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陳亮文《上孝宗皇帝第一書》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鐘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系，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 天地之正氣，郁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

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圣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余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余，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于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為何事也。況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

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于殄滅，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

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于無所遇，而發其志于《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道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茍安也。南師之不出，于今幾年矣，豈無一豪杰之能自奮戰?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茍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圣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

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于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茍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余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球射雕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 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茍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

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于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反，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 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心乎?

晉、楚之戰于邲也，欒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 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 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后。’”晉楚之弭兵于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圣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國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 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

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群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云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惟陛下幸聽之。

唐自肅、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于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于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于漕司，而兵各歸于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于其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于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

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歷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于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杰： 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

慶歷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 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圣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兵盡歸于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于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杰恥于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北征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于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于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余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圣一反一復，而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

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窮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仇，飾太平于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 陛下憤王業之屈于一隅，勵志復仇，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蒞事;圣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阘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于陛下也! 陛下茍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于復故物乎! 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于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

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镠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于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余矣。故谷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于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于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眾，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

荊、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后三百余年，而光武起于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余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荊楚之士從之如云，而漢氏賴以復存于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余年而晉氏南渡，荊、雍常雄于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為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余，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沒于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于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

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于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沉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荊、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于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于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

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后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于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啟陛下于是年，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仇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 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茍安以玩歲月也。

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杰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 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 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勵志復仇足以對天命;篤于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照臨群臣一偏之論： 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于前，豈惟臣區區之愿，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

(據中華書局本《宋史》)

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正月二十二日，陳亮第一次上書孝宗(后不久又有第二次第三次上書)。當時秦檜禁令大學生上書論事，因此陳亮改名為同。在此《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中，他針對南宋建都臨安(杭州)后，統治者不思恢復，文恬武嬉，置國家危亡、民族恥辱于不顧的局面，提出了變革時政、富國強兵、北伐中原的主張。他指出歷史上一些國家茍安江左導致滅亡的教訓，大聲疾呼：“一日之茍安，數百年之大患也。”全文宏觀偉論，上下縱橫，囊括春秋以下千余年興衰成敗的史實，又從廣闊的空間暢述南宋今日所處的地理形勢提出了一系列積極進取的政治主張。在思想意識方面，他嚴詞抨擊程、朱學派空談“性命”，鼓吹“正心誠意”的誤國害民;但有時他也陷入唯心史觀的窠臼。文章大氣磅礴，豪邁奔放，夾敘夾議，用事精確，筆致嚴密。全文長四千五百余言，包孕宏富。下面逐段作條分縷析的評述。

一、破題，作者即提出“正氣”問題。“氣”，通常指構成萬物的一種極細微的物質。《周易·系辭上》：“精氣為物。”《疏》：“謂陰陽精靈之氣，氤氳積聚而為萬物也。”王充《論衡·自然篇》：“天地合氣，萬物自生。”所謂“正氣”，本是指剛正的氣節。屈原《遠游》：“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這里是把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綜合稱為“正氣”，而把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綜合稱為“邪氣”。“天命說”初發生于殷商時期，當時統治者自稱“受命于天”，而“天命不僭”(《尚書·大誥》)，用來對人民進行壓迫的合理根據。《中庸》又提出“天命之謂性”。以后宋、明理學家把人性和道德意識也看成是“天”所“命”給人的，為封建禮教的永恒性說教。陳亮認為中原地區為天地正氣薈萃之所，政治、經濟、文化昌明繁榮，歷代帝王借以百代相傳，不是夷狄邪氣所能侵犯的。但是他又認為： 中原不幸被侵犯，中國的政治文化局處江南一隅，雖然政局還能暫時維系，可是怎能長治而久安呢?這段用“天命”兩字有客觀形勢的含意，但又未能完全擺脫天命論的影響。

