態度中庸是一種良好的品德

南懷瑾從小浸淫中國傳統文化，他提倡中庸之道，認為人如果持有中庸態度，是擁有了一種非常良好的品德。中，本是中正、中和、中行之意，庸是用、平常之意。中、庸是人生實踐最常用的道，是人自我修養的基礎。但是，孔子時代以前，人們只是視“中”為一具體范疇，“中”還不具有哲學方法論的意義，中、庸分用，中庸真正的連用，始于孔子。孔子不僅繼承了“中”的傳統思想，把它升華為觀察問題、處理問題的普遍方法，而且提升了庸的思想，最終使“中庸”成為生活中一無所不在的哲學范疇。

在發現的甲骨文中，“中”字已經出現，但還未形成明確的價值觀，《尚書·大禹謨》將“中”提升為重要的觀念。所謂“唯精唯一，允執厥中”，意思是思想要精誠專一，辦事要掌握中道，不得偏頗。后來孔子將中庸發展到大成。認為，“中庸作為一種道德準則，是至高無上的，人們應該有這種美德”。中國傳統文化中至此形成了典型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的內容體現用四個字概括就是“過猶不及”。《論語》中有一段話記錄了孔子學生子貢與孔子的一段對話。

子貢問孔子：“子張與子夏相比，哪個好些？”

孔子回答道：“師也過，高也不及。”

意思是說，在親喪行禮方面，子張有點過分，子夏則有欠缺、不足。

接著，子貢又問孔子：“那么是不是子張好一些呢？”

孔子回答“過猶不及”。

猶，是“同”的意思，“過猶不及”，說的是任何事“過了”和“不及”都不好，中庸最好。

所以，孔子認為為人處世、行動取舍都不可失度，失度便會亂套，便會壞事，便會受到懲罰。比如飲食無度，暴飲暴食或隨意少飲少食，都會傷身；比如荒淫無度，貪婪無度，可能為自己招來麻煩，甚至殺身之禍；比如玩笑無度，輕者會傷感情，重者就會與人結怨。孔子認為，有度、中庸的態度，會讓人們享受和諧的生活和空間。這就是“過猶不及”的中庸思想。

孔子的中庸思想在有關人的品質方面也做了相關論述。在《論語·子路》中，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意思是說：我找不到言行中庸的人與他們交往，就只好與激進、耿介的人交往了！狂放的人銳意進取，耿介的人是不肯做壞事的。這里，孔子按人的行為分為三種：狂、狷、中行。狂者，有進取心，有較高的理想、抱負，自信，但偏激，言行不一定能一致。狷者，有所不為，謙虛謹慎，但沒有很高的理想、抱負，往往守節無為。而中行，即他提倡的中庸之道了。

按西方人格論來對照，“狂”接近“外向”型人格，“狷”接近“內向”型人格。孔子認為，“狂”“狷”這兩種人格都不完美，最理想的人格是“中行”，也就是兼有“狂”“狷”兩者的優點無它們的缺點。而“中行”思想，是孔子中庸思想在人格理想上的最具體的體現。

按照孔子的中庸思想，所謂的君子就是“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質，指的是內在品質，也就是“內在美”。文，指文雅，文采，也就是“外在美”。史，指的是虛華無實，多飾少實。孔子的意思是：質樸多于文采就顯得粗野，文采多于質樸就顯得虛浮。只有文采和質樸相宜，才算得上是個真正的君子。

在處理人際關系上，孔子也始終堅持中庸的原則。孔子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意思是：喜歡一個人時恨不得叫他長命百歲，一旦厭惡他又恨不得叫他馬上就死。既想要他長壽，又想要他短命，這就是迷惑了。在這里，孔子認識到人的感情是容易沖動的。所以，在處理人際關系時，需要抑制感情，掌握分寸，不可意氣用事，不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才合乎中道。

孔子以自己的行為處處事事體現中庸的原則，成為中庸思想執行的典范。在《論語·述而》中記述孔子平日待人的容貌態度時說“子溫而歷，威而不猛，泰而安”，即態度溫和而嚴厲，有威嚴而不兇猛，極恭敬而又安詳，這是孔子待人容貌態度時中庸形象的生動寫照。

