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方孝孺文《吳士》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吳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善談兵，談必推孫吳。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爭雄。兵未決。士謁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于姑蘇，粟帛莫富于姑蘇，甲兵莫利于姑蘇;然而不霸者，將劣也。今大王之將，皆任賤丈夫，戰(zhàn)而不知兵，此鼠斗耳。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于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為然，俾為將，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嬴縮。

士嘗游錢塘，與無賴懦人交，遂募兵于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得官者數十人，月靡粟萬計。日相與講擊刺坐作之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

李曹公破錢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搜得，縛至轅門誅之。垂死猶曰：“吾善孫吳法。”

《吳士》與《越巫》作于同時，《越巫》寫“好誕者死于誕”，而《吳士》寫“好夸者死于夸”。“夸”字與“誕”都是指言行虛妄、招搖撞騙而言，但仔細區(qū)分，二者又有不同，大抵“誕”主欺詐，“夸”主自炫。前篇所寫的越巫自欺欺人，結果反被人以其人之道治其身，驚恐而至于死。越巫迷信鬼物，既是欺世之本，亦是取禍之源，可悲的是終身不曾悔悟，真可謂愚不可及。這一篇所寫的吳士，在欺世成名、取禍殺身的本質方面與越巫無二致，只是欺世手段略有差別而已。

《吳士》寫吳中某士人，生性浮夸，喜歡自吹自擂，號稱老子天下第一。他平日最愛講論兵法，言必稱《孫子》、《吳子》，儼然以軍事大家自居。后來在張士誠面前大話連篇，縱論天下形勢，騙取了信任，被委任為將領，鎮(zhèn)守錢塘(今浙江杭州)，招兵買馬，議論戰(zhàn)法。等到朱元璋的將領李文忠攻打錢塘時，吳士的部將望風而逃，吳士也被生擒活捉，推出轅門斬首，臨死仍然大呼：“我最精通孫、吳兵法!”

吳士一生的事跡就是如此的簡單，要把人物寫活，寫出深長的寓意頗為不易。作者有鑒于此，在行文中采取了欲擒故縱的手法。“擒”即抓住，揭示題旨;“縱”即放開，鋪敘事實。開頭說吳士“好夸言”，列舉了兩種表現： 一是“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二是“尤善談兵，談必推孫、吳”。只說他泛泛自夸還不夠，又特意點出好講兵法，兵法也不是一般地講，而是口不離乎孫、吳。孫、吳二人是我國古代最負盛名的軍事家，這里說吳士“談必推孫、吳”，可見吳士紙上談兵的功夫匪淺。作者這樣寫，顯然是要把吳士的“夸言”推向極致。此即所謂“故縱”之筆。

文章接下來寫吳士游說張士誠，由天時、地利講到將劣之虞，再講到自己如能為將，則中原唾手可得。整段話幾乎占全文篇幅的三分之一，就字面上看，“吾觀天下形勢莫便于姑蘇”，“戰(zhàn)而不知兵，此鼠斗耳”云云，也自堂而皇之，言之成理。所以張士誠聽信不疑，不僅用他為將，而且讓他自行招募士兵，糧草不計多少，滿足供應。如果說篇首數句是寫吳士為“善談兵”制造輿論，那么到這里便可以看到輿論產生了效用，從談兵到帶兵，吳士在事業(yè)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作者于后文欲直斥“好夸者必死于夸”，而此處先曲寫好夸者一時之得，正所謂宕開一步，然后收攏，也就是文章家的“擒縱”之策。

以上是文章的前半，欲抑先揚，極力渲染吳士“善談兵”的言與行，以增強后半譏諷調笑的效果。文章的后半旨在“擒敵”，理應單刀直入，但作者寫來仍然層次分明，緩急有致。第一個層次頂上“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嬴縮”句，接寫錢塘募兵情景：“無賴士皆起而從之，得官者數十人，月靡粟萬計”。“無賴士”指無能而奸詐之輩，吳士與此輩沆瀣一氣，亦可見其本質如何，此先暗點一筆，“日相與講擊刺坐作之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這里說的“擊刺坐作之法”即使全取自孫、吳兵法，也不過口中說說而已，所以只用一“講”字帶過，敘事重心乃在于“暇則燕飲”上。此處以“燕飲”與練兵作比較，再點一筆。“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作為本段結束語，醒出吳士只會紙上談兵，實際上根本不通用兵之道。

“李曹公破錢塘”以下，既是后半第二個層次，也是通篇結穴。“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二句，坐實上段“實未嘗能將兵”語。兵刃未接，望風先遁，這個鐵的事實無情地剝去了吳士“善談兵”的假面。“搜得，縛至轅門誅之”二句，以吳士一生結局繳應按語“好夸者死于夸”的寫作意圖。文章至此已將主題闡明，語短意深，足為世人鑒戒。倘就此戛然收尾亦無不可，但作者全文申說的要害并不止于一死了之，而是強調“終身不自知其非”，故曲終再續(xù)一筆：“垂死，猶曰‘吾善孫、吳法。’”這個收筆回應篇首“談必推孫、吳”，遂使全篇搖曳而來，兜裹完密，意滿氣足，具有不盡諷刺韻味。

本文記事背景是元末農民起義。張士誠出身鹽販。于至正十三年(1556)率鹽民揭竿而起，攻克泰州、興化。次年，占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周。十六年(1356)，定都平江(今江蘇省蘇州)。次年，為朱元璋所敗，降元。二十三年(1363)，又自稱吳王。二十七年(1367)九月，明兵破平江，張士誠被俘至金陵(今江蘇南京)，自縊而死。文中所說“李曹公破錢塘”，事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李曹公即李文忠，明洪武中官至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國公。據史傳，方孝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可知他心目中的張士誠定是犯上作亂的賊黨，誅之惟恐不及。故此處所寫吳士之敗，一則因為夸言無實，一則亦以依附叛逆。后者雖未明言，但在作者運筆之先恐怕早已橫亙胸中，難怪本文字里行間辛辣嘲諷幾近于虐了。今人錢基博論方孝孺文，以為“感物寫懷，每有悲天閔人之意”，此言誠可篤信，然不可須臾忘卻方氏之政治立場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