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古詩十九首·選十二首《明月何皎皎》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明月何皎皎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據胡刻《文選》本)
歷代文史學家，都給予《古詩十九首》很高的評價，稱它為“一字千金”、“五言之冠冕”，或更推之為“風余詩母”，視作《詩經》以后影響我國詩歌發展的最重要的作品，它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我國早期的詩歌，載錄在《詩經》里的，雖然以四言為主，但也有一、二、三、五、六、七字的句子，始終沒有一定的型式，《古詩十九首》卻一律以五言為句，成為我國詩史上最早有定型的詩體。它標志著五言詩在發展過程中達到成熟的階段，同時也顯示了民間歌謠和文人詩篇的關系。
《古詩十九首》，最早著錄于蕭統編纂的《文選》，本來只是該書匯錄多篇詩歌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但很早就脫離母體而獨立，成為專題研究的對象，而《古詩十九首》也就變為一個專有名詞，特指稱一組“十九首”的五言古詩。
《古詩十九首》，無疑是漢代的“古詩”。現存的漢代詩歌，“古詩”和“樂府”往往很難加以劃分，就以《古詩十九首》為例，郭茂倩的《樂府詩集》把其中的《驅車上東門》和《冉冉孤生竹》列入“雜曲歌辭”;朱乾的《樂府正義》更干脆地說：“《古詩十九首》，古樂府也。”
《古詩十九首》大抵是蕭統以許多同一性質的漢代“古詩”甄選匯錄而成，視為當時五言詩的代表作;而“十九”一辭，或源于《莊子》，或承自漢代，則不可稽考。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和時代問題，眾說紛紜。梁朝的蕭統已經弄不清《十九首》的作者和時代，故著錄在《文選》里，僅稱為“古詩”，歸入“雜詩說”。同樣，鐘嶸的《詩品》說它“人代冥滅”，但卻表示：“《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舊疑是建安中曹(植)、王(粲)所制。”劉勰的《文心雕龍》以為《冉冉孤生竹》一篇出自傅毅之手，其余或疑枚乘所作。稍后于蕭統的徐陵《玉臺新詠》，把《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八篇統歸枚乘所作。明代王世貞《藝苑卮言》推想《十九首》中有枚乘、張衡、蔡邕的作品。清朝吳淇《選詩定論》認為《西北有高樓》、《冉冉獨生竹》、《青青河畔草》分別是枚乘、傅毅、蔡邕所作。其余討論《十九首》作者問題的大不乏人，但他們說來說去，總離不了枚、傅、張、蔡、曹、王諸人，同時也沒有拿出確實證據來支持他們的理論。所以，近代學者大都同意沈德潛《古詩源》的意見：“《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從《十九首》的統一風格來看，它們很可能產生在同一時代，由文人創制或更定民歌而成，作者則不可考。
五言體的歌謠，在西漢末年已經流行民間。民間的文學常被視作“俗”文學，不是“雅”的文學;一般文士，大都不屑一顧，就造成了“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文心雕龍·明詩》)的現象。到了東漢，流行民間的五言歌謠逐漸“雅化”，文人隨之嘗試創作。“質木無文”的《詠史》正是顯示了文人創作五言詩的初型。相信當時作五言詩的文人，不只班固而已。初期作品鮮有出色，就沒有留存。
