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何均地

三元里前聲若雷， 千眾萬眾同時來；

因義生憤憤生勇， 鄉民合力強徒摧。

家室田廬須保衛， 不待鼓聲群作氣；

婦女齊心亦健兒， 犁鋤在手皆兵器。

鄉分遠近旗斑斕， 什隊百隊沿溪山，

眾夷相視忽變色： 黑旗死仗難生還!

夷兵所恃惟槍炮， 人心合處天心到，

晴空驟雨忽傾盆， 兇夷無所施其暴。

豈特火器無所施， 夷足不慣行滑泥，

下者田塍苦躑躅， 高者岡阜愁顛擠。

中有夷酋貌尤丑， 象皮作甲裹身厚，

一戈已摏長狄喉， 十日猶懸郅支首。

紛然欲遁無雙翅， 殲厥渠魁真易事，

不解何由巨網開， 枯魚竟得攸然逝。

魏絳和戎且解憂， 風人慷慨賦同仇。

如何全盛金甌日， 卻類金繒歲幣謀!

張維屏

1841(道光二十一年)5月，英國侵略軍占我四方炮臺，炮擊廣州，當時在廣州主持軍事的靖逆將軍奕山派廣州知府余保純向英方求和，繳“贖城費”六百萬元，賠英商館損失費三十萬元，訂立《廣州和約》，激起了人民的抗英義憤。這月29日，廣州北郊的三元里遭小股英軍騷擾，韋紹光等奮起擊斃英軍十余人。次日，三元里附近103鄉的人民聚集，樹起了“平英團”大旗，誘敵至牛欄岡，圍殲二百余人，生俘二十余人。英軍司令臥鳥古率大隊來攻，又被擊敗于連山高地。少校畢霞等多人被殺傷，敗回四方炮臺。31日，義軍增至數萬，團團圍住四方炮臺。英軍恐慌，求救于廣州官府，奕山急命余保純出城，用欺騙、威脅等手段解散義軍，英軍倉皇逃出重圍。后英軍往寇福建、浙江、江蘇，終于使清王朝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一日縱敵，數世之患”，確實不錯。三元里人民的這次抗英行動，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光輝的大規模的反侵略斗爭，詩人當年以詩為我們作了紀錄，功不可沒。

這首詩自首句至“兇夷”句，詠義軍的同心合力，陣容雄壯，兼得天時。首四句概述，用了個“聲若雷”的巨響及“千”、“萬”這兩個大數詞，一下便顯示出了義軍聲勢的浩大。一個“勇”字同一個“摧”字的對比，則是這次戰役結果的陳說。義軍的“勇”生于“憤”，“憤”生于“義”及“強徒”(指英國侵略軍)的“摧”(敗)則是由于“鄉民合力”的闡釋，尤為精辟，可適用于大多數戰爭勝負的判斷。“家室”四句，說明義軍行為的自發性，表現其斗志的高昂。其中的“不待”句，活用《左傳·莊公十年》里的“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意謂不用等待戰鼓聲，已經勇氣十足。“鄉分”二句，進而說明義軍的組織形式和成員來源，兼敘“眾夷”誤解的插曲。組織形式是或十人一隊，或百人一隊，各自舉著顏色不同的旗幟以為區別，形成列隊的人海、五彩繽紛的旗海。成員來源是或遠或近的各鄉沿著溪流和山崗而來的鄉民。插曲是“眾夷”誤以為打著黑旗的為敢死隊，嚇得心驚肉跳，士氣低落。詩人自注：“夷打死仗則用黑旗，適有執神廟七星旗者，夷驚曰：‘打死仗者至矣!’”“夷兵”四句，寫義軍得天時之助，風雨驟起，英軍的槍炮被雨淋濕，不能使用。這不是虛構，李福祥《三元里打仗日記》里的記載可證：“時天色晴明，忽而陰云四起，午刻迅雷烈風，大雨如注，日夜不息。未刻后，逆夷之鳥槍火炮，俱被雨水濕透，施放不響。”當然，這是偶然性的現象，“人心合處天心到”，只不過是詩人歡悅心情的流露而已。