孔子曾說：“中庸之為德也，甚至矣乎！”就是說中庸是一種至高的德行，但也是很平常的品德，因為平常，所以是人人可實踐的東西，而越是至高的，則越是難以真正實行的。孟子在評價孔子時說“仲尼不為己甚者”，是說孔子從來不做很過分的事，他嚴格按中庸思想處世。

孔子有弟子三千，但他只稱贊顏回的為人，認為顏回能做到真正的中庸，能在各種思潮中擇乎中庸。

到了老子，他的無為而治的思想內涵與孔子中庸理論基本是一致的。老子認為無為而治是順乎自然而無所作為的，但世間又沒有什么事情不為它所作為的。老子認為，君王如果能按照無為而治的“道”的原則為政治民，萬事萬物就會自我化育、政治清明、人民和諧。他認為世間只要用“道”，人就不會產生貪欲之心，萬事萬物也就沒有貪欲之心了，天下便自然而然達到穩定、安寧。老子的無為而治思想言論，強調的就是，為官者要無為而治。因為做到了“無為”，實際上也就是“有為”。“無為”不僅是“有為”，而且是“有大為”。

無為而治，是老子“道”的主體。老子認為，要成大事，必須大智若愚，大勇若怯。施智用謀的上策往往產生無為、無知、無能的印象，但這樣才能達到有為、有治的目的。老子的思想與他所處的時代有關，那時，天下大亂，諸侯混戰，統治者橫征暴斂，胡作非為，老百姓在饑餓和死亡的邊緣線上掙扎，民不聊生。老子懷著對統治者的憎恨和對人民的同情，針對統治者的“有為”而提出“無為”的主張。那時統治者的“有為”就是強作妄為，貪求無厭，肆意放縱，違背自然規律、社會規律欺壓百姓，百姓在沉重的稅賦重壓下，困苦不堪。因而，老子認為“有為”的禍害非常嚴重，他說“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老百姓饑寒交迫，是因為統治者的苛捐雜稅太多。老百姓的災難不斷，是因為統治者妄自作為，違背規律）。

此外，老子還對當時統治者不顧人民死活、過著越來越奢侈的生活提出批判，他說：“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余，是謂盜乎。”這幾句話，道盡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人間不平！統治者侵公肥私，過著豪華的生活，穿的是名貴服裝，帶的是寶刀利劍，山珍海味都吃厭了，錢財貨物堆積如山，而百姓卻田園荒蕪，倉庫空虛，家無隔夜之糧。這種情形，老子看在眼里，怎么能不感嘆呢？無怪乎他要氣憤地罵一句：“是謂盜乎（這簡直就是強盜頭子！）”

老子認為統治者本是無德無能的，卻偏要好大喜功，妄自作為，結果使老百姓疲于奔命，勞民傷財，造成人民的災難。在這種情形下，統治者為政應要“無為”，應實行“無為而治”，不要過多地干涉老百姓。他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好靜”是針對統治者的無端欺壓而提出的；“無事”是針對統治者的苛政而提出的；“無欲”是針對統治者的貪欲而提出的；“無事”是針對統治者肆意妄為而提出的。老子認為，為政者應當能做到“無為而治”，有管理而不干涉，有君主而不壓迫；君主應學水的本色，有功不自居，過著勤儉的生活，日理萬機不貪享受，治國能順應社會規律、時代潮流。治國應利國，制度應利眾生的憲政，一旦制定頒布，就不輕易變動，讓萬民在頒布的憲政下自化。老子后來說的“治大國如烹小鮮”，成為千古名言，即希望人民自我發展，自我完善，慢慢地，人民就能夠安平富足，社會自然能夠和諧安穩。

老子認為統治者以“無為”方式來治國，并不是無所作為。就像孔子以中庸做事做人，希望人們不走極端一樣。這些都是強調治國者要自己帶頭執行，先正己而后正人。對老百姓做事要寬容，大度，不斤斤計較，不隨意制造不和諧。老子認為，無論是治國者還是普通之人，都應該以德為本，就如治流水，重在疏導，而不是堵截，這樣，知行合一，仁者愛人，和諧相處，社會就會有良好的風氣，孔子、老子的理論，在今天仍有借鑒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