二、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先后消滅高繼充的荊南、周保權的湖南、孟昶的后蜀、劉鋹的南漢、李煜的南唐等政權，十九年后才消滅北漢，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的局面。真宗景德元年(1004)，遼軍大舉南下，朝野震驚，真宗迫不得已親征。宋軍雖勝，卻訂立了喪權辱國的“澶淵之盟”。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女真族建大金國，形成一個新的強大政權。從此以后，宋王朝“國無寧日”矣! 從宋王朝建立到陳亮上書歷時218年。這里稱“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不過是美化的說法。靖康之難，徽、欽二帝被擄，的確是奇恥大辱。南渡初期，愛國將領韓世忠、岳飛等，曾揚威中原，長驅直下被金人占領的大片山河。這段著重指出“秦檜倡邪議”前后國勢的發展變化。忠臣義士受排斥陷害死在南方，從此天下抗金士氣就渙散了，對國家民族的大仇，不再有人關心，如果不是完顏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為何事也”，語極沉痛。

三、孝宗即位之初，曾經力圖恢復，任命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準備北伐金國。隆興元年(1163)5月，宋將李顯忠、邵宏淵收復安徽靈壁及宿州城，但后因李、邵二將忌功不和，金又調十萬步騎兵來援，終導致“符離之敗”。之后，孝宗的抗金信心動搖，準備議和，解除力主抗金名將張浚的兵權，出判福州(死于途中)。貶李顯忠，任用秦檜余黨湯思退為相，以“侄大宋皇帝某再拜奉于叔大金國皇帝”的求和信及歲幣二十萬，派大臣魏杞向金乞和。因此這里先有“獨陛下奮不自顧，志于殄滅”，后有“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的話。

以上三段，先概論“正氣”(以為宋所獨“鐘”，此乃立文之本);次綜論宋建國以迄今日的政治社會現實。以下則從引用歷史故實來進行闡述。

四、作者先說春秋時代對君臣父子相互殘害的事，人們已經習以為常。孔子以挽救三綱為己任，又到諸侯國去游說，后修訂魯國史官所編的《春秋》，多寓褒貶之意。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作者以此為引子，再申述己意：如果讀書的人想真學孔丘，也應當勸導陛下有所作為，而決不可使陛下灰心失望，茍且偷安。在表達出“南師之不出”的憤慨之后，引《尚書·周書·蔡仲之命》的語義：“上天沒有親疏，只輔佐那些有德行的人;民心變化不定，只歸順那些仁慈的人。”在這里，以史鑒今，主要是為了說明客觀形勢和人心都要靠人的主觀努力去爭取。“事在人為”。一切應靠自己的發憤圖強，這種精神無疑是可貴的。

五、這段借春秋吳越的興起、齊晉衰落的歷史，說明孔子雖痛恨吳、魯、晉會盟于黃池(今河南省封丘縣西南)尊吳王夫差為盟主的“黃池之會”，實在也無濟于事，因為成敗的關鍵在于是否順應民心。陳亮認為現在士大夫階層中存在著悲觀失望的議和情緒，他們勸孝宗“積財養兵以待時”。對此他一針見血地指出： 正是要與金國通和的“妄”(勸孝宗“積財養兵以待時”的人)、“庸”(指下文“庸愚齷齪之人”)這兩種人，造成了朝廷上下茍安的局面。接著諷刺了那些紙上談兵的大臣和只知玩樂不懂武藝的將帥，并說國庫充實不過說明有財物，戰衣鮮明，不過說明有軍隊，均不足恃。而一切皆在于“用”(對于“人才”，對于“兵食”都是如此)，只有通過實際使用，才會顯示出高低。在這里表現出陳亮注重實踐的樸素唯物主義的觀點。

