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李贄文《賈誼》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班固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系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要于事者著于傳云。”

李卓吾曰： 班氏文儒耳，只宜依司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論也。立論則不免攙雜別項經史聞見，反成穢物矣。班氏文才甚美，其于孝武以前人物，盡依司馬氏之舊，又甚有見，但不宜更添論贊于后也。何也? 論贊須具曠古只眼，非區區有文才者所能措也。劉向亦文儒也，然筋骨勝，肝腸勝，人品不同，故見識亦不同，是儒而自文者也。雖不能超于文之外，然與固遠矣。

漢之儒者咸以董仲舒為稱首，今觀仲舒不計功謀利之云，似矣。而以明災異下獄論死，何也? 夫欲明災異，是欲計利而避害也。今既不肯計功謀利矣，而欲明災異者何也? 既欲明災異以求免于害，而又謂仁人不計利，謂越無一仁又何也? 所言自相矛盾矣。且夫天下曷嘗有不計功謀利之人哉! 若不是真實知其有利益于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則烏用正義明道為耶? 其視賈誼之通達國體，真實切用何如耶?

班氏何知，知有舊時所聞耳，而欲以貶誼，豈不可笑!董氏章句之儒也，其腐固宜。雖然，董氏特腐耳，非詐也，直至今日，則為穿窬之盜矣。其未得富貴也，養吾之聲名以要朝廷之富貴，凡可以欺世盜名者，無所不至。其既得富貴也，復以朝廷之富貴養吾之聲名，凡所以臨難茍免者，無所不為。豈非真穿窬之人哉! 是又仲舒之罪人，班固之罪人，而亦敢于隨聲雷同以議賈生。故余因讀賈、鼂二子經世論策，痛班氏之溺于聞見，敢于論議，遂為歌曰：駟不及舌，慎莫作孽! 通達國體，劉向自別。三表五餌，非疎匪拙。彼何人斯? 千里之絕。漢廷諸子，誼實度越。利不可謀，何其迂闊! 何以用之? 皤須鶴發。從容廟廊，冠冕佩玦。世儒拱手，不知何說。

李贄一生撰寫了大量的歷史著作，僅在他的史學專著《藏書》中就對約八百個歷史人物進行了觀點獨特的評述。這些文章富于批判精神，在述史時往往涉及一些當代的敏感問題。以致萬歷十三年(1602)禮部給事中張問達上疏明神宗參了他一本，歷數其罪云：“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圓為智謀，以李斯為才力，以卓文君為善擇佳偶，以司馬光訛桑弘羊欺武帝為可笑，以秦始皇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為不足據……。”李贄因此被朝廷“嚴拿治罪”(事見《明神宗萬歷實錄》第361頁)，“其書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盡搜燒毀，不許存留”(同上書)。可見李贄在其著作中所表現的思想必然對封建統治者有極大威脅，否則當不至招此嚴厲制裁。原來，李贄的史論多與傳統觀點相抵牾，甚至向“圣人”、權威挑戰，正如張問達上疏所謂屬“狂誕悖戾”、“刺謬不經”者。這篇《賈誼》，便是選自《焚書》中的一篇史論，從中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其寫作時間當在他六十四歲以前。

本文首段全引班固《漢書·賈誼傳》后的論贊。而班氏論贊又首引劉向語。劉向稱道賈誼，以為“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而以其“為庸臣所害”，未獲見用感到“甚可悼痛”。班氏則認為，賈誼仕于文帝之朝，凡其所陳，略已施行，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并指責賈誼后來所陳五德終始及“五餌三表”諸說為“其述固以疏矣”，駁斥了劉向之論。李贄引錄班史此段論贊于前，雖未加一語，其用意在于首立標靶，以為射的。

第二段開口便大書“李卓吾曰”，表明這以下便是我李卓吾真刀真槍地對準靶子毫不客氣地進行攻擊了。第一句話便以蔑視的口吻斷言“班氏文儒耳”。何謂“文儒”?李贄未解釋。大約因為這是當時人所盡知的。唐人所撰《晉書·儒林傳》敘曰：“漢興，……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東京，斯風不墜。”由此可見，“文儒”蓋指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號稱儒者的文章之士，而班固正屬東漢初期的這類人物。在李贄筆下，以“文儒”稱之，是多少帶有貶義的，因為文儒只以文稱，一般沒有多少深遠的見識。他認為班氏撰《漢書》，對于武帝以前的人物傳記“只宜依司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論也”。為什么呢? 因為若自“立論，則不免攙雜別項經史聞見，反成穢物矣”。由此可見，李贄認為班固只是一個經生“文儒”，如果由他自己立論，就必然要引據經史，大作文章，而那樣的文章就只能是腐臭的穢物，令人不可向邇。他說，“班氏文才甚美”，但不具寫論贊的才能，因“論贊須具曠古只眼，非區區有文才者所能措也”。至于此文所論的賈誼，正是孝武以前人物，司馬遷原已在《史記》的《屈原賈生列傳》中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班氏不該更添這段論贊于傳后，李贄在此批駁班固時說理極為嚴密。班氏論贊先引劉向之言，又后以己意加以反駁。李贄便特別指出劉向雖亦是“文儒”，但不是像班固那樣“區區有文才者”。劉向“筋骨勝，肝腸勝，人品不同”，遠遠勝過班固。正因為如此，“故其見識亦不同”，劉向“是儒而自文者也，雖不能超于文外”，然比之班固，則遠過之。在這一點上，李贄與過去所有評論家的評價都是大相徑庭的。歷來史家都將班固與司馬遷并稱，認為二人皆有良史之才，是漢代數一數二的兩大史家。李贄卻將班固放在不以史才者稱的劉向之下，當然就更不能與司馬遷并列了。雖然李贄對班固的總體評價倒并未全盤否定，稱其“文才甚美”;在專論《班彪班固》一文中也曾贊他“文贍而事詳，……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等等，但所評只在文章，總“不能超于文之外”，故而終歸只是一個“文儒”，既非史才，亦非治世之才，關鍵只在于他思想庸腐，沒有“見識”。

