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練的隊伍開過來

“文革”開始后，全國大專院校的學生都動了起來，相互串聯，據說是傳播“革命的火種”，因其規模之大，所以名之曰“大串聯”。那幾乎都在大城市間傳遞，我那時還小，再說是在閉塞的農村，自然是不能目睹。大概在七十年代初，市區的一些國有廠礦企業、學校，組織工人、學生像部隊行軍似的長途奔襲（當然，只是“奔”沒有“襲”），那時有個專有名詞，叫作“拉練”。

我所處的農村，在滬杭公路邊，那時，一撥撥拉練的隊伍，舉著“某某廠工宣隊”、“某某學校紅衛兵戰斗隊”的大旗，遠遠地開過來。那鮮紅的大旗，在田野綠色的背景里，顯得特別的鮮艷，風一展，呼啦啦地作響。工人們、學生們唱著那時的流行歌曲，意氣昂揚地大步走來。然后，在拉練接待站的同志（那時，全國幾乎就這一中性的帶政治色彩的稱呼）的帶領下，一縷縷踏上彎彎的鄉路，集中宿營在“吳家倉庫”——那是當年屯軍糧的地方，之前稱“吳宅”，能住二百來號人。再不夠，就三五一組，分撥到農民家居住。

這給原本寧靜而單調的農村，帶來活潑與生機。每當那桿紅旗在田野間慢慢蠕動的時候，孩子們雀躍著奔出去，好奇地站在道路兩旁，或相互推搡著跟在拉練隊伍的后面。

孩子們之所以這么來勁，因為，那隊伍會帶給孩子們的，除熱鬧以外，還有別的好處。就像動物世界里的海豚，待它們把魚群趕到淺灘邊時，灘涂邊早已聚集著長嘴鷗、斑頭雁一般，過后，灘涂上會有零星的魚蝦。

這吳家倉庫，自初解放時部隊出走后，就一直空著。那原本是大戶人家的宅院，青堂瓦舍，雕梁畫棟。大門兩側有石獅護院，門檻也是青石的，挺高。一般的小孩是邁不過去的。我的記憶里，大概剛讀小學，放學路過時，跟大孩子玩捉迷藏，跨門檻時還會兜襠。

那二十多間房子一字兒排開，相應的后院也是同樣長的房子；中間是大小不等的天井廂房。那天井與廂房里的窗，是青綠的琉璃色，偶或有三五眼井供偌大的吳氏家屬共用。好幾處，只剩下井欄，拴著牛羊。天井的磚縫間，成年綠著苔蘚，或蕨類植物；地底陰濕，打滑摔倒是經常的事。墻角長著些竹子什么的，我們玩耍的時候常逮到烏龜或刺猬。烏龜行動緩慢，且有一股臭味，你一動，它就將腦袋與四肢縮進甲殼內，左等右等它就是不睬你，你也奈何它不得；刺猬跑起來挺快的，但也有被我們逮住的時候，此時，它就抱成一團，讓滿身的刺對著你，使你心里發怵。而當你稍不留神的時候，這兩個家伙會悄悄地逃得無影無蹤。

梅雨時節，瓦縫間長出許多麻稈似的瓦花，那花色是黃黃的，葉瓣厚厚的，一直到冬天來臨時枯萎成細細的莖，在雨雪飄搖的寒風里搖曳。

這本是一個大家族，解放后，就日見其衰敗，人丁也不怎么興旺，讀書的早已出去，遠嫁的則遠嫁。再加上許多房子不是被沒收就是被征用，所以更顯其破敗與蕭條相。

在那大家族里，給我印象最深的，要算年近九秩的老人。他雖年事已高，但身板硬朗，半尺來長的胡須全銀白色，長年戴一個瓜皮帽，沒有一顆牙齒的嘴整日笑哈哈的，格外慈祥。他比我祖父還高一輩，看到他，我們這些孩子都參差著叫他聲“太太”。在我們那兒，稱這輩分的老人不論男女都叫“太太”。他每次看到我與伙伴們玩，幾乎只說一句話，“火泉弟福氣好來”（火泉是我祖父的大名），而且要重復好幾遍。我有一次問祖母，才知道，原來他孫子與我父親年齡相仿，但由于那時階級成分的緣故，一直未娶上親。作為他這個年齡的老人，還有什么比看到曾孫輩更重要的呢？

