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王寵·南都》原文賞析

錦纜牙檣萬里游，天吳海若翼王舟。囊城七圣空迷轍，弱水三山未穩流。邊塞風云連朔漠，重臣節鉞自公侯。兩京角立分形勢，居重還須控九州。

此詩寫于明武宗正德后期。沈德潛有評： “羽檄時聞，江彬輩節鉞自擅，而帝游幸無度，失居重馭輕之勢，草莽臣惄然憂之，此詩史也。”這幅歷史畫卷，展現了明武宗這個著名的浪蕩皇帝，在位十六年的政治動亂面貌，揭示了封建統治者驕奢淫逸的腐朽本質及其嚴重后果，從而使這短詩，具有積極的認識意義和史料價值。

明武宗自幼“好逸樂”(《明通鑒》)，十五歲做皇帝后，此癖更甚。野心家都利用這點而得以受寵竊權、怙惡倡亂。尤其是江彬，他費巨資修建多種游樂場，引導武宗“日夜幸宿于此”，樂不思返，更怠于從政，對“建言者以為多言，干事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者謂之瀆擾，憂在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明史》)，又引誘武宗四處巡游，次數之多，規模之大，路程之遠，為歷史罕見。正德十五年那次巡游，長達十五個月，武宗歸途中“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 (《明通鑒》)成了落湯雞 (從此一病不起，三個月后一命嗚呼)。江彬受寵后，受賜國姓，受封伯爵，外挾邊兵，內擁兵權，提督錦衣衛，不但縱橫恣肆， 而且趁武宗南巡之機“欲縛武宗”(《明通鑒》)。安化王朱寘鐇和寧王朱宸濠也先后發動反叛。

統治者的奢侈、揮霍，造成了國貧民窮，巨額用度“欲征之于民而脂膏已竭，欲取之于官而帑藏已空”(《明通鑒》)，從而導致了西南、華南、華東的各族人民起義和北方韃靼屢屢乘機南侵，使武宗政權內外交困。作為“草莽之臣”的王寵，基于其愛國的心志，“惄然憂之”，寫下了 《南都》一詩。

首聯從武宗最大的特點 “好逸樂” 入手，直接以一個巡游場面概括其全部的腐朽和荒唐：裝飾豪華繁縟、色彩艷麗奪目的大船，載著武宗萬里巡游，浩大的排場和聲勢，有如水神海神也簇擁著帝王這長長的船隊。

頷聯以兩個比喻，指出武宗巡游無度的嚴重后果。前句又為一典故，典出《莊子·徐無鬼》，此寓言說，軒轅皇帝等七位圣人到具茨山去見“圣人”大隗，車“至襄城之野，七圣皆迷，無所問途”。后因用此作帝王巡游的典故。元稹《望云雅馬歌》有“七圣心迷運方厄，五丁力盡路尤窄”，借此典故寫唐代朱泚之亂中，德宗李適倉皇逃難。后句之“弱水”喻不大的動亂和反叛，“三山”喻強大的鎮壓力量。全聯說，如果皇帝一意巡游，怠于從政，結果將有如“三座大山也無法穩住弱小的水流”一樣，小小的動亂也難以遏止。

方孝孺在《指喻》中說“天下之事，常發于至微而終為大患，始以為不足治而終至于不可為”。王寵深知其驗，詩句中充滿了焦慮。

頸聯寫上下內外的形勢，進一步指出武宗好逸樂而怠于從政的嚴重后果。“邊塞風云”指前述各族人民起義，“朔漠”借指北方韃靼軍隊屢屢南侵。“重臣”指江彬之流，“節鉞”為古代將帥權力憑證，此借代權力，“自公侯”在此指極端的擅權恣肆。全聯說，中國大地被戰爭煙云所籠罩，位重之臣不受皇帝所馭而擅權。

如此嚴重的內憂外患，使武宗政權岌岌可危。深知“帝王腐化必怠政，怠政必為奸邪造成擅權之機，擅權必亂政，亂政必天下亂，天下亂必王朝滅”的連鎖反應和“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國語·晉語》)之理的詩人，對武宗這萬弊之源的“好逸樂”的怨憤程度，是可想而知了。

尾聯進一步寫嚴峻的政治形勢，指出中興的途徑。“兩京”指北京和南京(南都)。此句為一典故，用以借古諷今：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三十年后其長孫朱允炆繼位。但從明初就開始鎮守北京的燕王朱棣，有實力與南京朱允炆政權抗衡，不受其馭控，形成了南北兩京角立的形勢，四年后，朱棣終于用武力登上皇帝寶座。而詩人寫此詩時的形勢，已如沈德潛評語所說：由于武宗“游幸無度”而“失居重馭輕之勢”。因此詩人借這史實警告武宗，不要游幸無度、怠于從政，而要清醒地看到“三山”也不能遏止的“弱水”，將可能發展為與自己“角立”的反叛力量;眼前這“重臣節鉞自公侯”的政治形勢，極可能導致“兩京角立”的局面。如何才能杜絕這種后果呢?詩人指出“居重還須控九州”：要占據重位牢牢擁有皇權，就必須控制全國。而這，就必須立即中興，消除各種弊端，首先要摒絕的，正是武宗“好逸樂”這一萬弊之源。

詩人在沉重哀怨的情思中，向一個如此荒唐腐朽的皇帝進獻出一腔忠誠，抱以衷心希望，渴求他帶來國泰民安的盛世。不難看出，這是一種“愚忠”，也是幻想，它本身就是悲劇。事實上，詩人終究沒有看到武宗的中興，而是看到他死于游樂，接踵而來的是明世宗更為腐朽黑暗的時代。詩人只能在久病中抱著“致君堯舜”的理想郁郁而逝，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沈德潛評其詩風格“其七言律，亦頗沉郁”;而《毛詩序》有“亂世之音怨以恕，其政乖(政亂)”，皆可從《南都》中窺得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