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蘇軾文《留侯論》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古之所謂豪杰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圣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發，蓋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 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之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于會稽，而歸臣妾于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余，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 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間，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以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 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據《國學基本叢書》本《蘇東坡集·應詔集》)

本文為作者應舉時所作，論辯滔滔，“氣象崢嶸”，體現了作者早期為文的風格。

“古之所謂豪杰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開篇即高屋建瓴，劈空一句領起，引出論題“忍”字。接著先抑一筆：“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從反面申說“勇”與“忍”的關系。然后揚筆正論，“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以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大勇先能“忍”。這第一段正反作論，強調“忍”字，寥寥幾句卻波瀾迭興，足見氣勢不凡。

第二段，開始入事論人。首先點出“怪”字，張良受書圯上老人為奇聞怪事，這當然是世俗的看法。作者則一筆抹倒，怪事不怪，“然亦安知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圣賢相與警戒之義。”首先作者認為“圯上老人”是“隱君子”，是“圣賢”，而非“鬼物”;其次，圯上受書，是圣賢相與警戒。這是破“怪”之說。下面作者忽出神來之筆，曰“且其意不在書”，那么意在何處呢? 下文就立己意了。作者先申秦盛之時一己之勇力不可恃，以“賁、育”作旁證，繼而指出“子房不忍”之非智，作者忽出以想當然之詞，曰：“此圯上老人之所為深惜者也。”因此，才故意“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此正是圯上老人之“意”，而“其事甚怪”，就得到自然而合理的解釋。這一段，一抑再抑，蓄勢既厚，發論始深，議論滔滔，事理明辨，可以說是本文的關鍵，也是最精采的部分。

接下來，作者先以史證史，舉鄭伯、勾踐能“忍”而下人，因而復仇活國之事作旁證，很自然地得出“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的結論，呼應前文“此不足為勇也。”作者再一次發揣想之辭：“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余，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作者緊緊抓住“取履”、“穿履”，反復揣度老人之意，挖掘其內涵，“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間，而命以仆妾之役”，一般人肯定會“拔劍而起，挺身而斗”了，而王孫公子身份的張良卻“油然而不怪者”，這正是“大勇”、“豪杰之士”之所為。對這樣一個有辱人格的事都能忍，還有什么不能忍呢?“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這亦即作者所說的“忍小忿而就大謀”，作者的思想中無疑閃耀著樸素辯證法的光輝。

老人之教張良，并非僅僅是“忍”，而是“忍小忿而就大謀”，“忍”是手段，而非目的，“忍”的目的是更好地實行“大謀”。而這種“忍”的策略，在楚漢戰爭中充分體現了出來，“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這里的“忍”，就帶有積蓄力量、待機而動的軍事上的含義了，而高祖之能忍正是“子房教之也”。作者為進一步證實這一點，又舉例證之：“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正是子房及時制止了高祖的“剛強不忍之氣”，才得征韓信之兵以擊楚，這時的“忍”就又具有了政治意義。兩種意義，前者虛寫，后者實寫，以虛統實，以實證虛，虛實相生，從整體上論證了前面“忍小忿而就大謀”的論點。

最后一段，對太史公之“疑”表示不以為然，這看起來是與前文不相干的文字，實際上，正體現了作者的“匹夫之勇”與“大勇”的區別的見解，進一步強調了“忍”與“不忍”的界域，從而析史遷之“疑”，駁世俗之見。以“評語作收”(《古文觀止》評)，余味無窮。

總之，作者緊緊扣住“忍”字來立論、取材，反復申說，攝取張良一生中圯上受書、博浪擊秦、輔佑劉邦等幾個典型事例，把史實與傳說、記敘與議論巧妙地穿插起來，忽而以史證史，忽而引古設譬，或正或反，或實或虛，忽出忽進，忽斷忽續，行文矯而不群，變幻無端，“滔滔如長江大河，而渾浩流轉，變化曲折之妙，則純以神行其間。”(見《古文觀止》評)正可謂“曲盡文家操縱之妙”(茅坤《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