由劉向、班固這兩個漢之文儒評論賈誼的不同，再推至漢儒之首——董仲舒，意在以董比賈衡量其二人的高下。漢儒“咸以董仲舒為稱首”，董氏有兩句名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期道不計其功。”李贄說董氏此說“似矣”，意謂這似乎很高明、很正確。然而，董氏曾上書“明災異”，那正是計利避害之論。既“欲明災異以求免于害”，卻又說仁人不計利，這就分明是自相矛盾了。況且“天下曷嘗有不計功謀利之人”! 的確，“若不是真實知其有利益于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則烏用正義明道為耶”?這都是撕去儒者虛偽騙人假面的大實話，但是，這些話，自漢至明沒有一個人說過，也沒有一個人肯說和敢說。經過這樣一番批駁，李贄便將漢代稱首的儒者董仲舒最為當代和后世稱頌的“不計功利”之說駁得體無完膚，而劉向所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為“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云云，便不樹而自立。若以董比賈，則董氏之論便明顯地遠不如賈氏之“真實切用”了。

至此，李贄再回頭來評量班氏在《賈誼傳》末所作論贊之說，進一步指斥：“班氏何知，知有舊時所聞耳，而欲以貶誼，豈不可笑!”他又說：“董氏章句之儒也，其腐固宜。”意為董氏只不過是迂腐，卻還無詐騙之意。但其理論傳至于今，竟成為假道學家行其“穿窬之盜”的工具。具體利用其理論的那些人，當“其未得富貴”時，靠“不計功謀利”的美名欺世盜名，求取富貴;一旦富貴到手，又以假仁假義來保全自己的名聲，以維護既得利益。這里，李贄重復地使用了“無所不至”、“無所不為”二語，將道學家口不言功利而實際上無所不用其極地追求功利的虛偽面孔盡情揭露無遺。至此，李贄痛切地指責了那些“真穿窬之人”是假道學家，說他們借董仲舒之說而行穿窬之實，這應歸罪于董仲舒的理論;而班固附和董氏之論“以議賈生”，也一并有過。作者感慨古今，積恨難平，最后作四言歌詩一首。其詩有兩層意思，先言班固妄議賈誼，未免出言不慎;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其論自與班氏不同;賈生上疏，其議不為疏拙。賈誼實為漢廷之佼佼者。再言董氏不計功謀利之說實屬迂闊，實際上，朝中那些“皤須鶴發”的重臣正是為了獲得今天這樣“從容廟廊、冠冕珮玦”的功利才蠅營狗茍地奔忙了一生。否則，自視清高的世儒寧愿拱手屈膝于權貴，又作如何解釋呢?作者以此為結，抒泄胸中郁憤。

李贄在其《續焚書·復焦漪園》一文中曾說：“借他人題目，發自己心事，故不求工自工耳。”這話當時雖不是說他自己，但這種“借題發揮”的寫法在李贄文集中卻隨處可見。它既無需精心設計文章框架，又可隨心信筆，言其意所欲言;且他人之題比比皆是，內容廣泛，不拘一格。往往能由此及彼，牽引出萬端思緒，寫出意想不到的好文章。李贄的史評中便有不少屬于這種“隨筆”性質的“散論”，故其有“不求工自工”的自然流暢的特點。這篇《賈誼》即屬此類讀史隨筆。同時，它也不失為一篇邏輯嚴密、觀點明確的駁議文章。此篇文筆尖銳犀利，毫不隱晦，直截了當，無所顧忌。如其“班氏文儒耳”、“班氏何知”、“董氏章句之儒也”等等，都直言不諱，沒有向來文人吞吞吐吐、多所保留的缺點。這樣的辯駁文章，更能抓住問題實質，一下便擊中要害，而且，李贄在反駁的同時又不忘隨時發表自己的正面議論，如對賈誼，則有其推崇贊美之論。這樣才充分體現出駁議這種文體既批駁對方、又樹立起自己觀點的寫作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