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謝桃坊
平生太湖上,短棹幾經過。如今重到,何事愁與水云多?似把匣中長劍,換取扁舟一葉,歸去老漁蓑。銀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 鲙新鱸,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長,豈謂今日識兵戈!欲瀉三江雪浪,凈洗胡塵千里,不用挽天河?;厥淄鰸h,雙淚墮清波。
無名氏
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兵滅亡北宋不久,又大舉渡江,南宋政權面臨嚴重威脅。這年初,江浙重要城市大都被金兵攻陷,兀術的大軍直犯都城臨安(杭州),宋高宗趙構從明州(寧波)逃往海上避難。國脈如絲,危在旦夕,全國都處于驚恐不安之中。南宋軍民,在民族存亡之際,奮起阻擊金兵,掀起了抗金救國的熱潮,但是民眾的愛國意志和行動往往一再被趙構與秦檜統治集團阻撓和壓抑,以致韓世忠等愛國將領還在金兵未能全退之時即遭到罷職。統治集團在戰爭中所表現的軟弱矛盾的態度,曾激起了人民的義憤。這首詞就是于建炎四年由一位不知名的愛國志士題于蘇州吳江長橋的。它真摯地表達了對于國勢的憂患意識和被壓抑的愛國情感。因為它體現了民眾一種普遍的情緒,所以在社會上廣泛流傳。
在金兵侵擾江浙時,富庶美麗的蘇州,也被金兵焚掠。詞以觸景生情起筆,迅即展開主題。作者自述生長于太湖地區,太湖的支流吳江,曾是他駕著輕舟短棹多次經過的地方。建炎四年春以后,當他重到時便有無限的愁緒涌上心來。作者是觸景生情的,但卻有意略去眼前所見蘇州一帶被焚掠后的慘象;因為詞是題在吳江長橋上的,現實的景象是如此明顯,無需描述,身臨其境的人一望而知。本來愁緒的起因也是極其清楚的,而作者卻故意以為不知。這樣略去關于現實景象的描寫,使作品的社會背景被淡化了,詞意深沉而含蓄了。既然愁緒如太湖的水云一樣紛沓屯聚,抒情主體試圖消解它:隱居江湖。長劍為古代男子佩飾的防身之物,借以表示具有建功立業的壯志。從國勢與現實來看,或者由于作者個人遭遇的不幸,這種爭取功名的志愿只得放棄了,因而準備將藏在匣中的長劍——可能還“霜刃未曾試”,用來換取小舟,以便成為煙波釣叟而退避社會了。這隱伏了一位志士報國無路的最大悲哀,使千丈霓虹志如云煙一樣消散。也許他曾作過種種努力,從嚴酷的現實中證明了功名是無望的。漢代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授給銀印青綬。綬帶為系印之用,以艾草染為青色,故銀青又稱銀艾,為功名祿位的標志。既然悟到銀艾與自己無緣,因而感到枉自曾去努力爭取,尤其是使胸中丘壑、深思遠慮的謀略竟失時成空。北宋詩人黃庭堅《題子瞻枯木》的“胸中元自有丘壑”,本指畫家的布局構思,后來借指為思慮深遠之意。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自新》引周處語云:“年已蹉跎,終無所成”。詞上片結句便是合用這兩層意義,較為含蓄地表現了困頓失時的英雄末路之悲。這種悲痛的真正意義在詞的下片里得到充分的表達。因此結句很巧妙地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連結詞意的作用,使詞的意脈不致中斷。
“鲙新鱸,斟美酒”與上片的“短棹幾經過”相照應:作者是在舟過吳江飲酒之時抒發胸臆的。詞的過變將上片的詞情逐漸推向高潮。鱸魚,頭大巨口,體扁鱗細,背蒼腹白,以之為鲙,味極鮮美,為江南水鄉佳肴。晉代名士張翰就曾因思江南莼羹鱸鲙而棄官命駕東歸的。因此面對鱸鲙美酒乃是人生適意之事,然而抒情主體卻由于郁結的愁緒藉此引起慷慨的悲歌?!氨琛笔侨~主旨所在。作者所悲的是生不逢時與回天無力。北宋建國以來努力爭取一個和平與安定的社會環境,到了北宋后期“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東京夢華錄序》)。的確,百余年來的社會升平,除邊地而外,人們已不知道什么是戰爭了。公元1127年,金人的大軍渡過黃河,北宋都城陷落,徽宗與欽宗父子被俘:這就是歷史上的靖康之變。它使升平環境中的人們懂得戰爭的殘酷無情。如果說靖康之難的戰爭災禍尚未殃及江南地區,而南宋初年的金兵大舉南下,則使江南人民深受其苦了。“兵戈”異文為“干戈”。干為古代的盾,戈為戟,借指兵器或戰爭。生長于太平,不識干戈,而當戰爭之際則會陷入可悲的地位。當然這不由人民負責,人民只能痛恨自己生不逢時而已。這是時代的悲劇。杜甫《洗馬兵》詩云:“安得壯士挽天河,凈洗甲兵長不用?!边@是希望得天之助,使天下太平。詞的作者是很現實的。他不把希望寄托于虛幻的天力,而是正視現實?!叭敝柑闹Я鲄卿两?、婁江和東江?!昂鷫m”即指金人發動的侵略戰爭。他希望用三江之水洗凈胡塵,意即動員江浙人民起來抗金救國,抵抗侵略,收復北方故土。這表現了漢族民眾在民族危亡之際的堅貞而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但在現實中,這種愿望不可能實現。由于時代的悲劇與個人無力之感,使詞人無比悲憤。結句以仰望長空高處,痛告蒼天,讓悲憤的情緒化成熱淚滴入吳江的清波之中。這是一種失望、痛苦、無可奈何的復雜情緒,而卻蘊藏著愛國的、激烈的、感人的心聲。
此詞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表達了南宋初年志士們被壓抑的愛國思想情感。詞的情感真摯熱切,主旨明顯而詞意并不粗率,結構完整而意脈清晰,實是一篇佳作。它出現在南宋初年,應是南宋豪放詞和詞壇愛國主義運動的先聲。當詞史上論述張元干、張孝祥和辛棄疾等的豪放詞時,是不應忽略此詞的。據說在紹興年間,此詞流傳到禁中,宋高宗想尋訪其作者,丞相秦檜出黃榜招之,但終無結果。作者既已對南宋統治集團憤慨之極而歸隱江湖,他又豈能以己之清白換取可恥的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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