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古圣開物成務^①，廢結繩而造書契^②， 于是文字興焉。夫依類象形之謂文， 形聲相益之謂字;閱世遞變而相沿，訛謬至不可殫極^③。上古渺矣;漢承秦火，鄭許^④輩起，務究元本， 而小學乃權輿焉^⑤。自漢而降，小學旁分，各有專門。歐陽永叔曰：“《爾雅》出于漢世，正名物講說資之，于是有訓詁之學;許慎作《說文》， 于是有偏旁之學;篆隸古文， 為體各異，于是有字書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韻之學。吳敬甫^⑥分三家：一曰體制^⑦，二曰訓詁， 三曰音韻。胡元瑞^⑧則謂小學一端， 門徑十數， 有博于文者、義者、音者、跡^⑨者、考者、評者， 統類而要刪之， 不外訓詁、音韻、字書三者之學而已。

三者之學， 至我朝始稱大備。凡詁釋之難， 點畫之細， 音韻之微，靡不詳稽旁證，求其至當。然其得失異同， 匿庸與嗜奇者， 又往往互相主奴^⑩， 聚訟紛紜， 莫衷一是。則以字形字聲， 閱世而不能不變，今欲于屢變之后以返求夫未變之先，難矣。蓋所以證其未變之形與聲者， 第據此已變者耳;藉令沿源討流， 悉其元本所是正者，一字之疑、一音之訛、一畫之誤已耳。殊不知古先造字， 點畫音韻， 千變萬化， 其賦以形而命以聲者， 原無不變之理;而所以形其形而聲其聲， 以神其形聲之用者，要有一成之律貫乎其中，歷千古而無或少變。蓋形與聲之最易變者，就每字言之;而形聲變而猶有不變者，就集字成句言之也。《易》曰： “艮其輔，言有序^⑾。”《詩》曰：“出言有章^⑿。”曰“有序”， 曰“有章”， 即此有形有聲之字， 施之于用各得其宜，而著為文者也。《傳》曰： “物相雜故曰文^⒀。” 《釋名》謂“會集眾采以成錦繡，會集眾字以成詞誼，如文繡然也”^⒁。今字形字聲之最易變者， 則載籍極博，轉使學者無所適從矣;而會集眾字以成文， 其道終不變者， 則古無傳焉。

士生今日而不讀書為文章則已， 士生今日而讀書為文章，將發古人之所未發而又與學者以易知易能^⒂，其道奚從哉? 《學記》謂“比年入學， 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⒃”。其《疏》云：“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也^⒄。”《通雅》引作“離經辨句^⒅”，謂“麗子六經使時習之，先辨其句讀也。” ( [讀]徐邈^⒆音豆。)皇甫茂正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杜^⒇。”“度”即“讀”，所謂句心也。然則古人小學，必先講解經理、斷絕句讀也明矣。夫知所以斷絕句讀，必先知所以集字成句成讀之義。劉氏《文心雕龍》云： “夫人之立言， 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 句無玷也; 句之清英， 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 知一而萬畢矣⁽²¹⁾。”顧振本知一之故， 劉氏亦未有發明⁽²²⁾。

慨夫蒙子入塾，首授以《四子書》⁽²³⁾，聽其終日伊吾⁽²⁴⁾;及少長也，則為之師者，就書衍說⁽²⁵⁾。至于逐字之部分類別⁽²⁶⁾， 與夫字與字相配成句之義，且同一字也，有弁⁽²⁷⁾于句首者，有殿⁽²⁸⁾于句尾者， 以及句讀先后參差之所以然，塾師固昧然⁽²⁹⁾也。而一二經師自命⁽³⁰⁾與攻乎古文詞者，語之及此， 罔不曰此在神而明之⁽³¹⁾耳， 未可以言傳也。噫!此豈非循其當然而不求其所以然之蔽也哉! 后生學者，將何考藝而問道焉?

