,就都吃了,如吃炒豆相似”。丹滿酒醒,“即按云頭,回至花果山界”,并把仙酒取回,“會眾猴于洞中,就做個‘仙酒會’”。他再次與天庭決裂,把一個天庭諸神的“勝會”變成為下凡群猴的歡聚。上界與下凡的森嚴界限,在孫悟空的心目中是不存在的。這是對天庭秩序的最大蔑視和反抗,而蔑視得又是那樣饒有風趣,反抗得又是那樣義無反顧。孫悟空這個藝術形象的思想內涵,因而也得到極大的豐富。
玉帝不能容忍這種挑戰,于是撕下偽善的面紗,調動天兵天將,動員“諸神捉怪”;而孫悟空反抗天宮的武力爭斗也就展開了。小說極力鋪敘眾神興師的陣勢與氣派:“玉帝大惱。即差四大天王,協同李天王并哪吒太子,點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方揭諦、四值功曹,東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岳四瀆,普天星相,共十萬天兵,布一十八架天羅地網下界,去花果山圍困,定獲那廝足治。”天庭興師動眾,可謂竭盡全力。然而派遣了這龐大的隊伍去討伐,正表明天庭對猴王無窮本領的畏懼,也反襯了孫悟空形象的巍然高大。戰斗表明:“大圣一條如意棒,翻來復去戰天神”,不僅“把那五曜星兵戰得筋疲力軟,一個個倒拖器械,敗陣而走”,還“打退了哪吒太子,戰敗了五個天王”。這群天兵天將都不是孫悟空的對手。第五回以后玉帝調來在下方享受煙火的二郎真君捉住孫悟空,放在太上老君八卦爐中,欲將他燒為灰燼。天庭的兇狠更激起孫悟空強烈反抗。當他逃出八卦爐時,他激動得“好似癲癇的白額虎,瘋狂的獨角龍”,“打得那九曜星閉門閉戶,四天王無影無形”。同時,他對天宮的反抗也轉向自覺的進攻,他公開宣稱:“常言道:‘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將天宮讓與我,便罷也;若還不讓,定要攪攘,永不清平!”他不僅要“齊天”而且要奪天了!一個敢于反抗天宮的英雄形象,至此塑造得更加完整了。
孫悟空大鬧天宮是個神話故事,它具有深刻的寓言意義。作者寫這個故事,贊揚孫悟空的英雄本領,諷嘲“玉帝輕賢”;但當孫悟空提出“皇帝輪流做”時,作者卻又譴責他“欺心要奪斗牛宮”。作者的主觀思想是復雜的。然其基本傾向則是積極的,因而論者稱:“《西游記》于說部中可謂大膽文矣!”(冥飛《古今小說評林》)其大膽之處,就在于這個神話故事具有強烈的反抗精神。大鬧天宮的反抗精神,能夠啟發讀者聯想,激發封建時代人們反抗現存秩序的斗志,因而這個故事具有巨大的藝術魅力和思想光輝。
《西游記》作為神魔小說,其主要藝術特征在于它的幻奇性。明人論小說,謂“小說家以真為正,以幻為奇”,而“《西游》幻極矣”,并以之歸于“近日《牡丹亭》之類”(明張譽《北宋三遂平妖傳序》)。《西游記》的幻奇性也就在于它獨具的浪漫主義奇想。天產石猴可以得道成仙,可以上天入地,了無阻隔: 龍宮索寶,幽冥銷冊,亂蟠桃,偷金丹,戰諸神,反天宮。孫悟空這個幻奇行動,最突出地體現了《西游記》的浪漫主義精神;特別是反抗的矛頭指向“那個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這在封建時代更是一種敢于蔑視至高威權的大膽奇想。明朝袁于令《西游記題詞》謂“天下極幻之事,乃極真之事,極幻之理,乃極真之理”。