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夜僧樓強自憑，傳柑時節冱寒凝。

怕聽歌板聽禪板，厭看春燈看佛燈。

好景笑人常寂寂，春愁泥我漸騰騰。

今年準擬捐花事，坐斷蕭齋一榻繩。

《僧舍上元》寫于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年)。此前黃景仁曾兩度應江南鄉試，但均未能得中。失去仕宦的進身之階，同時又深感知音難覓，于是詩人被迫開始了漫長的 “浪游”生涯，踏上了坎坷的生活道路。這首詩便是詩人22歲那年壯志未酬、懷才不遇、拋撇親人，孤身客居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幕府之際，在“上元”亦即正月十五傳統的元宵節之夜獨處僧舍從而寫下的一首抒情之作，反映了對現世社會的一種絕望心態。

首聯“獨夜僧樓強自憑，傳柑時節冱寒凝”兩句字面點題。一是地點——“僧樓”亦即“僧舍”; 二是時間——“傳柑時節”亦即“上元”。北宋時，皇帝每于上元夜在宮中宴請大臣，貴戚宮人得受黃柑賞賜，謂之“傳柑”。當時蘇軾在《上元侍飲樓上三首呈同列》詩中，就有過“歸來一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之句。而黃景仁在這個萬眾狂歡的元宵之夜，卻獨自一個人躲進僧樓，勉強尋找一種慰藉，他所感受到的只是一種寂寞蕭條、積凍不開的凄冷氣氛。這樣一鬧一靜，以鬧襯靜，以靜寫悲，從而造成一種強烈的反差，生動地體現了“傷心人住斷腸天”(舒位《題黃仲則悔存詩鈔后》)的悲涼景象，使一個離家飄流的異鄉之客形象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頷聯“怕聽歌板聽禪板，厭看春燈看佛燈。”此聯承接上聯道出了元宵之夜為何獨自躲進僧樓的緣由，也就是詩人害怕聽到歌板，討厭看到春燈，而喜歡聽禪板、看佛燈。寺廟里單調的禪板和淡素的佛燈果真要比美妙的歌板和漂亮的春燈來得有趣嗎？ 顯然并非如此。唐代詩人王維說得好，“每逢佳節倍思親”。在這本應共享天倫之樂的良辰佳節，黃景仁卻為生計所迫，不得已離開高堂老母、嬌妻幼女，獨身游幕他鄉，寄人籬下，那么歌板春燈，也就只能觸景生情，引起詩人更大的悲郁;他唯一可以選擇的，自然也只能是禪板和佛燈了。因此，這兩句詩歌，實際上是詩人的悲憤之語，它抒發了詩人對當時這個扼殺人才的社會的深切不滿和絕望，同時也流露了詩人孤客酸卒、無可奈何、希冀超脫的心理狀態。

此聯在內容上寄意遙深，在形式上也匠心獨具。詩歌上句“聽禪板”與“聽歌板”，下句 “看佛燈”與“看春燈”分別構成對仗，然后又兩句合在一起構成對仗。這樣從句中自對再到兩句互對，流走跌宕，一氣呵成，天然湊泊而無絲毫人工造作痕跡，從而顯示出詩人高超的藝術手段。

頸聯“好景笑人常寂寂，春愁泥我漸騰騰”。兩句大意是說，良辰美景譏笑我常常寂寞， 春愁苦悶糾纏我越來越深。 一個 “寂寂”和一個 “愁”字，使整聯平添了一份悲愴凄惻之感。按之黃景仁詩集 《自敘》所謂 “益無有知之者，乃為浪游”云云，可知詩人此種“寂寂”乃為人生缺少知己而發。至于“愁”，則其內蘊更為復雜。這里面既有知音難覓的感慨，也有壯志不酬的悲傷。詩人天資超邁，素懷遠大抱負，期冀有朝一日能為國家建功樹業。正如他在《少年行》中揮筆所寫的那樣：“男兒作健向沙場，自愛登臺不望鄉。太白高高天尺五，寶刀明月共輝光。”然而遺憾的是他卻生不逢時，在不合理的封建科舉制度下成了犧牲品，高才不第，屢試不中，因而與仕宦無緣，經綸難展，最后竟為覓升斗之米而奔走四方。這樣，伴隨著繁華春天的來臨，眼著看萬物萌生的景象，詩人內心的愁苦反而越加深切，無計可脫，誠所謂 “漸騰騰”了。

尾聯“今年準擬捐花事，坐斷蕭齋一榻繩。”此處“蕭齋”，是指佛齋、書齋。由于上文所說的詩人被 “春愁”糾纏，“怕聽歌板”，“厭看春燈”，而喜聽禪板，愛看佛燈，所以他打算在今年的春天里，捐棄一切熱鬧的 “花事”，而牢守 “蕭齋”，“坐斷”“榻繩”，以此來躲避現實，求得片刻的安寧和解脫。面對這殘酷的現實世界，詩人一顆敏感自尊而又備受創傷的心，也只有在 “蕭齋”或者“僧舍”中才能暫時找到一方安息憑靠之地。

這首詩在整體的謀篇布局上，都緊扣詩題中的 “僧舍”和“上元”來進行安排。在全詩的各聯中，詩人總是把兩者密切妥貼地安放在一起，相對而出，互為比較。如 “僧樓”與 “傳柑時節”; “歌板”、“春燈”與“禪板”、“佛燈”;“好景”與“春愁”，“寂寂”與“騰騰”;“花事”與“蕭齋”等等。這樣一種雙線布置和對比安排，既使得全詩在結構上渾然一體，又造成了熱鬧喧嘩的 “上元”之夜與寂寞冷清的“僧舍”獨憑這兩者之間的極大反差，從而有效地強化了詩歌的主題，深化了詩歌的意境，令人讀起來低徊婉轉，凄愴悱惻，為之留連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