上稽經史，旁及諸子百家， 下至志書小說⁽³²⁾，凡措字遣辭， 茍可以述吾心中之意以示今而傳后者， 博引相參， 要皆有一成不變之例⁽³³⁾。愚故罔揣固陋取《四書》、《三傳》⁽³⁴⁾、《史》、《漢》、韓文⁽³⁵⁾為歷代文詞升降之宗⁽³⁶⁾，兼及諸子、《語》、《策》，為之字櫛句比⁽³⁷⁾，繁稱博引，比例而同之，觸類而長之⁽³⁸⁾， 窮古今之簡篇， 字里行間，渙然冰釋， 皆有以得其會通，輯為一書，名曰《文通》。部分為四。首正名。天下事之可學者各自不同，而其承用之名，亦各有主義⁽³⁹⁾而不能相混。佛家之“根”“塵”“法”“相”⁽⁴⁰⁾， 法律家之“以”“準”“皆”“各”“及其” “即若”⁽⁴¹⁾， 與夫軍中之令， 司官之式， 皆各自為條例。以及屈平之“靈修⁽⁴²⁾”， 莊周之“因是”⁽⁴³⁾， 鬼谷之“捭闔⁽⁴⁴⁾， 蘇張之“縱橫^(45)”， 所立之解均不可移置他書。若非預為詮解， 標其立義之所在而為之界說， 閱者必洸洋⁽⁴⁶⁾而不知其所謂， 故以正名冠焉。次論實字。凡字有義理可解者， 皆曰實字; 即其字所有之義而類之， 或主之，或賓之⁽⁴⁷⁾，或先焉，或后焉， 皆隨其義以定其句中之位， 而措之乃各得其當。次論虛字。凡字無義理可解而惟用以助辭氣之不足者曰虛字。劉彥和云： “至于‘夫’ ‘惟’ ‘蓋’ ‘故’者， 發端之首唱;‘之’ ‘而’ ‘于’ ‘以’ 者， 乃札句之舊體; ‘乎’ ‘哉’ ‘矣’ ‘也’，亦送末之常科⁽⁴⁸⁾。”虛字所助， 蓋不外此三端， 而以類別之者因是已⁽⁴⁹⁾。字類既判，而聯字分疆⁽⁵⁰⁾庶有定準，故以論句讀終焉。

雖然， 學問之事， 可授受者規矩方圓， 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⁵¹⁾。然即其可授受者以深求夫不可授受者， 而劉氏所論之文心⁽⁵²⁾，蘇轍氏所論之文氣⁽⁵³⁾，要不難一蹴貫通也。余特怪伊古以來， 皆以文學有不可授受者在， 并其可授受者而不一講焉， 爰積十余年之勤求探討以成此編;蓋將探夫自有文字以來至今未宣之秘奧， 啟其緘縢⁽⁵⁴⁾，導后人以先路。掛一漏萬， 知所不免。所望后起有同志者， 悉心領悟， 隨時補正， 以臻美備， 則愚十余年力索之功庶不泯也已。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丹徒馬建忠序。