班固以后，文人創作五言詩日漸增加，如張衡的《同聲歌》、秦嘉的《贈婦詩》、蔡邕的《飲馬長城窟行》、繁欽的《定情詩》、辛延年的《羽林郎》等，都是完整的五言詩。到了《古詩十九首》一類詩歌的出現時，五言詩就達到了成熟的階段。
假如我們承認《十九首》是文人的作品，或是文人更定民間歌謠的作品，根據文體演講的過程來看，它是東漢時代的產物。再從時代背景和它的內容來研究，更可證明《十九首》絕大部分是東漢時期的作品。
《古詩十九首》各自成篇，每篇各有主題，但合起來看，卻是一個息息相關的整體。它的內容反映出同一時代的詩人共有的思想和情感，也可說刻畫出時代共有的心態。沈德潛《說詩晬語》說：“《古詩十九首》大率逐臣棄婦、朋友闊絕、游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他的見解是對的。可惜歷代不少箋注家多以君臣關系、諷諭美刺、比興寄托來解說《十九首》，陷入穿鑿附會、繁瑣援引、蕪雜寡要的毛病。
從五言詩的演講過程來看，《十九首》大約產生于東漢后期，而詩的內容也配合當時的社會環境。東漢后期是一個社會大動蕩的時代：朝廷中有外戚、宦官、黨錮之禍，地方有黃巾、黑山起義，加上州郡割據、徭役苛捐、饑饉瘟疫，造成了民不聊生、妻離子散、家園破碎的普遍現象。因此，《十九首》就充滿了細訴生離死別的痛苦：
“行行重行行，
與君生別離。”(《行行重行行》)
“同心而離居，
憂傷以終老。”(《涉江采芙蓉》)
“上言長相思，
下言久離別。”(《孟冬寒氣至》)
人是有感情的動物，尤其是男女相思的情愛，在亂離中盡量迸發出來，而《十九首》寫得力透紙背：
“攀條折其榮，
將以遺所思。
馨香盈懷袖，
路遠莫致之。”(《庭中有奇樹》)
“置書懷袖中，
三歲字不滅。
一心抱區區，
懼君不識察。”(《孟冬寒氣至》)
“著以長相思，
緣以結不解。
以膠投漆中，
誰能別離此。”(《客從遠方來》)
在痛苦、哀愁的生活里，特別容易感覺時物的遷移、人生的短促。《十九首》多處刻畫出時人這種心態：
“人生天地間，
忽如遠行客。”(《青青陵上柏》)
“人生寄一世，
奄忽若飆塵。”(《今日良宴會》)
“所遇無故物，
焉得不速老?”(《回車駕言邁》)
“浩浩陰陽移，
年命如朝露。”(《驅車上東門》)
政治不安，仕途維艱，士子設法鉆營以求官祿;只有少數獲得倖進，多數失意潦倒。為了個人利益，知識分子也會犧牲良朋益友，但求達到自己的目的。亂世的友情澆薄，《十九首》表露無遺：
“昔我同門友，
高舉振六翮;
不念攜手好，
棄我如遺跡。”(《明月皎夜光》)
仕途失意，理想和希望遭受現實環境的打擊，個人的信仰和人生觀也跟著改變了。有些人產生頹廢思想，只設法尋求片刻的快慰和歡愉，于是縱情享樂：
“斗酒相娛樂，
聊厚不為薄。
極宴娛心意，
戚戚何所迫?”(《青青陵上柏》)
“晝短苦夜長，
何不秉燭游?
為樂當及時，
何能待來茲!”(《生年不滿百》)
但有些人卻不顧道德禮教，乘機竊時據位，爭權奪利：
“何不策高足，
先據要路津?
無為守窮賤，
坎軻長苦辛!”(《今日良宴會》)
有些人深信道家的服藥，修煉成仙，但求心靈解脫，結果是空余遺憾：
“服食求神仙，
多為藥所誤。”(《驅車上東門》)
“仙人王子喬，
難可與等期。”(《生年不滿百》)
有些人認為生命短促，只有名垂千古，才不枉度一生，因而追求個人的名譽：
“人生非金石，
豈能長壽考?
