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為美國《新群眾》作》原文與賞析
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惟一的文藝運動。因為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國已經毫無其他文藝。屬于統治階級的所謂“文藝家”,早已腐爛到連所謂“為藝術的藝術”以至“頹廢”的作品也不能生產,現在來抵制左翼文藝的,只有誣蔑,壓迫,囚禁和殺戮;來和左翼作家對立的,也只有流氓,偵探,走狗,劊子手了。
這一點,已經由兩年以來的事實,證明得十分明白。
前年,最初紹介蒲力汗諾夫(Plekhanov)和盧那卡爾斯基(Lunacharsky)的文藝理論進到中國的時候,先使一位白璧德先生 (Mr. Prof. Irving Babbitt) 的門徒,感覺銳敏的“學者”憤慨,他以為文藝原不是無產階級的東西,無產者倘要創作或鑒賞文藝,先應該辛苦地積錢,爬上資產階級去,而不應該大家渾身襤樓,到這花園中來吵嚷。并且造出謠言,說在中國主張無產階級文學的人,是得了蘇俄的盧布。這方法也并非毫無效力,許多上海的新聞記者就時時捏造新聞,有時還登出盧布的數目。但明白的讀者們并不相信它,因為比起這種紙上的新聞來,他們卻更切實地在事實上看見只有從帝國主義國家運到殺戮無產者的槍炮。
統治階級的官僚,感覺比學者慢一點,但去年也就日加迫壓了。禁期刊,禁書籍,不但內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連書面用紅字的,作者是俄國的,綏拉菲摩維支(A. Serafimovitch),伊凡諾夫(V. Ivanov) 和奧格涅夫 (N. Ognev) 不必說了,連契訶夫(A.Chekhov)和安特來夫(L. Andreev)的有些小說,也都在禁止之列。于是使書店只好出算學教科書和童話,如Mr. Cat和Miss Rose談天,稱贊春天如何可愛之類——因為至爾妙倫(H. Zur Muhlen)所作的童話的譯本也已被禁止,所以只好竭力稱贊春天。但現在又有一位將軍發怒,說動物居然也能說話而且稱為Mr.,有失人類的尊嚴了。
單是禁止,還不是根本的辦法,于是今年有五個左翼作家失了蹤,經家族去探聽,知道是在警備司令部,然而不能相見,半月以后,再去問時,卻道已經“解放”——這是“死刑”的嘲弄的名稱——了,而上海的一切中文和西文的報章上,絕無記載。接著是封閉曾出新書或代售新書的書店,多的時候,一天五家,——但現在又陸續開張了,我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惟看書店的廣告,知道是在竭力印些英漢對照,如斯蒂文生(Robert Stevenson),槐爾特(Oscar wilde)等人的文章。
然而統治階級對于文藝,也并非沒有積極的建設。一方面,他們將幾個書店的原先的老板和店員趕開,暗暗換上肯聽嗾使的自己的一伙。但這立刻失敗了。因為里面滿是走狗,這書店便像一座威嚴的衙門,而中國的衙門,是人民所最害怕最討厭的東西,自然就沒有人去。喜歡去跑跑的還是幾只閑逛的走狗。這樣子,又怎能使門市熱鬧呢?但是,還有一方面,是做些文章,印行雜志,以代被禁止的左翼的刊物,至今為止,已將十種。然而這也失敗了。最有妨礙的是這些“文藝”的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員和一位警備司令部的偵緝隊長,他們的善于 “解放” 的名譽,都比 “創作”要大得多。他們倘做一部“殺戮法”或“偵探術”,大約倒還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畫畫,吟詩。這實在譬如美國的亨利·福特 (Henry Ford) 先生不談汽車,卻來對大家唱歌一樣,只令人覺得非常詫異。