(呂叔湘、王海棻編《馬氏文通讀本》，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注釋 ①開物成務——指通曉萬物的道理并按照這個道理做事情而取得成功。②“廢結繩”句——結繩， 上古沒有文字，在繩子上打結來記事。書契，指文字。契：用刀刻。古代用刀刻字，故文字有“書契”之稱。③殫極——窮盡。④鄭許——鄭，指鄭玄，東漢經學家。許，指許慎，東漢經學家、文字學家。⑤“而小學”句——小學，漢代對文字學的稱呼，因兒童入學先學文字而得名。后小學成為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的總稱。清章炳麟認為小學之名不當， 主張改為語言文字學。權與，興起。⑥“歐陽永叔曰”句——語出《崇文總目錄敘釋》“小學類”。歐陽永叔，北宋文學家、史學家歐陽修字永叔。《爾雅》，我國最早的一部詞書。資之，依靠它，參考它。訓詁，也叫訓故、詁訓、故訓，解釋詞句的本義，推究其引申義。一般有三種基本方式：義訓、聲訓和形訓。《說文》，東漢許慎著《說文解字》的簡稱，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分析字形、考究字源的字書。字書，中國傳統語言學的術語，指以漢字為單位，解說字的形、音、義的書籍。五聲，指唇、舌、齒、牙、喉五個發音部位所發的音。清濁，清音和濁音，清音指不帶音的輔音，發音時聲帶不顫動;濁音指帶音的輔音，發音時聲帶顫動。孫炎，三國魏經學家、訓詁學家。音韻之學，也叫“聲韻學”，研究漢語語音各個時期的聲、韻、調系統及其發展規律。⑥吳敬甫——明文字學家吳元滿字敬甫。⑦體制——指文字學。⑧胡元瑞——明文學家胡應麟字元瑞。⑨跡——考查，推究。⑩主奴——尊崇和貶抑。(11)“《易》曰”句——語出《易經·艮》“艮其輔，言有序，悔之。”此句意謂人或默而不言，言則要有條理。艮，止。輔，上頜。(12)“《詩》曰”句——語出《詩·小雅·都人士》：“其容不改，出言有章。”章， 文采。(13)“《傳》曰”句——出自《易·系辭下》，指陰陽相雜而成文。《周易玩辭》： “物相雜者，初、三、五與二、四、上，陰陽相間也。”(14)“《釋名》謂”句——《釋名》，東漢劉熙編著，我國第一部詞源學專著。錦繡，精致華麗的絲織品。詞誼，文詞的義理。文繡，刺繡華美的絲織品或衣服。⒂與學者以易知易能——用容易理解的辦法向學習者傳授知識。⒃“《學記》謂”句——《學記》， 《禮記》篇名。比年，每年。中年，隔一年。離經辨志，分析經籍的義理，點斷文句，辨別其心意所向，此句意謂每年有學生入學，隔一年考察一次他們的成績，第一年就要檢查他們標點分段的能力。⒄“其《疏》云”句——鄭玄曾為《禮記》作注。這句話引自唐孔穎達為鄭注所作的《疏》。⒅“《通雅》引作”句——《通雅》，訓詁學書，明代方以智撰。全書五十二卷，引文出自第三卷。⒆徐邈——東晉訓詁學家。⒇“皇甫茂正云”句——皇甫茂正，唐代文人皇甫湜字持正，“茂”字誤。引語見《皇甫持子文集》第四卷《答李生第二書》。服鄭、即漢代學者服虔、鄭玄。“杜”字誤。(21)“劉氏《文心雕龍》云”句——劉氏指劉勰，南朝梁文藝理論家。引語出自《文心雕龍·章句》。彪炳，文采煥發。明靡，鮮艷華麗。清英，文字清新挺拔。本末，樹根和樹梢，用來比喻字句和篇章的關系。詞句的基礎打好了，才能寫好文章。(22)發明——說明、闡釋。(23)《四子書》——即《四書》，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合稱。(24)伊吾——象聲詞，讀書聲。(25)就書衍說——只就文章本身推衍義理。(26)部分類別——指區分詞性和在句中所起的語法作用。(27)弁——古時男人戴的帽子。此處活用為動詞，放在前頭。(28)殿——放在后邊。(29)昧然——糊涂無知。(30)經師自命——自命為經師的人。(31)神而明之——心領神會之意。(32)志書小說——方志和筆記小說。(33)例——模式。(34)《三傳》——指為《春秋》作傳的《左傳》、《公羊傳》、《谷梁傳》。(35)韓文——指唐代散文家韓愈的文章。(36)升降三宗——高低優劣變化的大端。(37)字櫛句比——逐字逐句地排列比較。櫛，梳子。(38)觸類而長之——掌握一類事物的知識或規律就能推知增長同類事物的知識。(39)主義——主要的意思，特定的意義。(40)根、塵、法、相——根，能生、增生之義。佛家把人的感官看作感覺的根源。塵，指一切世間世法染污真性。法，梵名達摩，通一切之語。相，事物之相狀表于外而想像于心。(41)“法律家”句——“以”、“準”等六個詞均為法律條文或文書中常用的術語。(42)屈平之“靈修”——屈原所說的靈修。靈修，指楚懷王。(43)莊周之“因是”——莊子的因是的觀點。因是，《莊子·齊物論》：“因是因非，因非因是。”較通行且簡單的理解為：有因而認為是正確的，也就有因而認為錯誤的;有因而認為錯誤的，也就有因而認為正確的。(44)鬼谷之“捭闔”——戰國時縱橫家鬼谷子，長于縱橫捭闔藝術。捭闔，開合。戰國時策士游說的一種方法。(45)蘇張之“縱橫”——蘇張，戰國時縱橫家蘇秦、張儀的合稱。縱橫，合縱、連橫。(46)洸洋——水勢浩大，漫無邊際。這里比喻茫無邊際，不知所云。(47)或主之，或賓之——或做主語，或做賓語。(48)“劉彥和云”句——劉勰字彥和。引語出自《文心雕龍·章句》。發端之首唱，用于句首的發語詞。札句之舊體，在句中起連結作用的老用法。送末之常科，用于句末的常用方式。(49)“而以類別”句——就是用這個辦法來區分詞的類別。(50)聯字分疆——詞和詞連成句讀的界限。(51)心營意造：指作家憑想像力進行的創造。(52)文心——為文之用心。《文心雕龍·序志》：“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 (53)“蘇轍氏”句——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文者，氣之所形。”即促使寫文章的思想感情。(54)緘滕——繩索。