奄忽隨物化，
榮名以為寶。”(《回車駕言邁》)
有些人厭惡世情，在失望、彷徨、苦悶之中吐出逃避現實的呼聲：
“愿為雙鴻鵠，
奮翅起高飛。”(《西北有高樓》)
“思有雙飛燕，
銜泥巢君屋。”(《東城高且長》)
總括來說，《十九首》不論正面提出，還是托物寄意，都明顯地繪寫當日社會的狀況——生離死別、男女怨思、友情澆薄、乘時竊位，刻畫時人的心態——慨嘆人生短促、縱情及時行樂、祈望服食成仙、追求傳世榮名、逃避現實社會。陳祚明《采菽堂詩話》說：“《十九首》所以成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幾?雖處富貴，慊慊猶有不足，況貧賤乎? 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誰不感慨?人情于所愛莫不欲終身相守，然誰不有別離? ……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則人人本自有詩，但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盡，故特推《十九首》以為至極。”
這說明了《十九首》所以能夠深刻地、廣泛地感動讀者，是由于它能夠真實地、確切地寫出一個時代人們共有的情感!
《古詩十九首》的內容，具有時代性、真實性，寫出人人“同有之情”，故能感染動人;它的寫作技巧更達到極高的藝術成就，替后來的詩歌發展開辟了一條廣闊的道路。
《十九首》是一組抒情詩，用最經濟的文字寫出來。有委婉含蓄而余味無窮。歷代文學家稱贊《十九首》的言論很多，讀者可隨意檢閱參考。我們試從語文運用和修辭技巧方面來說明藝術特色。例如以具體表達抽象。感情是抽象的，要刻畫離愁、別恨、哀傷、怨思等等，是不容易的，堆砌一連串的形容詞也不會引起讀者共鳴，《十九首》卻把抽象的感情用具體的事物表達出來。例如：
“相去日已遠，
衣帶日已緩。”
“思君令人老，
歲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
“涉江采芙蓉，
蘭澤多芳草，
采之欲遺誰?
所思在遠道。”(《涉江采芙蓉》)
“出戶獨彷徨，
愁思當告誰?
引領還入房，
淚下沾衣裳!”(《明月何皎皎》)
從身體的消瘦(“衣帶日已緩”)、容顏的衰老(“歲月忽已晚”)和實際的行動(“采芙蓉”、“引領”、“徙倚”、“垂淚”、“出戶”、“入房”、“淚沾衣”)來顯示久別愁思的痛苦。又如：
回顧何茫茫，
東風搖百草。
所遇無故物，
焉得不速老?”(《回車駕言邁》)
由看見的景物烘托出內心的悲傷。又如善于運用比興。比興是寫作詩文常用的修辭手法。比，可以加深文意;興，可以掀起聯想，同樣增廣原文的涵義，撇除了穿鑿附會的解說。《十九首》的比、興用得意境深遠、貼切自然。例如：“胡馬依北風，飛鳥巢南枝。”(《行行重行行》)李善的《文選》注引用了《韓詩外傳》：“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胡馬、飛鳥皆不忘本，人更應當不忘本，由此襯托出“游子不顧返”的不是。同時，“北”、“南”相對，加強了下文“各在天一涯”的觀念。又如：“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明月皎夜光》)南箕、北斗都是星名。《詩經·大東》：“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又：“睆彼牽牛，不以服箱。”借以比喻有名無實的友誼。所以，雖然是“昔我同門友”，現在卻“棄我如遺跡”。證明“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又如：“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冉冉孤生竹》)用柔弱、孤單、生長在泰山山坳的竹興起下文顧影自憐、閨中寂寞的新婚少婦——“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婚前依靠父母，像孤竹托根于泰山;婚后丈夫遠宦不歸，傷痛別離。蕙蘭至秋凋謝，比喻青春不長，紅顏易老。又如描寫簡練生動。《十九首》不論抒情或寫景，大都著墨不多而含義豐富。鐘嶸稱它“一字千金”(《詩品》)，揭示其簡練處;孫櫎說它“宏壯、婉細、和平、險急，各極其致”(《文選論注》)，道出其生動處。例如：
“洛中何郁郁!
