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曄文《宦者傳論》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易》曰： “天垂象，圣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官之戒。又云： “王之正內者五人。” 《月令》： 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五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后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于楚、晉;景監、繆賢，著庸于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珰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于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后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后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

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

自明帝以后，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珰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

其后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跡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 或稱伊、霍之勛，無謝于往載; 或謂良、平之畫，復興于當今。雖時有忠公，而意見排斥; 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 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真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 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 府署第館，棋列于都鄙; 子弟支附，過半于州國; 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強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群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于殄敗。斯亦運之極乎? 雖袁紹龔行，芟夷無余，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 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 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據王先謙《后漢書集解》本)

范曄是很有才華的史學家。他的《后漢書》簡明而周詳，記載有重點而不遺漏，敘述議論，頗有文采。其中各論贊，更是范曄得意之筆。他曾自稱： “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尚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宋書》作者沈約認為，他的這種自我評價符合事實。

《宦者傳論》概括敘述了宦官勢力囂張的始末，揭露了宦官的橫暴、奢侈、貪婪，總結了東漢一代的歷史教訓，痛言切之，語言精練、準確。當然，究其根本原因，宦官專政是由皇帝個人獨裁和家天下的封建政體所決定的。

第一段從開頭“《易》曰”到“伊戾禍宋”。主要敘述宦官的由來。作者從《易經》的“天垂象，圣人則之”談起，到《周禮》按天象置宦官，又引《周禮》、《禮記·月令》、《詩經·小雅》等古代典籍中的有關記載來說明“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為什么要置宦官呢?范曄推測原因道：宦官的生殖器被摧殘，不是全人，又無外黨，只與皇宮中的人來往，容易使役吧。“然而后世因之，才任稍廣”，宦官還是逐漸參與了政事。宦官參與政事，其功過是非又是如何呢?作為一個歷史學家，范曄沒有一概而論，他寫道：“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于楚、晉; 景監、繆賢，著庸于秦、趙。”勃貂即春秋時晉寺人披，他曾報告呂甥和卻芮將焚晉文公宮的消息，使晉文公免難;后又曾向晉文公推舉趙衰作原守。管蘇，春秋時楚共王常侍，常對楚共王言說道義，深得楚共王賞識。景監，戰國時秦孝公寵臣，商鞅入秦，曾通過景監求見秦孝公，佐秦孝公成霸業。繆賢，戰國時趙國宦者令，曾推薦藺相如給趙王，建立功勛。以上這些都是有功于歷史的宦官。但宦官參政之敝也不少，“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豎刁，春秋時齊桓公寺人，齊桓公死時，他與易牙等殺君使，造成政局混亂。伊戾，春秋時宋國寺人，曾向宋平公誣陷宋太子將為亂，平公殺太子。第二段從“漢興，仍襲秦制”，到“損穢帝德焉”。大意為追求西漢時宦官制度的發展變化及其利弊。“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當時還參雜用一些士人。到了高后稱制，即呂雉臨朝行天子事，以宦官張卿為主管接待傳達之事的“大謁者”，以便“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親幸趙談、北宮伯子; 孝武帝時親幸李延年。由于這些皇帝經常要在后宮別舍館游宴，因此請奏機密之事多以宦官為主。這時宦官的功過是非又是如何呢?元帝時，“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蓋。”