六、七兩段用歷史上許多戰則存、和則亡的事實來說明南宋當前的政局須取前者而棄后者。先以東晉為例，在其一百多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與侵占中原的敵人議和過，大臣們東征西戰，雖終無成效，但從中涌現了許多人才。反觀南宋則不然，有人惟恐議和中斷，如敵軍壓境，惶惶然不可終日。他們不懂形勢已發生變化，簡直是害了恐敵癥。作者認為： 果真敵軍壓境，那倒是英雄豪杰獻身的大好機會。處于現時狀況下，應該像楚國國君教育他的國人那樣：“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意即安定的生活來之不易，災禍隨時都可能發生，必須時刻謹慎防備而不能松懈。他再三地告誡軍隊整治軍備，應付戰爭，又用晉楚等十國“弭兵之會”上宋大夫子罕的話借以重申上意，大意是：“戰爭是用武力來制止違法亂紀的暴行和宣揚道德教化的，如湯、武用兵以興商、周，使自己的事業興旺，而如桀、紂之輩弄兵，便造成覆亡。國家的興衰存亡，政治的清明黑暗，都由處置戰爭的情況所決定，如果主張不用兵，那就是用邪說謬論來蒙蔽諸侯。”(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從而提出“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的嚴正主張。這在宋金南北對峙的情況下無疑是切中時弊的。

八、對皇帝也提出要求： 希望他外出減少儀仗，上朝不坐正殿，痛切自責，發誓抗金復仇，以此來激勵群臣，振作全國抗戰的士氣，激發中原地區的民心等等。這樣，會給國家帶來一片大好形勢。作者表示自己上書是為了向皇帝陳述立國的方針政策，從而制訂抗金中興的計劃;分析天下形勢的變化，從而決定用兵的時機。這里敘事抒情兼而有之。

以上四至八段，敘述春秋以來即使如孔子者，也無法逆歷史的趨勢而動;再以各朝代的興衰說明南宋的現實只有運用武力北上抗金才是唯一的出路。或論古，或議今，古今相喻，寫來生動有力，令人信服。從第九段以后，著重議論宋得天下以后的重大事件，而目的仍在強調一個“戰”字。

九、這段先述唐代自肅宗、代宗以后，藩鎮割據各自稱雄一方，終于造成了君弱臣強、朝代更迭的災禍。接著從各個方面縷述宋太宗趙匡胤建國后的各項措施： (1)鑒于五代十國時期分裂割據的教訓，改由中央委派官員暫管地方的行政事務。(2)財政大權歸督察地方官吏并兼理邊防、治安、錢糧、水陸運輸等事項的轉運漕司。(3)軍隊由中央委派的地方官吏分別統領。(4)自管理倉庫的小官吏起一切官吏都必須由朝廷任命。(5)讀書人根據科舉標準錄用，官員根據資歷品級提升……因此，“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陳亮稱美宋初改革統治機構，加強中央集權的各項措施，無疑是片面的。正是由于這種過分強調“安內守外”、“強干弱枝”的政策，兵權財權過度地集中，以致地方守備力量不足，形成內重外輕的積弱局面。在土地政策方面，也使土地兼并加劇，農村的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因此建國不久，就爆發了農民起義。

十、這段的中心是：“蓋夷狄(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漢書·賈誼傳》)意謂夷狄向我們發布征收財物的命令，這是行使天子的權力;皇帝向夷狄納貢，這是奉行臣子的禮節。陳亮借賈誼的話尖銳地批評了北宋統治者的屈辱政策，也有力鞭撻了南宋推行的賣國投降路線。“澶淵”，古地名，在今河南濮陽縣南。真宗景德元年，遼大舉南下，北宋統治集團驚慌萬狀，宰相寇準制止了南逃金陵或成都的主張，促成宋真宗親征。宋與遼戰于澶州，宋軍射死遼軍主帥蕭撻凜，寇準主張乘勝收復失地。但真宗急于停戰，在澶州簽訂了“澶淵之盟”，規定： 宋帝稱遼太后為叔母，并每年向契丹(遼)交納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稱之為“歲幣”。本段最后“故我祖宗”以下八句對北宋諸帝的稱美，并不盡符合事實，在此不過是勸孝宗以祖先為榜樣罷了。

十一、宋仁宗慶歷年間，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憂憤國勢之不振，曾提出一整套改革政治的主張：“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幸，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但不及全面施行，便遭到貴族、舊臣以及貪官污吏的強烈反對，“慶歷新政”雖以失敗告終，卻成了王安石變法的先導，為王安石變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陳亮對于其中的廢除舊例、破格用人、獎勵耕織，輕刑薄賦的作法，認為還是適宜的措施，但又認為“豈惟于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這實際是從總的方面予以否定。這種認識是錯誤的或者至少是片面的。