賞析 《馬氏文通》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的語法專著。作者馬建忠與其說是一位語言學家，毋寧說是知識淵博的愛國者更合適些。他畢生從事的活動大都與愛國救國有關，就是撰寫《馬氏文通》也不例外。因此，他不同于一般為功利抑或為做學問而做學問的某某家。他研究語言的目的、方法和態度至今仍值得我們學習。

在這篇序中，馬建忠指出了我國語法研究的落后薄弱狀況，指明了語法研究的重要性和作用，同時也就明確了自己研究語法以求實用的目的。

自從文字出現后， 與文字相關的許多學科如文字、音韻、訓詁學相繼興起并繁盛起來，“而會集眾字以成文，其道終不變者， 則古無傳焉。”(《文通·序》。以下簡稱《序》)語法學被嚴重地忽視了。對于古人來說，學習語言的主要手段是什么呢?是誦讀，正所謂“讀書百遍，其義自見”、“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曾國藩說： “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趣。”(《家書》)在反復的誦讀中領會作者的用意，體味語氣文風，領悟為文之道。對于這種傳統的教學方式，馬建忠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慨夫蒙子入塾，首授以《四子書》，聽其終日伊吾;……至于逐字之部分類別，與夫字與字相配成句之義……塾師固昧然也。而一二經師自命與攻乎古文詞者，語之及此，罔不曰此在神而明之耳，未可以言傳也。噫嚱!此豈非循其當然而不求其所以然之蔽也哉!后生學者，將何考藝而問道焉?”(《序》)這種“神而明之”不求其所以然的方法產生了嚴重的后果，“遂使結繩而后，積四千余載之智慧材力，無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載道所以明理之文”(《文通·后序》)。馬建忠認為，與西洋語言一樣，華文中“要有一成之律貫乎其中，歷千古而無或少變。”如果能掌握語言的這種結構規律，就可以“與學者以易知易能”，有“知一而萬畢”的作用，后生學者遵照語言的規律學習語言自然會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就可以騰出更多的精力來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其“成就之速必無遜于西人”(《文通·后序》)。結果必是“能自群不為他群所群”(《文通·后序》)，所以，馬建忠發大愿， “將探夫自有文字以來至今未宣之秘奧，啟其緘縢，導后人以先路。”( 《序》)