漢宣帝、元帝時，宦官弘恭、石顯為中書令，相繼專權，終于發生了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第三段從“中興之初”到“漢之綱紀大亂矣”。這一大段是論述東漢宦官得勢橫行敗壞朝政的發展過程。“宦官悉用閹人”，是從“中興之初”，即東漢光武帝劉秀重建劉氏王朝開始。到了明帝永平中，開始對宦官規定員數。和帝是十歲即位的小皇帝，由竇太后臨朝執政。竇太后之兄竇憲，拜大將軍，權傾朝野，其弟竇篤、竇景等橫暴京師，出現了“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和帝年長后，與近幸中常侍鄭眾定計，誅滅竇氏，迫竇憲自殺，“終除大憝”。但由此又使鄭眾一方極盛，鄭眾被封官為大長秋，爵鄛鄉侯，“于是中官始盛焉”。明帝以后，一直到延平時期，宦官“委用漸大”，人員也增多，其中甚至有兼領九卿職權的，鄧后臨朝，宦官之權又有加劇。鄧后是和帝的皇后，和帝死時，殤帝始生百日，鄧后執政。八個月后，殤帝又死，立安帝，仍由鄧后執政，鄧后執政凡十五年，“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宦官不可一世。范曄引用時人朱穆的話“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宦官手里拿的是王朝的爵賞，嘴里說的就是王朝的法律，他們實際上竊取了皇帝的生殺予奪的大權，作威作福，再也不是僅僅擔任后妃宮嬪役使雜務了。接著，簡述了宦官孫程、曹騰、五侯等的史實，分析了他們雖然有功績，但終使漢之綱紀大亂。“孫程定立順之功”，孫程是安帝時中黃門，順帝劉保原為安帝皇太子，后被廢為濟陰王，安帝死，閻后立北鄉侯劉懿，懿死，孫程等聚謀奉劉保即位，是為順帝。“曹騰參建桓之策”，曹騰是順帝時的中常侍，順帝死，沖帝立，數月死，梁冀立質帝，梁太后采納曹騰的建議與梁冀訂策，立蠡吾侯劉志，是為桓帝。“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大將軍梁冀專權驕橫，桓帝與宦官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五人議誅梁冀，事成梁冀被誅，單超等五人同日封侯，貴盛無比，時稱五侯。這些宦官“良、平之畫，復興于當今”。這時即使有忠義之士，也“意見排斥”，宦官的權勢達到“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的地步。凡“阿旨曲求”宦官的，“則光寵三族”;凡對宦官“直情忤意”的，“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最后一段，從“若夫高冠長劍”直到結束。范曄以滿腔激情極論東漢宦官之禍促成東漢的滅亡。首先寫了宦官的勢眾“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 苴茅分虎，南面人臣者，蓋以十數; 府署第館，棋列于都鄙; 子弟支附，過半于州國。”然后再描繪宦官的究奢極侈：“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緩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范曄指出： 這一切都是剝奪黎民百姓所得! 宦官們在經濟上如此，在政治上則是“構害明賢，專樹黨類”。一些附權趨炎之徒，自施宮刑，或者閹割自己兒子向宦官求顯達。這樣，“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同惡相互援引，宦官之徒召來越多，以至“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究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搖亂華夏之區的劇寇，實際上指的是農民起義，這種說法是封建史學家的局限。“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敢于抨擊朝政的忠良之士都被連同妻兒一起殘害。“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這幾句指東漢末年宦官發動的黨錮之禍。桓帝時，世家大族李膺、太學生郭泰、賈彪等聯合抨擊宦官集團，延熹九年，有人勾結宦官誣告他們“誹訕朝政”，李膺等二百多名“黨人”被逮捕，后雖釋放，但終身不許做官，史稱第一次“黨錮之禍”。靈帝即位后，外戚竇武專政，起用黨人，并與太傅陳蕃合謀誅滅宦官，事泄被殺。建寧二年，靈帝在宦官侯覽、曹節挾持下收捕李膺、杜密等百余“黨人”下獄處死，以后又流放、囚禁六七百人，并命令“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錮，連及五族，史稱第二次“黨錮之禍”。黨錮之禍給反宦官勢力的士人、官吏帶來很大的災難。而當時“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群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于殄敗”。竇武與陳蕃合謀誅滅宦官，幾次告訴竇太后，太后猶豫，事久不決，謀泄而被宦官所殺。何進是靈帝何后的哥哥，為大將軍，靈帝死，立少帝劉辯，何太后臨朝，何進與袁紹合謀誅滅宦官，但也不能當機立斷，何進反為宦官所殺。范曄嘆道：竇、何有位有勢、有眾口囂囂，民怨沸騰可乘，有群英協力，而不當機立斷，結果被誅滅，“斯亦運之極乎”? “雖袁紹龔行，芟夷無余，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 ”何進被殺后，袁紹恭行天罰，捕宦官盡殺之，但招來董卓之禍，以暴易亂，無濟于事。梁冀毒殺質帝后，朝臣議立清河王為帝，宦官曹騰夜往說梁冀，如果立了清河王，便要受禍，于是昏弱的桓帝得以繼位。魏武，指魏武王曹操，曹操父親曹嵩是曹騰的養子，被視為宦官之后，以后曹操終于成為漢朝覆滅的亂源。范曄借用《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大夫屈蕩的話“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意思是說，桓帝因宦官曹騰而得君位，傳至獻帝，其君位終于被宦官曹騰后代曹操奪去。

