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正是時候》原文與賞析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東西是自有其時候的。

圣經，佛典，受一部分人們的奚落已經十多年了，“覺今是而昨非”，現在就是復興的時候。關岳，是清朝屢經封贈的神明，被民元革命所閑卻;從新記得，是袁世凱的晚年，但又和袁世凱一同蓋了棺;而第二次從新記得，則是在現在。

這時候，當然要重文言，掉文袋，標雅致，看古書。

如果是小家子弟，則縱使外面怎樣大風雨，也還要勇往直前，拚命掙扎的，因為他沒有安穩的老巢可歸，只得向前干。雖然成家立業之后，他也許修家譜，造祠堂，儼然以舊家子弟自居，但這究竟是后話。倘是舊家子弟呢，為了逞雄，好奇，趨時，吃飯，固然也未必不出門，然而只因為一點小成功，或者一點小挫折，都能夠使他立刻退縮。這一縮而且縮得不小，簡直退回家，更壞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爛的大宅子。

這大宅子里有倉中的舊貨，有壁角的灰塵，一時實在搬不盡。倘有坐食的余閑，還可以東尋西覓，那就修破書，擦古瓶，讀家譜，懷祖德，來消磨他若干歲月。如果是窮極無聊了，那就更要修破書，擦古瓶，讀家譜，懷祖德，甚而至于翻骯臟的墻根，開空虛的抽屜，想發見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寶貝，來救這無法可想的貧窮。這兩種人，小康和窮乏，是不同的，悠閑和急迫，是不同的，因而收場的緩促，也不同的，但當這時候，卻都正在古董中討生活，所以那主張和行為，便無不同，而聲勢也好像見得浩大了。

于是就又影響了一部分的青年們，以為在古董中真可以尋出自己的救星。他看看小康者，是這么閑適，看看急迫者，是這么專精，這，就總應該有些道理。會有仿效的人，是當然的。然而，時光也絕不留情，他將終于得到一個空虛，急迫者是妄想，小康者是玩笑。主張者倘無特操，無灼見，則說古董應該供在香案上或擲在茅廁里，其實，都不過在盡一時的自欺欺人的任務，要尋前例，是隨處皆是的。

六月二十三日。

【析】 正是時候，正是什么時候呢?

翻開作品的年代，讀者就會明白這正是國家充滿內憂外患的時候。日寇繼侵占東三省后，又虎視耽耽于東北;國民黨當局則“攘外必先安內”，除加緊對蘇區的軍事“圍剿”外，還掀起了一股強大的復古逆流。一時間尊孔祭孔，復興文言甚囂塵上，“恰如用棍子攪了一下停滯多年的池塘，各種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著筋斗漂上來”。①面對這沉滓的泛起，魯迅給予了堅決反擊，相繼寫下了一系列光輝的雜文，《正是時候》即是其一，它和《此生或彼生》同時作于1934年6月23日。如果說后者直接針對的是汪懋祖，那前者便是將矛頭對準整個復古派，因而其思想更深刻，令人回味的也更多。

雜文是要論理的。但魯迅雜文從不空發議論，而是通過形象——一種非一般文學形象的特殊的 “雜文形象”來闡述深刻的哲理。《正是時候》就是通過這一雜文形象來批判復古派的。首先，魯迅以事實形象地揭示了歷史發展的曲折性。“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孔子講，山梁上的雌雉很識時務，地上沒有危險，才飛下來覓食。泛起的沉滓不就和野雞一樣嗎?革命來了它便“盤起辮子”，而氣候稍對它有利便立即蠢蠢欲動。本來經過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沖擊后，“圣經”“佛典”已受人奚落，關岳也被閑卻，而今卻“重新記得”。“覺今是而昨非”，魯迅將陶潛先生的話反其意而用之，摸擬復古派的語氣，不僅反映出了中國現代發展的曲折性，而且從側面暴露了復古派 “別樣的目的”。②

這篇作品雜文形象的另一個特征，是以生動新穎、內涵豐富的物質形象寄寓某種思想，把抽象具象化。舊文化就象“一所古老破舊的大宅子”，這形象是新穎生動又富于內涵的。因為它“古老破舊”，必定墻根骯臟、堆滿灰塵; 又由于是“大宅子”，自然會有各式各樣的舊貨，破書、古瓶、家譜、祖德，“寶貝”應有盡有。然而讀者卻從這無所不有的大宅子中嗅出了各種霉爛發臭的氣味，因而只能加深人們對這所大宅子的極端厭惡和反感。

魯迅的雜文形象還善鏤刻出各類復古者空虛的靈魂。小康者有坐食余閑，當然要修破書、擦古瓶;窮極無聊者，就更要讀家譜、懷祖德。寥寥數語，神情畢肖地活畫了沒落子弟百無聊賴的心態。對于青年，魯迅則寄予著熱情，因為他們不諳世事，看小康者和急迫者都在弄古董，便以為“有些道理”，也就跟著仿效起來，然而事實只會使他們陷入空虛。通過對這幾種人的心態描述，解剖了一些人精神的卑下，既鞭韃了復古派的丑惡，也指出了嚴重的社會病態，同時更給年輕一代敲響了不要盲從的警鐘，是以特殊方式發出的“救救孩子”的吶喊。

魯迅的雜文形象無論呈現什么特征，都始終貫穿著一個議論主人公的形象。魯迅是戰士，“魯迅的雜文是魯迅用來斗爭的主要武器，同時又是魯迅的很深廣的思想的主要記錄”。③這篇文章內容的深廣，也正在于，魯迅是透過現實社會中的某些現象、向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掘進，去發現傳統文化中那種不思進取、守舊退縮的深層層面，并加以描發，使之成為現實社會中人的勛鑒。這是我們從文章中得到的又一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