他是這個家族的長者，遠近的人們都稱他叫“五老爺”。

那五老爺家的房子，也許是被沒收或征用最多的一家。那空出來的許多房子，除了大隊或公社有大型的活動，多半是空蕩蕩的，成了鳥雀的樂園。每當春天來臨，畫梁上多的是燕子窩。失卻瓦當的屋檐間，則成了麻雀的天堂。這倒使那宅院更顯得落寞了。

而今，來了拉練的隊伍，那兒卻變得熱鬧起來。趕了一天路程的男女們，在這里擺開陣勢，刷鍋、搬柴、汲水煮飯。若是夏天，他們還跳到長著水草，但水質清澈的河里游泳洗澡。男女們嬉戲著，釋放著疲累。

晚上，不知疲倦的男男女女，在大廳里吊起二百瓦的電燈，跳起那個年代特有的舞，唱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歌。那時供人們娛樂享受的東西少，這便成了一道風景。大廳內外里三層外三層，大家看演出，后生們則把目光聚焦在漂亮的表演者身上。這是極好的機會，幾個膽子大的后生，趁此悄悄溜出去，與相好幽會。

孩子們不會花花腸子，只會湊熱鬧，他們有著自己的快樂天地。大人們疏于管教的當兒，卻是他們撒野的好時光。玩起了老鷹抓小雞、捉迷藏、跳橡皮筋。野得連尿濕褲襠都不知道。玩累了，就到“阿囝哥”家后面的瓜田里偷菜瓜解渴。第二天，“阿囝哥”的女人“柴鳥”（她走路腳步碎，且伸著脖子，故得此雅號），就到幾個出名的搗蛋鬼家告狀，我們自然免不了一頓皮肉之苦。反正這樣的事常有，肌肉也產生了抗體，打上去有彈性，也不覺得疼。

第二天清早，先是一陣起床號聲，然后是站隊報數聲，隨后，拉練的隊伍又開拔了。吳家倉庫又恢復往日的寂靜。

如果是在假期里，我們都忘了皮肉之苦，都忙不迭地趕到那兒，替接待站的人整理草墊子，打掃房間。那樣的事被住在一個隊的吳國帆老師（他是五老爺侄孫輩）知道后，就表揚我們，說是在學雷鋒，做好人好事。其實我們全沒這樣想，倒是因為，那一撥人走后，他們會留下一些橡皮筋、香煙盒、竹竿的圓珠筆什么的，那對我們倒是有用的東西。如果運氣不錯，還能翻到幾枚鎳幣（那時的鎳幣只有五分、二分與一分的）。這在現在看來實在微不足道，但那時，鹽水棒冰四分錢一支，最便宜的雪餅五分錢能買兩個，這就不難理解我們這份喜悅了。那橡皮筋可以做彈弓，香煙盒可以疊成三角片。一點都不浪費。但吳老師以為學雷鋒，所以要我們常一起干壞事的班長在“六一節”時上臺發言，介紹經驗。班長無奈，只好上臺念，但念得很輕、很浮——心里虛著呢！這證明我們那時還沒有被世故污染。要是今天，一個貪官在上面作廉政報告，明明是貪官，卻振振有詞，鎮定自若。可誰能保得住呢？如今的貪官在當年也許跟我們那時一樣的單純。

有一回，我們中一個綽號叫“夜壺”的（因為他的嘴長得特大，后腦勺有點歪扁。再說我們相互間幾乎都有綽號。我們都用它來相互稱呼，大名是留給老師點名時用的），在整理草墊子時翻出一包避孕套，我們都不知道那玩意兒是派什么用場的。還是“夜壺”聰明，別小看他腦袋長得不規則，可來得好使，就像歪把子機槍似的——“嘟嘟，嘟嘟嘟”。他說那一定是打針用的針管套，因為他在那長辮子隊醫給一位干部模樣的人挑腳上的水泡時，在藥箱里見過。她怕“夜壺”會偷走，所以還瞪了他一眼。我們在仔細端詳后，多覺得“夜壺”說得對。你看，那粗的一段是套在針筒上的，那細的一段，狀如一粒膨脹后的爆米花，分明是套針尖的，就像戴手套時的大拇指套一般。

孩子的想象和創造力是難以估量的。“夜壺”將它放在大嘴上憋足氣一吹，那玩意兒漸漸脹成了一個碩大的洋泡泡，我們高興極了。“夜壺”吹了一枚又一枚，一字兒排開，人手一個。然后系上線，攬在籬笆上，在風里晃蕩。可惜不是彩色的——不知誰說了一句。