十二、綜論王安石變法。陳亮一方面認為新法因將天下軍隊全部編入朝廷，另行訓練，可使軍隊強大起來;將地方的收入全部納入國庫，另設“封樁”，可使國家富裕起來，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限制大地主、高利貸者的盤剝、減輕人民負擔并增加朝廷收入的青苗法和限制富商大賈囤積居奇、操縱物價，同時又可“便運輸、省勞費、去重懷、寬農民”的均輸法，損害了富民商賈的利益，將削弱立國之勢，這無疑是錯誤的。另外，對當時的一些措施，亦多指責。最后稱：“元祐、紹圣年間，忽而廢除新法，忽而又恢復新法，終于造成了金人侵略中國的可乘之機，怎能指望新法來增強國勢以制止侵略呢?”這種把新法的時廢時興歸之于新法本身，顯然也是很不妥當的。

十三、由此段開始述說南宋當前的現實。趙鼎于宋高宗時兩任宰相，以反對和議為秦檜所排斥，屢遭貶謫，絕食而死前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趙鼎所以被秦檜迫害，是因為他始終力主抗戰，而作者說其因“不究變通之理”，不無偏頗。接著，說了秦檜“其罪可勝誅”后，又重申了上段之意，認為把天下的軍隊全部編入朝廷，把郡縣的財賦全部收歸國庫，以及對百姓施恩惠，對大商人征重稅，國勢就會越來越衰弱。并說，不能按老規矩選取人才，按死板的法令條文處理事情;皇帝不必親自裁決朝廷內外大小事情，以免各部門負責官員逃避職責。而后歸結為如果能研討宋太祖治國綱領并按照去做，就可以奠定國家幾百年的統治基礎，收復失地也就不難了。陳亮這些主張，有些并不盡合理(如反對限制巨商富民);有些語焉不詳;而所謂“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也并非全無弊病，這我們在第九段中已談過了。

十四、南宋都臨安，為吳越王錢镠的舊地。所謂“偏氣”，是與前面所講中原地區的正氣比較而言，為偏離中原的一些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的總稱，陳亮就此立論。稱錢镠自知難以獨立，所以把事奉中國看作大事。因此，這個地方在整個五代時期遭兵亂最少。后來南宋遷都于此，當時論者已懷疑這個地方不可能擴展有利形勢而進一步恢復中原。秦檜當權，又設立了龐雜的官僚機構，大肆講習禮樂，風氣日趨浮華奢侈，士大夫們競造園林樓臺，尋歡作樂，君臣上下貪圖享受，把錢塘當成樂園。時至今日，這一帶的自然資源已經枯竭;農桑作物的收獲，一年低于一年;禽獸、魚鱉、草木的生長繁殖，一天少于一天;人才資源也越來越少了。陳亮縱述的這一切，可謂言之有據，言之有理，但目的是為其遷離臨安。為所謂“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眾，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的觀點尋找依據。他一向認為國家的復興基地，應在京口、建業一帶，于《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中有明白的表示：“京口連三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

十五、這段綜論應認真經營“荊襄之地”。這是指長江中游和漢水流域地區，即今湖北及河南西南部一帶。作者在近十年前(乾道五年，1169)向孝宗上的《中興五論》中曾經說過：“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荊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這里舊話重提，從春秋時期楚國因擁有荊襄而進攻齊晉，與秦國爭天下，并歷數此后各朝各代出現的英雄豪杰，和他們建立的豐功偉業。“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筆勢一轉，指出直到現在朝廷往往把荊楚之地置為不足一用的地位上。最后作者認為： 今天如果能開發這塊地方，教育和起用當地的人，充分發揮它的優勢，使它與關洛地區相依托，那便足以同侵占中原的敵人相周旋了。