自“豈特”句至末了，筆觸由歌頌義軍轉為嘲諷英國侵略軍的慘敗、逃竄，譴責清王朝投降派的昏庸、賣國。“豈特”四句，勾畫一般“夷兵”被圍困的狼狽相。他們不習慣于走泥濘滑蹓的路，低處的在田塍(chéng呈，田埂)上痛苦地掙扎，寸步難行，高處的在岡阜(土丘)上不斷摔跤，前進不得。“中有”四句，特寫“夷酋”的丑陋和可恥的下場。他們怕死，用橡皮做成厚厚的鎧甲裹在身上，丑態不堪。但是他們難逃厄運，義軍一舉戈便搗住了他們的咽喉，還割下他們的頭來懸掛示眾多日。“一戈”句，用《左傳·文公十一年》：“獲長狄喬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長狄”，古代北狄之一，這里借指被義軍擊斃的英國侵略軍軍官伯麥和畢霞。“十日”句，用《漢書·陳湯傳》所記陳湯等破康居后，匈奴郅支單于“被創死”，斬其首，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宜懸十日乃埋之”事，借指義軍割下伯麥等英國侵略軍軍官的頭懸掛示眾。“紛然”四句，承前敘述，接寫其脫逃。先說他們紛紛企圖逃出重圍，但沒有翅膀，不可能實現其夢想；這時要殲滅他們的大首領是極容易的事。接著陡然一轉，說像巨網般的包圍圈竟然張開，像枯魚般的英軍竟悠然離去了。這一結局太出人意料，故特著“不解”二字。這二字當中，包含著詩人對以奕山為首的廣州的投降派強迫義軍解圍的無限怨恨。“渠魁”，大首領，指英國侵略軍司令臥鳥古。最后四句，以議論作結，譴責清王朝昏庸腐朽，投降賣國，情極悲憤。詩人先擺出對待英國侵略軍的兩種對立態度：一是清王朝投降派的向敵人屈辱求和，換取茍安；一是義軍和詩人們的同仇敵愾，奮起抗英。“魏絳和戎”，據《左傳·襄公四年》載，晉悼公時，山戎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到晉國請和，晉大夫魏絳竭力主和，晉悼公聽從了他的意見，使他與諸戎訂盟。這里借指屈辱地與英軍簽訂《廣州和約》。“風人”，詩人。“同仇”，語出《詩·秦風·無衣》：“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對這兩種對立的態度，詩人的傾向性鮮明，因此斥責前一種態度，質問“為何全盛金甌日，卻類金繒歲幣謀”?“金甌”，喻完整的疆土，本于《南史·朱異傳》。“金繒歲幣謀”，本為疆土不完整的北宋向契丹和西夏每年輸送銀、絹以買和的事，這里借指《廣州和約》的巨額賠款事。

這首詩以敘事為主，議論為輔，而抒情滲透于二者中，事真，論正，情深，歌頌了人民的愛國精神，抨擊了清王朝的投降路線，嘲諷了英國侵略軍的狼狽敗逃，愛憎分明，堪稱詩史。全詩凡三十二句，四句一韻構成一小節，四平韻，四仄韻，基本上平仄韻相間，故讀來鏗鏘悅耳，顯然是經過詩人苦心經營的。遣詞造句，也頗費匠心。詩人的某些作品，有粗疏之病，但這粗疏兩字卻不能加在這詩上。無名氏的《三元里平夷錄》、李福祥的《三元里打仗日記》等散文，不妨參讀，以利于理解這首詩。對讀鐘琦的《記粵人敗英夷于三元里》兩首七律，將會很容易地發現，鐘詩缺少此詩開闊的氣勢和流動的筆調，而有此詩所無的迂腐的忠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