更有趣的是，“面包”說，他家的五斗柜抽屜里也有。有一天他將它全偷出來，討好地分發給我們。“面包”是個軟蛋，冬天一臉的皴斑，兩手背全是凍瘡，“夜壺”他們常拿他開涮。大伙是滿意了，認為“面包”這回夠朋友。可此事被他父親發覺，把他打得殺豬似的嚎叫。我們感嘆做人也難，一邊滿意了，一邊卻得罪了。也因為這個，在勞動吸煙的間歇，他的父親成了大伙兒勞累時取笑解困的對象。其實，長大后知道，“面包”的父親正代表著一種新潮流，不像其他人家，譬如“夜壺”家，孩子五六個，個個長得像猴似的，他母親叫他們起床嫌煩，就在“夜壺”還在夢里尿床的當兒，一個個敲腦勺，怪不得“夜壺”的腦袋是扁的。“面包”則不一樣，就姐弟倆，飼料充足，所以“面包”吃得像肥豬似的，上課時經常放屁。有一回，新來一位外地老師上課，他還不習慣聽本地話。當上珠算課時，他面對著黑板，正撥弄掛著的桿子上帶毛的算盤時，“面包”放了個屁，教室里很靜，大家都捂著嘴，怕笑出聲來。偏巧那老師轉過身來，推推眼鏡翻了翻白眼問：“誰在嘀咕？請用普通話。”靜默了極短的片刻，大家再也忍不住了，哄堂大笑。以后這老師進教室，大家都要捂著嘴竊笑。這樣，持續了將近一個學期，以后也就不新鮮了，如果再笑也太沒有才了。再說，又有更讓我們笑的資本了。不過與“面包”無關，也就不說了。

但“面包”也有苦惱，那主要倒不是上課放屁，而是太肥，跑不快。我們一起干了壞事，逃跑時他總落在后面，逮著的也總是他。唉！難，太難了。肥也不好，瘦也不好——成長的煩惱。

扯開了，那當然都是后來的事了。

在文章的開頭，我說那拉練，只有“奔”沒有“襲”，其實也是不確的。因為那是在“文革”中期，工宣隊員們、學生們斗志正旺著呢！他們斗慣了城市里的“走資派”、封建余孽，還不曾見斗鄉下的當權派、地主老財。于是要求地方的造反派配合，拉幾個出來玩玩。“那還不容易？”地方上的造反派說。“那些人如圈養的雞鴨似的，不逮出來就是？”再說被斗的對象也已習慣那套程式，一接到通知，就像取農具似的到墻壁上摘下屢用不爽的牌子，熟練地掛在脖頸上，作虔誠狀。那上臺后的詞都是練熟了的，倒背如流。如果要求背標點符號，也絕對沒問題。可哪知道這回不同，斗與被斗者都是陌生人，反正完事走人，以后誰也見不著誰。這使被斗者遭了許多皮肉之苦，這是他們始料未及的事。就此，他們對“工人階級硬骨頭”這句話有了更深刻的記憶。

還好，那一直見我就說“火泉弟福氣好來”的五老爺不在其列，他連這樣的牌子也沒有。這主要不在他年事已高，而在方圓十里八里，在人們的心目中，他是一個和藹的鄉紳，從不得罪人，且對貧困的相鄰都有接濟。但他的兒子卻不免每次掛著“四類分子”的牌子陪斗，其實他也是個好人。那期間，每逢有陌生人問路什么的，他先自報家門“四類分子某某”，像一個歸隊的戰士，見了首長似的。直到社會鼎革后，他再也不需要掛牌子時，每次聽到出工的哨聲，總要在慌亂中找那塊牌子，他怕忘記后再遭批斗之苦。好像那是護身符似的。直到他兒子說：“爸，如今不用戴了，你還找什么呢？”此時，他才摸摸剃光的腦門自言自語：“喲！老糊涂了。”

五老爺在看到他曾孫輩出世后不久就去世了，那時無錢買棺材，就挖一個坑，鋪上草席，上面罩一塊門板，草草埋了。我那時還小，去看出殯，見他臉色安詳，如睡著一般。就是不會見了我說“火泉弟福氣好來”了。

五老爺去世了，但拉練的隊伍照樣一撥子過去了，一撥子又來了。大家也不再覺得新鮮，農民還得靠種莊稼過日子，那時種田人的口號是：糧食過雙千斤（當然那是指兩季稻夾一季麥）。俗話說：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農民們除了罱泥、割草、養豬積肥外，還滿足不了增產的要求，于是就發動孩子們拾雞糞。我們十來歲的小孩，也不例外。拾糞的工具簡單極了，一個系繩子的竹籃，一柄拾糞的勺子，形狀如當今的闊人打高爾夫球的球桿。