官僚的書店沒有人來,刊物沒有人看,救濟的方法,是去強迫早經有名,而并不分明左傾的作者來做文章,幫助他們的刊物的流布。那結果,是只有一兩個胡涂的中計,多數卻至今未曾動筆,有一個竟嚇得躲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現在他們里面的最寶貴的文藝家,是當左翼文藝運動開始,未受迫害,為革命的青年所擁護的時候,自稱左翼,而現在爬到他們的刀下,轉頭來害左翼作家的幾個人。為什么被他們所寶貴的呢?因為他曾經是左翼,所以他們的有幾種刊物,那面子還有一部分是通紅的,但將其中的農工的圖,換上了畢亞茲萊 (AubreyBeardsley) 的個個好像病人的圖畫了。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那些讀者們,凡是一向愛讀舊式的強盜小說的和新式的肉欲小說的,倒并不覺得不便。然而較進步的青年,就覺得無書可讀,他們不得已,只得看看空話很多,內容極少——這樣的才不至于被禁止——的書,姑且安慰饑渴,因為他們知道,與其去買官辦的催吐的毒劑,還不如喝喝空杯,至少,是不至于受害。但一大部分革命的青年,卻無論如何,仍在非常熱烈地要求,擁護,發展左翼文藝。
所以,除官辦及其走狗辦的刊物之外,別的書店的期刊,還是不能不設種種方法,加入幾篇比較的急進的作品去,他們也知道專賣空杯,這生意決難久長。左翼文藝有革命的讀者大眾支持,“將來”正屬于這一面。
這樣子,左翼文藝仍在滋長。但自然是好像壓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樣,在曲折地滋長。
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還沒有農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為農工歷來只被壓迫,榨取,沒有略受教育的機會;二者,因為中國的象形——現在是早已變得連形也不象了——的方塊字,使農工雖是讀書十年,也還不能任意寫出自己的意見。這事情很使拿刀的“文藝家”喜歡。他們以為受教育能到會寫文章,至少一定是小資產階級,小資產者應該抱住自己的小資產,現在卻反而傾向無產者,那一定是“虛偽”。惟有反對無產階級文藝的小資產階級的作家倒是出于 “真”心的。“真”比“偽”好,所以他們的對于左翼作家的誣蔑,壓迫,囚禁和殺戮,便是更好的文藝。
但是,這用刀的“更好的文藝”,卻在事實上,證明了左翼作家們正和一樣在被壓迫被殺戮的無產者負著同一的運命,惟有左翼文藝現在在和無產者一同受難(Passion),將來當然也將和無產者一同起來。單單的殺人究竟不是文藝,他們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無所有了。
【析】 1930年以后,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十分殘酷。他們查禁書報,封閉書店,殘酷殺害革命作家,妄圖以瘋狂的“殺戮法”來鏟除左翼文學;另一方面,又指使御用文人編雜志,寫文章,開書店,企求以此裝點門面,并抵制和對抗左翼文藝運動的蓬勃發展。在這“任意拘捕,偶語棄市,身體生命,全無保障”的險惡環境中,魯迅先生置個人安危于不顧,寫下一系列文章悼念死難烈士,抨擊黑暗現實,揭露國民黨當局的殘暴行徑。1931年4、5月間,他又應美國友人史沫特萊之約,為美國進步雜志《新群眾》寫了這篇文章,進一步向全世界揭發國民黨法西斯主義的專制暴行。
在文章中,魯迅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顯微鏡和望遠鏡對當時中國社會和文藝界的現狀進行了認真的觀察和分析,以犀利的筆觸,揭露和鞭韃國民黨當局文化專制的黑暗和罪惡;也從歷史的高度,熱情而又冷靜地探討新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今后的發展和任務,預見其具有著光明的未來。