孫悟空大鬧天宮,這一極幻之事,所以能夠動人的心弦,給讀者帶來愉悅和歡快,似乎也暗涵著一個“極真之理”,而這個極真之理又似乎應該從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層結構中加以探討。大鬧天宮當然是游戲之筆,而不應機械地以之比附封建時代的農民起義,但是如果從封建時代長期積淀的文化心理而言,“沒有中國歷史上多次發生的那樣規模巨大以至于使得封建統治不能維持或者幾乎不能維持的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孫猴子大鬧天宮這樣的情節是不可能虛構出來的”。(何其芳《胡適文學史觀點批判》,《人民文學》1955年第5期)天宮可鬧,天宮該鬧;幻奇小說所體現的這種大膽思想,應該看作傳統民族文化積淀中的反抗意識在文學藝術中的展現。極幻極奇之事,飄離于現實,但又制約于現實,不僅大的關目如此,而且某些細節描寫也是這樣,幻域中的瑤池蟠桃園也需鋤土澆水、修枝打掃;桃花綻開亦如夭灼胭脂,桃實成熟也如酡顏醉臉。仙園桃樹與人間桃樹并無兩樣,而所結之桃卻三千年一熟、六千年一熟或九千年一熟,而且人吃了可與天地同壽,日月同庚,這的確又是人間所無。太上老君的“九轉金丹”,這是誰也不曾見過的神奇至寶,而孫悟空吃起來卻與人間的“炒豆”大有相似之處。這些神奇的幻想,都沒有脫離人間現實,所以才能激起現實人們的感情共鳴而會意于心。
《西游記》敘事寫人大多出之以詼諧戲謔之筆;其詼諧笑謔雖然滑稽恣肆,但大多寓有傲世之意。即以大鬧天宮而言,天產石猴可以位尊齊天,可以自由地會友游宮,結交天上星宿,不論高低,只以兄弟相待,彼此稱呼。天神之尊,石猴之賤,天地懸絕,然而在作者的筆下則了無差別,高低齊一。王母的蟠桃,老君的金丹,只應天上獨有,人世何曾得見?而在作者的筆下卻交給下界石猴享用,嘗新。赤腳大仙“相貌昂然風采別”,竟輕信賺哄,失卻神明,變得那么顢頇愚蠢。天兵天將是那樣地眾多神武,然而吃不住老孫一棒,一個個都成了“膿包”。玉帝多么“圣大慈仁”,然而在作者的筆下卻處處是偽善和虛弱。“大鬧天宮”故事的作者,就是這樣把神圣的和世俗的、嚴肅的和荒唐的這些不同觀念撮合在一起,構成一幅幅突梯滑稽的藝術畫面,給人們帶來了喜悅、歡笑、輕松、舒暢的藝術享受。封建時代的尊嚴堂皇的東西,對人們是一種緊張的約束。孫悟空大鬧天宮,撕毀了它的莊嚴面紗,踐踏了它的神圣權威,解除了它的禁錮世俗的精神力量。《西游記》的詼諧戲謔使人歡欣樂觀,因為它恢復了被天地神祗、帝王圣君所長期貶抑了的人的尊嚴。
這種詼諧戲謔與突梯滑稽,表現一種高出世俗、高出神靈的超越情趣。作者在他所描寫的大鬧天宮的藝術世界里仿佛鳥瞰一切,饒有興趣地俯看大千世界。他充分發揮創作的主體性和創造性,所以才能寫出亂蟠桃、反天宮這樣超越自然、超越生活的具有永恒藝術魅力的文藝作品。也應看到,《西游記》的作者雖然超越了一般人所難以超越的各種束縛和限制,但也受到那個時代的某些思想觀念的制約。作者抨擊天庭“甚不用賢”,認為猴王鬧得有理,但卻并不主張玉帝讓出寶 座,所以看到猴王鬧得過火,又指責他“欺天誑上”。這種矛盾的創作心態,在大鬧天宮故事的創作中也表現得很清楚。理解這一點,將有助于我們理解《西游記》全書的藝術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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