《宦者傳論》據史直論，淋漓酣暢，筆勢縱放，文采斐然，是范曄的得意之筆，也堪稱中國散文史上的名篇。從史學上說，范曄以史家之筆對宦官的權勢熏灼、驕奢淫佚作了充分的揭露。東漢后期的一百年間，王位上先后坐過八個十五歲以下的小皇帝，最小的剛出生一百多天。這些皇帝年幼無知，容易受人擺布，因而造成外戚專權。這八個小皇帝中有三個夭折，其余五個長大成人以后都是依靠宦官剪除了當權的外戚勢力，就先后五次形成了宦官專權的局面。得勢的宦官結交黨羽，啟用親戚，形成了龐大的宦官勢力集團。這個集團大量啟用下層豪強地主充當郡縣官吏，奪人房屋，掘人墳墓，搶人妻女，窮兇極惡。尤其是鎮壓輿論的黨錮之禍綿延二十余年，這不但使統治集團內部矛盾一次次激化，也使統治集團與被統治集團之間階級矛盾激化，終于引起了黃巾農民大起義。宦官專政對政治的影響十分惡劣，促使了封建專制制度更加腐朽黑暗。“若夫高冠長劍”到“不可單書”一段文字，對東漢后期宦官掌握中央大權氣焰囂張不可一世的情狀描摹得淋漓盡致。作者憎恨他們的植黨營私，殘害忠良，剝削人民的態度，也在敘述中表現得非常鮮明。范曄強烈的愛憎建立在史實基礎上。他并沒有把宦官專政的責任全部推給宦官，而是充分揭示了宦官專政產生的原因。宦官專政與宦官個人是不能相提并論的。在東漢宦官專權酷烈的時期，猜忌殘忍者畢竟是少數得寵的上層，當時的宦官也并非鐵板一塊，干的也并不盡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勾當，忠心朝廷有功國家的宦官也比比皆是。在傳論中也贊揚了漢代以前有作為的宦者，如勃貂、管蘇、景監、繆賢等等。范曄充分指出，從總體上來說，宦官“委用漸大”乃是君主專制政體的派生物，沒有皇權就沒有宦官的生存處，宦官能否專權關鍵是“人主所為”。對宦官貶斥太過，就不符合歷史事實了。

范曄的文章極富文采，正如他自己所說：“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宦者傳論》如其他序論一樣，采用夾敘夾議的寫法，敘述史實簡練而又生動，于敘述中表現自己對于人物事件的評價和傾向。序論是整個傳記中的一部分，作為開頭，它不需要復述史實，而應該綜括首端，或撮舉大事，抓住事件的重要關節，作為論斷的根據，做到言簡意賅。在整篇文章中，又不乏細致生動的描寫。比如，引用“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來刻畫宦官得意之極的神態;用“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來描述漢之綱紀大亂，都是傳神之筆。尤其是歷來作為名段傳誦的描述東漢宦官結黨營私奢侈驕橫的大段文字(即“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以下云云)，更是縱橫開合，淋漓盡致。孫德謙《六朝麗指》說： “余最愛讀其序論，嘗欲鈔撮一編以作軌范。蓋蔚宗之文，敘事則簡凈，造句則研煉，而其行氣則曲折以達，疏蕩有致，未嘗不證故實，肆意義，篇體散逸，足為駢文大家。”

從語言上說，《宦者傳論》是駢散相兼，文氣疏朗，音節和諧，鏗鏘可誦。文章基本上使用駢文體，無論敘事或議論，都大量驅遣儷詞偶句，文采華美而雅潔，不刻意雕琢，不浮侈，不板滯，有工致之美而不傷自然。加上通篇常常奇偶相生，散文句錯落于駢文句間，增加了文章疏宕之美。南朝一部分駢文由于過于追求辭藻的綺艷而陷于浮靡;或者屬對過嚴，拘束彌甚，使文不流暢。范曄的文章沒有這個弊病，而且，他很懂得語言的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