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闊死生君莫問，行云流水一孤僧。

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

本詩發表在1911年6月《南社》第四集，1909年春作于日本。其年春，曼殊自印度歸國，旋即赴日本，居于東京小石川，從事拜倫詩的翻譯和《梵文典》的撰作，破夏又重渡爪哇。“若松町”，日本東京、大阪、長崎、北九州四市皆有此地名，恐為東京新宿區地名。“仲兄”，是對陳獨秀的敬稱。陳獨秀(1880—1942)，原名乾生，一名由已，又名獨秀，字仲甫，號仲子、實庵，安徽懷寧人，是曼殊平生最敬重的朋友，似師似友，交誼至深至厚，曼殊的漢文和英、法文皆受過他的指點，所作所譯詩文不少也經過他的修改潤飾，并為曼殊的小說《絳紗記》、《碎簪記》作序。曼殊的文學天才正是在仲甫、太炎等賢哲的啟發之下得以勃發，得以如萬斛源泉，汨汨而出。所以，曼殊在《文學因緣·序》 中稱之為 “畏友仲子”。

曼殊是位天才的詩人，他行止詭異，與常人常理異趣，卻又真情獨稟，是位“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的奇人、令人感喟的真人。他敢于不視父疾、不奔父喪、以報復家族對他的迫害; 為了求得精神上的解脫，他毫不猶豫地削發為僧，而當他認識到佛門的清規戒律同樣是對人生的束縛時，又毫不猶豫地離寺出走，并最終選擇不僧不俗、亦僧亦俗、似僧非僧的人生道路; 他既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又不加入任何黨派，受黨派的紀律約束; 他常口稱“貧僧”、“衲”、“不慧”之類，不忘自己的僧侶身分，又熱烈地追求愛情，向往男女之間的美滿結合，可同時他又把愛情關系視為精神束縛，把婚姻家庭視為人生的牢籠，而實行僧侶式的禁欲主義。因而這種追求越熱烈，越真誠，精神上的打擊痛苦和煎熬就越劇烈、越深切。難怪他面對調箏人百助眉史的真摯愛情要發出 “還卿一缽無情淚，恨不相逢未剃時”(《本事詩》之六)這樣悲愴而無助的感嘆。本詩就是作者這種內心苦悶的深刻反映，契闊死生，無端狂笑，無端慟哭，歡腸似冰，即為其真實心聲之寫照。

《詩經·邶風·擊鼓》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意謂要死死生生在一起，白頭偕老不分離。“契”，會合，“闊”，分開，用意偏“契”，為偏義復合詞。第二句“行云流水一孤僧”，是對前句所作的注腳，表明不能契闊死生的原因。自己只是一個像行云流水一般行蹤莫定、漂泊天涯的孤僧，怎么可能與 “調箏人”生死相守、白頭偕老呢？ 仲兄，您還是不要問我了吧！ 詩人感情豐富，真摯熱切，卻自認是位斷絕塵緣、泯滅七情的比丘。他表面上好似“雨笠煙蓑歸去也，與人無愛亦無嗔。”(《調箏人》之一)可是胸中卻依然是火熱的激情和強烈的正義感。這種心靈深處的痛苦，使他又不得不有所表露，這在常人看來，便是“無端狂笑無端哭”了。在曼殊托名日僧飛錫砟的《潮音跋》里就記載著一件可作為“無端狂笑無端哭”的例證：“東歸隨太夫人居逗子櫻山，循陔之余，惟好嘯傲山林，一時夜月照積雪，泛舟中禪寺湖，歌拜輪(倫)《哀希臘》之篇，歌已哭，哭復歌，抗音與湖水相應，舟子惶然，疑其為精神病也。”詩人由《哀希臘》而哀故國，身世之感、家國之痛交錯陳列，怎不令他肝腸俱焚，慟哭失聲呢？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聯系他的身世經歷，曼殊的所有歡笑和苦痛怎么會是“無端”的呢？說“無端”正是反襯出有緣由！這緣由來源于時代、社會和他自身的種種矛盾，種種無奈。他的所有與常人常理乖背的離奇舉止，正深刻地反映著他內心的無限苦痛、無限惆悵，即便有那歡腸歡顏，也只能是曇花一現，轉瞬間降溫乃至結冰，故云 “縱有歡腸已似冰”！

全詩用詞清麗凄婉，不求刻意雕琢矯飾，而語出心肺，字字帶血，句句感人，是他真情畢現的血淚文字，也是他的天才、他的靈性的自然流露。一頓一挫，一呼一應，轉承啟合，節奏和諧，有較高的藝術技巧。抒寫凄婉悱惻的幽懷，一唱三嘆，蕩氣回腸，令人讀之淚下，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而從佛門的角度看，真情率性，坦露自心，這離禪宗的頓悟自心的距離也就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