十六、這段奉勸孝宗應該移都建業，并作行宮于武昌。這在《中興五論》中已有明白表示：“朝廷徙都建業，筑行宮于武昌。”這里除設想機構從簡設置，又提出對軍隊和國家的禮節儀式要精簡節約，并著重提出江淮、荊襄軍隊的布置，以防御敵人突然襲擊的準備。

十七、這段綜論“變”與“應變”。開頭先回顧宋王朝建立前后后晉存亡的事。晉(公元936—946)石敬瑭于反對后唐政權失利后，割讓盧龍(今河北東部)及雁門關(今山西北部)，即史稱燕云十六州給契丹，從而充當了契丹的“兒皇帝”。而石敬瑭的侄子石重貴稱帝(國號開運)，后與契丹失和，終于在開運三年(946，歲次丙午)城陷投降。次年(947，歲次丁未)后晉亡。接著敘述宋朝歷代之變。宋太祖與契丹之間的糾葛，而稱宋于丁未(1007)、戊申(1008)“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這種說法與歷史事實不合。自從宋太祖淳化四年(993)，四川青城(即今灌縣境內)王小波、李順領導農民起義，次年李順率部攻克成都，建立大蜀政權，最后雖被北宋政府鎮壓下去，但此后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更激烈發展起來。“澶淵之盟”后，內憂外患，接踵而來。從宋之后已有歷史概括出“天道六十年一變”之說，并由此把宋孝宗的出生與“北向復仇”說成是“天意”(“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茍安以玩歲月也”)，這些都是唯心主義的觀點。但立足于“變”，看發展著的政治社會，對漢儒董仲舒的“天不變，道亦不變”和宋代唯心哲學家，是一個批判。這一段論事，是謬誤與正確交織的。

十八、最后，作者先自述幾次來到臨安，深入社會實際，并退居鄉間，探求天地萬物的原始，考察從古到今社會變化的規律，用以研究歷代帝王治理國家的方法。這種深入實際對歷史作深入的探討總結經驗教訓，再用以指導現實斗爭的作法，都反映了作者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作者又嚴正指出： 那些自以為懂得了“正心誠意”修身養性的道學家，其實都是一些對國事不關痛癢的人。“舉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問得義正辭嚴。陳亮激憤地揭露了宋代的道學家在民族存亡的關頭大談“性命”，鼓吹“正心誠意”，是為主和派賣國投降路線提供理論依據。接著批駁了所謂懂得“富國強兵”之術的“才臣”，其實都是一些狂妄愚蠢胡說八道的人。在對孝宗作了一番贊頌后，總結上書的原因是由于皇帝任用庸人，籠絡不學無術之輩，耽誤抗金大業，使自己心懷憂憤而“畢陳于前”，愿陛下聞之。

此文選自《宋史》卷四三六《儒林》(六)的本傳中，比《龍川文集》所刊載有所刪略。在《文集》中，有云：“一日之茍安，數百年之大患也。”此為全文的中心，即茍安江左造成長期分裂的局面，最后必招致滅亡;而抗金北伐，恢復故國，則是人心所向。作者就春秋以下興亡治亂的無數歷史事實，就南宋當局面臨的現狀，作了鞭辟入理的反復陳述，有理有據，言辭懇切動人。“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勵群臣。”(《宋史·本傳》)。但結果是既得罪了朝臣曾覿，又為大臣們阻隔，上書被擱置一邊。由此，卻也見出它震動朝堂，激起了軒然大波。陳亮對寫作文章曾表示過自己的意見：“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眾。故大手之文，不為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為險怪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于純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內。不善學文者，不求高于理與意，而務求于文采辭句之間，則亦陋矣。”(《書作論法后》)他作文特別著重“意”與“理”，因此也常有忽視文采的毛病。陳廷焯論其詞《水調歌頭》有“精警奇肆，幾于握拳透爪，可作中興露布(文告)讀，就詞論則非高調”(《白雨齋詞話》)。揆之此文，亦可作“中興露布讀”，不過不能稱“非高調”，只是微感質勝于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