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張衡詩《四愁詩》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贈我琴瑯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為懷憂心煩快?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

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嘆，何為懷憂心煩惋?

(據胡刻《文選》本)

《四愁詩》是張衡晚年的作品。東漢順帝時，張衡由太史令遷侍中。侍中是一個在皇帝左右備顧問應對的官職。當時宦官弄權是突出的禍害。有一次，順帝問張衡：現今天下人所痛恨的是什么?聽到皇帝詢問，宦官都把眼光盯著張衡。張衡感到在這種場合不便直接議論宦官，宦官害怕張衡揭發，便互相串通，在順帝面前說張衡壞話。張衡終于不能留在順帝左右。永和初，出為河間王國相(相當于郡太守的地位，秩二千石)，這時張衡已經五十九歲了。他在河間王國很有治績，但在皇帝左右備顧問應對的機會卻沒有了。《四愁詩》是張衡任河間相時所作。

詩中反復吟詠了懷念“所思”而有所阻隔不能到達;欲厚報美人之貽而路遠莫致;心懷憂傷而又欲言又止。一種執著追求而不能實現的憂傷回旋蕩漾，感人至深。

這是不是一組愛情詩?從內容看不是，詩人所思念的并不專在一個地方：太山、桂林、漢陽、雁門，是東漢時代分別隸屬于兗州(東)、交州(南)、涼州(西)、并州(北)的四個郡，詩人列舉東南西北四郡以包舉東漢皇朝的疆土。側身四望，涕下沾衿，隱含著對國事的憂傷。如果詠嘆的是男女之愛，所思的對象便不可能分別在四個邊遠的地方。《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人正是本著這一觀念借所思的廣闊來表達憂國憂民之情。《文選》在《四愁詩》的前面錄了一段序文，雖非張衡自作，卻也道出了《四愁詩》的命意所在。序文說張衡：“出為河間相，……郡中大治。……時天下漸弊，郁郁不得志，為《四愁詩》。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雰為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于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結合張衡從侍中遷河間相的經歷來讀《四愁詩》，把美人理解為借喻人君，把水深雪雰理解為宦官弄權，是說得通的。詩中反復強調心懷煩憂，勞瘁紆結，不能排遣，卻又以問句作結，沒有直說。但細味上文，便可知道這煩憂的根源有二：一是從側身四望而來。當時心境不寧，順帝即位之前大將軍鄧騭就因羌族反亂而有放棄涼州的主張。直到靈帝時還有人重提此議。當時南方少數民族也屢屢起兵反抗。所以四境不寧，是張衡《四愁詩》中懷憂的原因之一。同時詩人反復敘述要報答美人而路遠莫致，這和屈原的嘆息“君之門兮九重”同一情懷。身處多事之世，又曾受皇帝顧問，自己的忠悃不能上達，這就是《四愁詩》所要表達的愁緒。我們根據詩的內容、作者的經歷以及寫作時的處境，可以斷定，這是一首政治抒情詩。

這組詩的感人力量，不僅由于它的主題的現實性，更由于它融合了《詩》、《騷》的藝術方法，創造了一種格調新穎的詩體。

詩的藝術感染力量來源于回旋反復，低徊詠嘆，表現了一種無法實現又無從排遣的愁思，而回旋反復正是詩三百篇中慣用的藝術方法。例如《秦風·蒹葭》反復詠嘆詩人所要追尋的“伊人”“在水一方”而不能相見，盡管逆流而上、順流而下反復尋找，還是不見到“伊人”。這種情緒如果只用一章來表達，感人的力量就不強，詩人疊用三章來反復渲染，突出了伊人宛在而終不得見的惆悵，感人的力量就迥然不同了。《四愁詩》疊用四章來突出內心的煩憂，充分發揮了回旋反復的藝術感染力量。《蒹葭》只敘述了對伊人的追尋，而沒有說伊人的情懷如何。《四愁詩》則寫美人貽詩人珍寶，詩人欲報以明珠美玉，使人感到詩人與美人之間情感相通，這種表現手法又使我們聯想到《衛風·木瓜》：“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四愁詩》中“何以報之英瓊瑤”之類詩句，和這種心情正好相似。所不同的是“木瓜”只是表達了“永以為好”的摯烈而歡愉之情，《四愁詩》詠嘆的卻是“路遠莫致”的惆悵與憂傷。《詩經》中運用回旋反復的例句俯拾即是，這里引用了《蒹葭》、《木瓜》來跟《四愁詩》比較同異，可以看出張衡在詩歌創作上的繼承與創新。在繼承騷體方面，《四愁詩》也是既有借鑒也有發展的。就表情達意的手段而言，以美人貽寶喻人君屬望之殷切，以報之瓊瑤喻忠君之悃欸，以路遠莫致喻小人之阻隔，這是騷體的表現手法。就詩句的形式來說，《四愁詩》每章第一句都繼承騷體，用“兮”字來增強詠嘆的韻味。但又并不逐句如此。它是騷體逐漸演化為七言詩的一種中間樣式。《世說新語》載謝安問王子猷：“云何七言詩?”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泛泛若水中之鳧。”可見把騷體作為七言詩的源頭，東晉已然。漢代的七言詩“柏梁聯句”不可信，但劉徹的《秋風辭》是可信的。《秋風辭》還是逐句用“兮”字使一句之中有較大間歇。《四愁詩》則既有長言詠嘆，又有“欲往從之梁父艱”之類語氣較短促的句子。如果仔細分析《四愁詩》的句式，以及所表達的辭氣，就可以看出句式有了新的變化。七言詩成為獨立的詩歌形式，要經歷魏晉到宋鮑照方才完成，但《四愁詩》在承前啟后推動七言詩歌的發展方面也留下了值得重視的軌跡。

總之，《四愁詩》是一首情深意摯、具有感染力的政治抒情詩。它融合了《詩》、《騷》的藝術方法，而又有所發展，以回旋反復來加強詩篇的感染力，以借喻來使讀者產生聯想與共鳴。它深刻地表現了詩人內心的憂傷，又成為標志七言詩發展歷程的重要篇章。《四愁詩》的獨創形式，對后代詩歌有深遠影響，直到“五四”時期，魯迅還運用這種形式來寫文藝評論性的諷刺詩，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四愁詩》影響的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