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丘逢甲詩《歲暮雜感》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一曲升平淚萬行，風塵戎馬厄潛郎。民愁竟造黃天說，歲熟如逢赤地荒。七貴五侯金穴富，白山黑水鐵車忙。老生苦記文忠語，多恐中原見鷲章。

(據上海古籍出版社《嶺云海日樓詩抄》)

丘逢甲(1864—1912)，號倉海，臺灣人，出生于鄉村塾師家庭。幼承家學，早慧，14歲應童子試即獲全臺第一名。25歲中舉人。26歲成進士，欽點工部虞衡司主事。旋以親老告歸，回臺講學。甲午戰敗，清廷對日乞和，簽訂馬關條約。逢甲刺血上書，要求廢約再戰。清政府煙臺換約，割讓臺灣，逢甲于是聯合臺灣官吏士紳，倡立“臺灣民主國”，擁戴巡撫唐景崧為總統，逢甲自任全臺義軍統領，組織民兵，抗擊敵寇入侵。臺北失守，唐景崧倉遑逃遁。丘逢甲率領義軍血戰二十余晝夜，終因敵我懸殊、餉盡彈絕而失敗。于是他被迫內渡，回到原籍廣東鎮平(今蕉嶺縣)。從此在廣東東部及廣州地區興辦學校，提倡新學，為廣東近代教育事業的發展做了大量拓荒工作。晚年政治思想日趨進步，從同情維新變法逐漸轉向贊助民主革命。宣統元年(1909)，丘逢甲任廣東咨議局副議長，積極支持掩護同盟會會員的革命活動。辛亥起義成功，他力促廣東當局接受革命黨人提出的條件，宣布廣東獨立。廣東軍政府成立，丘逢甲出任教育部長，并作為廣東軍政府的三人代表之一，赴南京出席獨立各省組建臨時中央政府會議。與會期間肺病復發，口吐鮮血，告假南歸療養。返抵潮汕，他獲悉被舉為參議院參議員。1912年2月14日病逝，年四十九歲。臨終時仍念念不忘臺灣故土，遺囑“葬須南向”。丘逢甲能詩，生前即享盛名。黃遵憲說“此君詩真天下健者”(《與梁任公書》稿)，梁啟超稱之為“詩界革命一巨子”(《飲冰室詩話》)，而柳亞子更認為“時流競說黃公度，英氣終輸倉海君”。

《歲暮雜感》是詩人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冬憂時感事之作。這是七律組詩，共十首。此處選錄的是第六首。

詩的首聯“一曲升平淚萬行，風塵戎馬厄潛郎”，感時起興。清廷喪權辱國，國勢陵夷，瓜分危機空前嚴重，而統治者還醉生夢死，歌舞升平。乍聽一曲，已涕淚縱橫，詩人之憂憤可知。“風塵戎馬”即“戎馬風塵”，倒序而同義。連年來無論是抗日護臺之軍旅活動，還是兵敗內渡后的棲棲遑遑，詩人都壯志難申，處于困厄之中。詩人當時34歲，在廣東潮州“主講韓山書院，專以新思潮及有用之學課士，被目為異端，遭當道忌。歲終，辭去”(丘琮《倉海先生丘逢甲年譜》)。可見首聯兩句潛郎之厄的自傷，不是窮措大嗟老嘆卑的獨白，而是愛國者“三十功名塵與土”的浩嘆。頷聯“民愁競造黃天說，歲熟如逢赤地荒”。上句寫民愁動亂，下句寫民生凋敝，社會隱伏著嚴重的危機。“黃天說”，即變天的謠諺。有人“競造”，也就“盛傳”。詩人當時并沒有、也不可能贊成“民變”，去鼓勵貧苦者鋌而走險，相反，他認為一般的窮苦百姓都是所謂“順民”，只會為謠言四起的動亂形勢而愁苦莫名。詩人眼中“民愁”，詩人心中“自愁”： 他擔心貧苦善良的人民將還可能遭受刀兵的禍害! “歲熟”，指年景收成良好。雖然時逢豐年，但現實卻如遇上赤地千里的大旱，遍地饑饉，民生多艱。為什么?作者沒有明說，也不用明說，讀者自能想及。正因為沒有明說，才顯得含蓄深沉，流露了詩人的痛苦情懷。頸聯“七貴五侯金穴富，白山黑水鐵車忙”。“七貴五侯”，借指達官貴人，擁有顯赫權勢的上層統治者(只是不包括皇帝)。“白山黑水”，指東北地區。上句說達官貴人的家里都成了“金穴”，下句說有人卻在東北地區忙于興筑鐵路了。對比寫法，詩人似乎只是掇取當前的兩種社會現象加以客觀敘述而已，并沒有多少評論，而對于國家民族危機的隱憂，對于封建統治者(不包括皇帝)橫征暴斂、巧取豪奪所造成的嚴重社會后果憤懣，讀者則自可得之于筆墨之外。尾聯“老生苦記文忠語，多恐中原見鷲章”，承頸聯的末句寫來，憂憤至極，終于脫口而出： 我真擔心，林文忠的話不幸而言中，連中原腹地都勢將成為沙俄的天下了! 先天下之憂而憂。

憂民憂國，慷慨悲歌。這就是全詩的主旋律。雖然詩人作詩時傾向維新，對光緒帝正充滿幻想(在當時也有其進步性)，但這首詩的形象意義卻超越了作者的思想局限，誠如有的評論家所指出的，“它對清王朝統治集團的醉生夢死及對外屈膝投降，給予無情的鞭撻”，帶有較強烈的反封建色彩，以致有的選注者對個別詩名的箋釋，未能盡符作者的心原意。

丘逢甲的詩歌，語言明快自然，風格豪放沉郁。這首七律，從感時起興開頭，由自傷寫到內憂外患，進而以警策之語結尾，一氣呵成，慷慨激越。律詩講究對仗，此詩頷、頸兩聯皆對仗妥貼而句式彼此不同。頸聯用了“本句先自對，隔句再互對”的方法(“七貴”對“五侯”、“白山”對“黑水”，是本句自對;“七貴五侯”對“白山黑水”，是隔句互對)，益見工穩;以“金穴”(老典故)對“鐵車”(新事物)，也很自然。兩聯將當前最尖銳的社會問題(時危、民饑、官貪、外侮)擇要分述，對空前嚴重的階級矛盾和民族危機高度概括，非通達時務者無此遠大目光，非精熟詩律者無此雄健筆力。文人積習，喜歡用典。此詩也用典多處(“厄潛郎”、“黃天說”，“七貴五侯”、“金穴”)，但比較通俗，遠不像“同光體”一些詩人的喜用僻典，晦澀難讀。此詩也寫新名物(“鐵車”、“鷲章”)，但譯語漢化，視而可識，并不像譚嗣同、夏曾佑等“新學之詩”大量使用音譯外來詞怪誕費解。此詩是達到了晚清“詩界革命”(古典詩歌的改良運動)所提倡的“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的藝術要求，堪稱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