每逢放學或放假后，我們就一溜煙地奔回家，把原來玩耍的時間，換作拾糞爭工分。我與另外叫一個幸福的伙伴年齡小，總是完成不了指標，落在后面。我們也曾為此事不知苦惱了多久。

這又得想起拉練的隊伍了，真得該感謝他們，給我們倆帶來機遇。

有一天夕陽將下山的時分，正當我們倆看著空空的竹籃發呆的時候，遠處開撥過來一支拉練隊伍，也許是疲憊的緣故，歌聲也不怎么嘹亮了。當他們看到不遠處有干枯墩遮掩的塘坨地時，都雀躍著奔向那兒，其喜悅不亞于當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原來他們是憋急了，想急于解手。怪不得那歌聲都有氣無力的。

等他們辦完事，釋然地背起行李歸隊后，我與幸福松松爽爽地邁向他們蹲過的地方。這不要腦筋急轉彎，我不說你也明白，我倆滿載而歸。我們也曾為自己發現新大陸而高興呢！一個星期下來，我們遠遠超出隊長定的指標。隊長也表揚我們，說我們是人小志氣高、反帝反修立功勞（你別笑話，那時表揚人，就是用那些不著邊際的屁話）。我們在心里竊喜，心里美滋滋地想：明年，媽媽肯定為我買個新書包了。

自此，那些比我們大一截的孩子，以前煩我們是跟屁蟲，現在卻也來跟我們套近乎了。想讓我們說出秘密，但我們也鬼著呢，不上他們的鳥當。

可他們更鬼，有一天居然盯上我們的梢。我們賴在水渠的閘邊，他們也跟著，我們去玩打玻璃球、撒尿，他們也跟著。最后看看西沉的太陽，無奈的我們回到那塊福地。

照例的隊伍開過來，只是換了撥人，照例地奔向那里方便。這次可沒有就我與幸福兩人時從容了。六七個野孩子，晃悠在水渠邊，有的還得意地吹著口哨，甩著帽子。那些憋急了的拉練戰士，到此顯出痛苦狀，也顧不得我們的存在。何況我們又是孩子，壞不到哪里去。

于是，魚貫著奔向那里。等先完成任務者，剛提了褲子站起來，我們這里的陣腳開始大亂，大家都急著想拔頭籌。于是，提著竹籃的，倒拖著糞勺的，吶喊著奔向目標，有如打掃戰場一般。

這可急壞了剛蹲下去的諸公。特別是女的，她們也許從未經歷過這樣的場面，不知該如何處置。情急之中，有的掏出手絹，有的揮著腰帶，高舉著搖晃。那情景宛若戰場上的繳械者，揮動著投降的白旗，一副狼狽相。毋庸置疑，肯定有不少尿濕褲襠的。

我們也顧不得這些，等他們落花流水下來，就三下五除二地打掃完戰場。當然，人多了，就如“薄宦梗猶泛”一般，雖然比以前少了許多，但均貧富，權當解決溫飽。

后來，據說是“抓革命促生產”了，學校也“復課鬧革命”了，拉練的隊伍來得稀少了。但那時，我們小孩是不知道的，只知道那塊福地，已沒有豐厚的回報了。可當時我們還相互怨艾呢，以為后來者的莽撞，使拉練者改了道，以至于砸了大家的飯碗。

讀到此，也許你看了好笑。現在回憶起來，我們自己也覺得忍俊不禁。唉！那拉練隊伍；唉！那拾糞的伙伴。

吳家倉庫又恢復了寧靜。以后運動也沒有了，那氣派的家族宅院也折騰得奄奄一息，只剩下空蕩蕩的軀殼。那合抱的圓木，雕刻精細的畫棟，真的拆去建倉庫、豬舍了。那原來的方位，都已成了農田，種水稻、種小麥，搖曳著季節的變換。那燕子們的后代，也業已飛入了尋常人家。只是當老人們走親訪友時經過那兒，會對牽著的小孩說：那是“吳宅”或“吳家倉庫”。孩子們則一片茫然，問：何謂“吳宅”？何謂“吳家倉庫”？

那片塘坨也已平整成了開發區了，那拉練隊伍經過的官路也荒蕪或改道了。

2009年7月5日于枕曲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