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詩《蒿里行》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于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據影印宋本《樂府詩集》，下同)

本篇與《薤露行》都是樂府古辭，屬《相和歌·相和曲》。晉崔豹《古今注》說：“薤露、蒿里并喪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曹操此詩用古題寫時事，敘述東漢末年關東(函谷關以東)州郡將領討伐董卓時的互爭權利，以及人民在戰亂中遭到的嚴重災難。

先是中平六年(189)靈帝死，少帝即位，何太后聽政。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謀誅宦官，太后不許，何進密召董卓將兵入京，威脅太后。謀泄，中常侍張讓等殺何進，并劫持少帝和陳留王(劉協)出走小平津(今河南鞏縣西北)。董卓至京，迎還。旋即廢少帝，立獻帝(劉協)，毒死何太后，獨攬大權，肆意殘殺。初平元年(190)春，關東州郡起兵討伐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董卓焚燒洛陽，挾持獻帝、百官和百姓數百萬口西遷長安，自留屯洛陽。關東州郡頭目各懷異心，觀望不前，甚至互相火拼，以擴張自己的勢力。這就開始了長期的軍閥混戰，造成百姓大量死亡和生產力極大破壞。《蒿里行》真實地反映了上述歷史情況，揭露了軍閥割據混戰釀成的戰禍，表達了對人民在戰亂中遭受災難的同情。

關東州郡諸將領起兵討伐窮兇極惡的董卓一伙，作者稱他們為義士，肯定這是正義的行為。董卓及其爪牙燒殺虜掠，殘民以逞，是歷史上罕見的; 惡貫滿盈，罪不容誅。因此作者指出諸州郡起兵，起初本期望在孟津(盟、孟古通)相會合，其用意在直搗咸陽(借指洛陽)。《三國志·武帝紀》載： 中平六年“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今河南寧陵縣西南)”。初平元年春關東州郡起兵討卓，“卓兵強，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 ‘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 遂引兵西，將據成皋。(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上四句寫州郡起兵初意。“咸陽”用典，“盟津”既用典又紀實。曹丕《典論·自敘》： 關東牧守“于是大興義兵……兗、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于孟津”。

接下六句敘述諸州郡違背起初起兵用意，反成禍胎。州郡軍隊會合起來了，但各有打算，力量不能統一; 諸軍列陣雖像飛雁行列一樣整齊，而猶豫不前，彼此觀望。由于爭勢奪利，不久諸將領就自相殘殺。如兗州刺史劉岱與東郡太守橋瑁相惡，岱殺瑁。初平二年袁紹脅迫冀州牧韓馥占取冀州。孫堅擊敗董卓軍，卻為劉表部將黃祖殺害。從此兵連禍結，分裂益甚，“淮南弟稱號，刻璽于北方”。為了葉韻，兩句掉轉次序。早在初平元年冬“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太祖拒之”。次年春“紹、馥遂立虞為帝，虞終不敢當”(俱見《武帝紀》)。后來袁紹和異母弟袁術又鬧分裂，術據有淮南，于建安二年稱帝于壽春。“勢利使人爭”，表明曹操當時就看清了袁紹、袁術、劉表輩淺識無能的本質。鐘惺《古詩歸》評《蒿里行》，說曹操“看盡亂世群雄情形，本初(袁紹)、公路(袁術)、景升(劉表)輩，落其目中掌中久矣”。清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十八)引竟陵史懷亦說“大抵群雄舉事，在初起手時局面已定，落曹公眼中久矣。”

最后敘述諸州郡牧守割據混戰，造成漢末喪亂局面。連年征戰，戰士長期鎧甲不離身，致生蟣虱，百姓因之死亡慘重。白骨暴露于田野，千里聽不到雞鳴，絕無人煙，不堪凄慘。作者對此發出沉痛的感嘆： “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表現出作者對人民苦難的深切同情。明譚元春在《古詩歸》(卷七)中說： “一味慘毒人，不能道此; 聲響中亦有熱腸，吟者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