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渚回塘孰與期?杖藜終日自忘機。

隔林仿佛聞機杼，知有人家在水西。

環境優美，氣氛幽靜，詩人沉浸其中，自有無限愉悅，但他不像那種“每逢清景，輒喚奈何”的魏晉風度，表現出情溢于外的志得意滿，而是透過一層，代“曲渚回塘”立言，把自己與大自然渾融無間的高雅情懷，從側面點出，以見“杖藜”一句并非泛言。忘機，典出北齊劉晝《劉子·黃帝》：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 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漚 (鷗) 鳥不下，蓋因其人已生機詐之心。后世遂以“忘機”稱自甘恬淡、不受名利紛擾或不以世事為懷。詩人用“終日”二字加以修飾，更以時間的渲染，刻畫出在那一特定空間中的一位高人——也就是詩人自己——的形象。全詩至此，題面已足，但內容還不夠明確，一般作者或許要就“忘機”二字生發一下，以見主人公心境是如何空明。但作者卻偏偏別出心裁，擺落自己，側鋒突起，以 “隔林仿佛聞機杼，知有人家在水西”二句作結。這兩句，頗得蘇軾激賞。《詩話總龜》前集卷十四引《王直方詩話》載： “東坡云： ‘參寥善絕句，有云： “隔林仿佛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每為人誦。后來黃州，相聚半年，京師故人以書相遺曰： “知有僧在彼，非 ‘隔林仿佛聞機杼’ 和尚耶？”仆謂參寥曰： “此吾師七字詩號也。”’”東坡樂道人善，見解不俗，史有令名，但亦可見此二句必有獨特之處。那么，妙處何在呢？ 按理說，既是忘機，選擇 “曲渚回塘”就應該遠離世人，可是主人公并沒有把自己藏起來，不僅沒有僻居一隅，反而距世人很近(隔林而聞機杼之聲，自是不遠); 退一步說，即使是 “結廬在人境”，也應該“而無車馬喧”，對所謂“機杼”聲充耳不聞，可是他偏偏不，“仿佛”二字，足見他對這種聲音樂于接受，不存在主觀上加以排斥的敵意。我們說，妙處也正在這里。因為，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 “忘機”。詩人日日杖藜于此，今天才聞機杼之聲，知水西處有人家，這一突然發現的喜悅，他并不想故意掩飾。但知有人家又怎么樣呢？莫非這能打亂他的安祥的心境嗎？ 當然不能。事實上，知，僅是大腦皮層的表面感知，對詩人來說，也就僅是知之而已。機杼聲也好，甚至人聲也好，一如大自然中的其他聲響，自然而來，自然而去，當然沒有掩飾的必要了。前人論藝術辯證法，或云，就自然境界而言，有以動寫靜、以靜寫動之說; 就心理狀態而言，有以喧形寂、以寂形喧之說。此詩后二句貌似后者，其實已完全脫略痕跡，臻于化境了。因為，它只是寫出了這么一種自然狀態，淡淡地、似乎毫不經意地寫出，而這又比無論怎樣的渲染都能表現出詩人 “忘機”的程度。

由此可見，此詩最大的特色就是自然。以后二句而論，認為它可與陶淵明的名句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相媲美，也不為過，因為二者均出之于極自然的當下之感，純是一片化機。釋惠洪在《冷齋夜語》卷四中稱美道潛作詩追法陶淵明，并舉此詩為例，確是深知其甘苦的有見之言。

然而，如果僅僅體認到此詩與陶詩的相通之處，似乎還未完全揭示出它的審美價值。由于作者是一位生活在11世紀的僧人，這就促使我們同時試著從禪的角度去認識這首詩。

禪家有所謂“平常心”之說，即重視在日常生活中的體驗，不去故意追求什么，更避免由于這種追求而導致的壓力。同時，禪要求人們放棄憑借意志的力量來排遣那些感到執著的事物。禪所帶給人的，是一種平靜而又輕松、純樸的氣氛。這種境界，我們在詩中能夠很容易地體會出來。機杼之聲入耳，乃至反應到近處有人家，全是生活中順理成章之事，惟其順理成章，才能不以為意，此正應了那句俗語：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上留。禪家的定力，隱士的高致，都在這極自然的描寫中得到了顯現。

另外，我們都很熟悉那一段關于參禪的語錄，即，開始參禪時，見山是山;自認已了解禪時，見山不是山;完全認識禪時，見山仍舊是山。三個階段，實際是三種境界，這頗象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的三境說，顯然，第三種境界是最高境界，意思是，只有把自己與山融為一體，同時也把山與自己融為一體時，山才真正是山。這涉及到人與自然、主觀與客觀的關系問題。

當一個人具有了禪的意識時，他與自然的關系便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彼此之間，不是互相參與，而是完全合一。最后的開悟，之所以見山仍舊是山，正是由于這種合一。鈴木大拙認為，這就是佛家的空觀。“在這空性中，山是山，我見山如是，山見我亦如是，我之見山亦如山之見我。因此，空成為真如。真如即空，空即真如。”(《禪與生活·自然在禪學中所占的地位》)而一旦達到這種境界，純粹主觀即是純粹客觀，自覺體即是本然體了。

從這個意義來看，在詩人耳中，機杼之聲完全是“天籟自鳴”，他在這種氛圍里，更加意識到自己的本來面目，悟到對于具體時空的超越，從而也就獲得了更加豐厚的禪悅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