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王禹偁文《唐河店嫗傳》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唐河店，南距常山郡七里，因河為名。平時虜至店飲食游息，不以為怪。兵興已來，始防捍之，然亦未甚懼。端拱中，有嫗獨止店上。會一虜至，系馬于門，持弓矢坐定，呵嫗汲水。嫗持綆缶趨井，懸而復止。因胡語呼虜為王，且告虜曰：“綆短，不能及也。嫗老力憊，王可自取之。”虜因系綆弓杪，俯而汲焉。嫗自后推虜墮井，跨馬詣郡，馬之介甲具焉，鞍之后復懸一彘首。常山民吏觀而壯之。

噫! 國之備塞，多用邊兵，蓋有以也，以其習戰斗而不畏懦矣。一嫗尚爾，其人可知也。近世邊郡騎兵之勇者： 在上谷曰靜塞，在雄州曰驍捷，在常山曰廳子，是皆習干戈戰斗而不畏懦者也。聞虜之至，或父母轡馬，妻子取弓矢，至有不俟甲胄而進者。頃年，胡馬南下不過上谷者久之，以靜塞騎兵之勇也。會邊將取靜塞馬，分隸帳下以自衛，故上谷不守。今驍捷、廳子之號尚存，而兵不甚眾，雖加召募，邊人不應。何也? 蓋選歸上都，離失鄉土故也。又月給微薄，或不能充，所賜介胄鞍馬，皆脆弱羸瘠，不足御胡。其堅利壯健者，悉為上軍所取。及其赴敵，則此輩身先，宜其不樂為也。誠能定其軍，使有鄉土之戀;厚其給，使得衣食之足;復賜以堅甲健馬，則何敵不破! 如是得邊兵一萬，可敵客軍五萬矣。謀人之國者不于此而留心，吾未見其忠也。

故因一嫗之勇，總錄邊事，貽于有位者云。

宋太宗于太平興國四年(979)和雍熙三年(986)曾兩次興兵伐遼，企圖收復五代時被遼國占領的北方大片土地，但兩次均告失敗，唐河一帶因而成為北方邊防的前線。據《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三載：“端拱元年(988)冬十月，契丹(遼)主隆緒攻涿洲，城破，遂進攻長城。士卒潰圍南走，隆緒邀擊之，殺獲略盡。十一月，契丹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之。己丑，郭守文破契丹于唐河。”可見當時唐河南北經常遭受遼軍的侵凌蹂躪。在此形勢下，北宋朝廷重臣多畏敵如虎，紛紛向太宗上疏，主張“屈己”求和;官居右正言的王禹偁則于端拱二年獻《御戎十策》，力主“外任其人而內修其德”，充分準備，俟機再戰，并建議太宗“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疆，非貪其土地”。這篇《唐河店嫗傳》約作于端拱二年或淳化初年(989年左右)，它通過記述唐河店一位老大娘巧計殺敵的故事以及由此故事引發的議論，熱烈歌頌了邊地人民保家衛國的英勇戰斗精神，反映著作者憂國憂民的憤激之情。

文章的藝術特點可以從下幾個方面來談：

記事簡潔生動。作者于開篇即點明唐河店的地理位置、得名由來及其所處的戰爭環境，吸引讀者注目，接著便描寫唐河店老大娘與敵兵相遇的戲劇性場面。而這一切繪聲繪色的描寫，作者僅用九十六字完成，我們誦讀此《傳》，在贊美唐河店老大娘的機智勇敢之際，能不為作者如此簡潔有力、生動傳神的筆墨而拍案擊節呢?

議論愷切中理。文章以唐河店老大娘能夠從容不迫、勇敢殺敵的事跡來比照北方邊防的現狀，逐步展開議論，其邏輯層次為： (1)國家的邊防軍應主要由邊地的青壯年組成，因為他們習慣于戰爭環境，又有保衛家鄉的決心，遇敵不懼;當敵人打來時，父母能為兒子備馬，妻子能為丈夫遞兵器，如遇緊急情況，他們來不及戴盔披甲也會與敵人拼力廝殺;往年易州(上谷)的靜塞軍、雄州的驍捷軍、定州(常山)的廳子軍，原來都是這種精銳善戰的部隊，故唐河店老大娘巧計殺敵的事例并非孤立或偶然的現象。(2)近來易州失守，易州的靜塞軍已不復存在，這主要是由于有些邊將曾大量抽調軍中的精壯士兵作為私人的親兵，等于自毀長城。(3)如今雄州驍捷軍，定州廳子軍雖還存在，而已名存實亡，這是因為兩軍中的精壯士兵都被調作京城的禁軍，朝廷對這兩支軍隊又供給不足，但一遇到敵情，卻仍然要讓這兩支缺乏精壯士兵、供給不足的軍隊去打頭陣，這就難怪如今邊地的青年都不再樂意應募入伍了。(4)朝廷應該恢復靜塞軍、穩定驍捷軍和廳子軍，給他們充足的供應，這樣，他們一萬人的兵力就足能頂內地調去的五萬人的兵力。這些論述都與作者向太宗所獻《御戎十策》里的論述同樣切中時弊，也可以說全是作者嘔心瀝血的結晶。因而我們今天讀來，仍不難體會到它們所飽和著的巨大的說服力量。

情、事、理三者融成一體。清代文章大家張玉書在給葉燮《已畦集》所作的序文中論詩人須善于將主客觀之情、事、理三者融而為一時有云：“蓋詩為心聲，不膠不轍，揆其指趣，約以三語蔽之：曰情、曰事、曰理，自雅頌詩人以來，莫之或易也。三者具備，而縱其氣之所如，上摩青旻，下窮物象，或笑或啼，或歌或哭，如泉流風激，如霆迅電掣，觸類賦形，騁態極變。以才御氣而法行乎其間，詩之能事畢矣。”詩文一道，這段話我以為很可以借用來說明王禹偁這篇《唐河店嫗傳》的藝術特點。從形式上看，這篇文章可分為記事與論說兩大段落，但這兩大段落絕非機械的組合，而是具備內在聯系的有機構成。“噫! 國之備塞，多用邊兵，蓋有以也，以其習戰斗而不畏懦矣。一嫗尚爾，其人可知也。”這一小節文字自然是聯系兩大段落的紐帶，而關鍵卻在于文章的全部論述始終都環繞著唐河店老大娘英勇殺敵的故事進行，我們從文章記事的生動、說理的剴切以至結尾對“有位者”的殷切希望，都能感到作者那“縱其氣之所如”的不可抑制的憤激之情。顯然，情、事、理三者的有機融合而憂國憂民的憤激之情通貫全篇，正是王禹偁這一古文名作得以永葆其藝術感染力的奧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