我們今天的某些研究似乎已忘記了要用以指導實踐的目的，而走上了玄而又玄的道路，忙于創造新名詞，構筑新體系，以誰也聽不懂的語言和標新立異的理論模式來顯示學問的高深。

在具體的研究方面，馬建忠十分重視對真實的語言材料的分析。他廣泛地搜集例句，達六、七千句之多。他在《序》中敘述寫作過程時說：“取《四書》、《三傳》、《史》、《漢》、韓文為歷代文詞升降之宗，兼及諸子、《語》、《策》，為之字櫛句比，繁稱博引，比例而同之，觸類而長之，窮古今之簡篇，字里行間，渙然冰釋， 皆有以得其會通，輯為一書，名曰《文通》。”可見，作者在材料的搜集、整理、分析上下過很大的功夫，也只有在占有豐富材料的基礎上進行研究分析，才有可能找到事物的本質規律。現代的有些研究者看起來要比馬建忠“聰明”，要么從其他研究者的書中直接拿取現成的例句，要么為自己的理論生造一些例句，對與自己理論不符的例句卻避而不談。呂叔湘先生在《馬氏文通評述》中指出：“這些例句里邊有不少馬氏所作分析是錯誤的或者不能令人滿意的，可是其中有很多是到現在還仍然缺乏令人滿意的分析的。但是《文通》把它們擺了出來，沒有因為它們難于解說而把它們藏起來，像后來許多語法書那樣。”

在《序》的結尾，作者說： “爰積十余年之勤求探討以成此編。”真可謂厚積薄發。后人對《文通》批評尤甚的就是說他機械模仿西洋語法，削足適履。《文通》確是用拉丁語法的框架來描寫古漢語語法的，他自己也說過：“斯書也，因西文已有之規矩于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證繁引，以確知華文義例之所在。”(《后序》)這無需諱言，但應注意他不僅求其所同，也求其所不同，且不說學習本身首先就是從模仿開始的，從無到有，模仿也是一種創造，也先不談在《文通》中確有大量的西洋語法中所沒有的屬于他自己的創見，如在詞類中另立“助字”，單單就他積十余年之力而成此編來論，他的模仿就不可能是機械的。現今的學術界很有些日產萬字的學問家，如果只是單純的照搬照套，讓這些學問家來寫，我想是不用十余年，也許十余月也用不了，十余天就夠了。許是馬先生過于蠢笨，但錢鐘書先生搞譯著，每日也不過五百字，就是王力先生當年為賣文章而作文章，也要為一篇千字文而耗費五個鐘頭，而且還為這種“為字紙簍提供供應品而內疚不已”。我們當今幾日就可編出一本經典文集，對語言略知一二就要建立新體系的“大家”們實在是過于聰明了。

當然，馬建忠在《序》中的某些說法也不盡正確， 比如，他說語法“古無傳焉”，實際上從很早我們就對語法有了研究，只不過是一些針對個別詞句或某個類別的零散的研究，很不全面，很不系統罷了;又如，他說語法“歷千古而無或少變”，實際上語法也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不過是比較緩慢罷了。《文通》的理論體系也有很多矛盾和不完備之處，但瑕不掩瑜， 《文通》作為我國第一部系統的語法專著，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篇序言作為強調語法研究的第一篇論文，它所表現出的馬建忠的治學態度及治學方法仍值得我們效法，那就是：他注重科學研究的實用性，雖然他并沒有達到目的，但是這種從實踐的角度出發來進行科學研究的方向是應該肯定的;重視語言材料的搜集和研究，不憑空虛造;積十余年之勤求探討，踏踏實實做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