冠帶自相索。
長衢羅夾巷，
王侯多第宅。
兩宮遙相望，
雙闕百余尺。”(《青青陵上柏》)
浮雕出一幅當日京城的繁華、熱鬧景象：冠帶往來，衢巷縱橫，華宅眾多，宮闕壯麗。還有《十九首》造句精審，寫來自然樸雅，絕無斧鑿雕飾痕跡;只用極簡練的文字表達含義渺邈的情感和景象。陸時雍《古詩鏡》說：“《十九首》深衷淺貌，短語長情。”“深衷”、“長情”可說是詩的內容豐富;“淺貌”、“短語”可說是詩的文字精簡。《十九首》的文字，外貌看似平淡，但經過仔細咀嚼，就知道這些好像陳年醇酒，其味無窮。張戒《歲寒堂詩話》說《十九首》“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以“不迫之詞”，表達“獨至之意”，可見造句遣辭之妙。例如：“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行行重行行》)簡單的文字，平淺的句子，表面看來沒有什么突出的地方，但細心分析，就覺得寫作技巧不平凡。首句“行”字重復四次，一般詩作視為毛病，這里卻是特點。“行”表示走路、旅游。“行行”暗示路途漫長，“行行”、“行行”更表示路途漫長而遙遠，有走不盡的意思。走不盡的遙遠道路，僅是從空間上說，加一“重”字，又從時間上說。一句中只是由一個動詞(行)和一個副詞(重)組成，就能表達復雜的意思，真是貌淺而意深了。次句“生別離”則通過典故的暗示把豐富的內涵納入最簡約的語言里。《楚辭·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生而分離，人之所悲，但環境所迫，又不能不分離;無可奈何，只有“行行重行行”，直至不得不分離。此情此景，兩句描寫殆盡!
此外，《古詩十九首》文字音節自然。不管是文人創作，還是文人改定民間歌謠的作品，無疑地吸收了民間歌謠的語言特色，呈現出一種生動、流暢、自然的風格。謝榛《四溟詩話》說：“《古詩十九首》，句平意遠，不尚難字，而自然過人。”又說：“《古詩十九首》，平平道出，且無用工字面，若秀才對朋友說家常話，略不作意。”胡應麟《詩藪》說：“《古詩十九首》及諸雜詩，隨語成韻，隨韻成趣;詞藻氣骨，略無可尋。”幾位詩論家都認為“自然”是《十九首》的語言特色。“自然”就是如陳繹曾《詩譜》所說的“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像春日開放的蓓蕾，不是人制造的花朵，處處流露出自然可愛的氣息。
自然的語言，給予人們親切、明朗、純樸的感覺。例如：
“客從遠方來，
遺我一端綺。
相去萬余里，
故人心尚爾。
文采雙鴛鴦，
裁為合歡被。”(《客從遠方來》)
“客從遠方來，
遺我一書札。
上言長相思，
下言久離別。
置書懷袖中，
三歲字不滅。”(《孟冬寒氣至》)
從詩的音節來說，四言詩以兩字為一個音步，一句有兩個音步。五言詩也有兩個音步，上一個音步是兩個字，下一個音步是三個字;一句之中由字數不同的兩個音步組成，比定型呆板的四言詩優美得多。真是亙古通今、永垂不朽的杰作!
古今學者評論《十九首》的很多，不勝枚舉，現以時代先后為序，擷選其中較重要的供讀者參考。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
鐘嶸《詩品》：“古詩，其體原出于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建安中曹、王所制。《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為驚絕矣。人代冥滅，清音獨遠，悲夫!”
胡應麟《詩藪》：“詩之難，其《十九首》乎! 畜神奇于溫厚，寓感愴于和平，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
顧炎武《日知錄》曰：“詩用疊字最難。《衛風》‘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連用六疊字，可謂復而不厭，賾而不亂矣。(古詩)‘青青河畔草，郁郁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連用六疊字，亦極自然，下此即無人可繼。
王國維《人間詞話》：“‘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寫情如此，方為不隔。”
朱自清《古詩十九首釋》：“《十九首》可以說是我們最古的五言詩，是我們詩的古典之一。所謂“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作風，《三百篇》之外，《十九首》是重要的代表。直到六朝，五言詩都以這一類古詩為標準;而從六朝以來的詩論，還都以這一類詩為正宗。《十九首》影響之大，從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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