魯迅明確指出:“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惟一的文藝運動。因為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國已經毫無其他文藝。”片言居要,統領全文,充分肯定中國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成績和貢獻,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場。然后進一步以極為輕蔑的語氣說:“屬于統治階級的所謂‘文藝家’,早已腐爛到連所謂 ‘為藝術而藝術’以至 ‘頹廢’的作品也不能生產,現在來抵制左翼文藝的,只有誣蔑,壓迫,囚禁和殺戮;來和左翼作家對立的,也只有流氓,偵探,走狗,劊子手了。”緊接著,列舉出一系列確鑿的無可辯駁的事實加以證明:由前年誣陷革命作家領盧布,到去年禁書刊,再到今年“解放”即槍殺左聯五烈士,反革命文化圍剿日益加緊,事實俱在,無可抵賴,勝過任何雄辯。這是對國民黨當局的暴行及幫閑文人的誣蔑的揭露。然后又從另一角度,來揭露出國民黨當局提倡的文藝運動的徒勞無功。指出:“然而統治階級對于文藝,也并非沒有積極的建設。”承上一轉,從一個方面過渡到另一方面,著重揭露國民黨當局網羅叛徒、走狗,唆使流氓、特務炮制低劣文藝,企圖借此裝點門面,欺騙人民的行徑的徒勞。“官僚的書店沒有人來,刊物沒有人看。”較進步的青年寧愿看空話很多、內容極少的書,而不去買官辦的催吐的毒劑;革命的青年“非常熱烈地要求,擁護,發展左翼文藝”。反革命文化“圍剿”的失敗史,也就是中國革命文藝在反對反革命文化“圍剿”的斗爭中發展的歷史。黑暗與光明的消長,分明透露出這樣的信息:“將來”屬于左翼文藝。“但自然是好像壓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樣,在曲折地滋長。”呼應開篇提出的論斷,并加以突出和強調。魯迅的雜文同一切社會論文一樣,少不了 “擺事實講道理”,但他不是簡單地“觀點加材料”,機械地先敘后議,事和理彼此滲透,常常達到水乳交融的地步。深得“寓理于事”,“理在事中” 的真義。
魯迅描述事實不是就事論事,而獨能因事見人,且見人見其心性。文中,勾勒了湖南軍閥何鍵、上海市政府委員朱應鵬、警備司令部偵緝隊長范爭波、“翻著筋斗”的“革命文學者”葉靈鳳以及其他附翼于反動當局的資產階級文人的臉譜。“將軍發怒,說動物居然也能說話而且稱為Mr.,有失人類尊嚴”,這種論調既荒唐可笑,而作為一個雙手沾滿革命者鮮血的軍閥何鍵理直氣壯,自以為是地提出來,實際上只能進一步暴露出既無知粗鄙,又狂妄驕橫的丑態。也暴露了他們的色厲內荏,對純潔的童話也視為洪水猛獸。而“民族文學”的提倡者朱應鵬、范爭波等人,“他們的善于‘解放’的名譽,都比 ‘創作’ 要大得多。他們倘做一部 ‘殺戮法’ 或 ‘偵探術’,大約倒還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想畫畫,吟詩。”不干本行干外行,劊子手操畫筆,并非放下屠刀愿成佛,實乃別有所圖,朱應鵬等人的文化特務真面目昭然若揭。
這篇文章在魯迅的雜文中是別具一格的。首先,文章鮮明地表現了作者站在無產階級一邊的階級立場和分明的是非,熱烈的愛憎。對“流氓,偵探,走狗,劊子手”及其主子無情的憤怒的揭露,對于那些“幫閑文人” 的行徑和由 “政府委員”“偵緝隊長” 所鼓吹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則報以尖銳的嘲笑和輕蔑的鄙棄;而對于左翼文藝,作者則以令人肅然起敬的文字熱忱地加以肯定,熱烈地給以歌頌,盛贊正和“被壓迫被殺戮的無產者負著同一的運命” 的左翼作家和左翼文藝運動是“荒野中的萌芽”,肯定“左翼文藝有革命的讀者大眾的支持,‘將來’ 正屬于這一面”,“將來當然也將和無產者一同起來”。這里,既揭示當時文藝界因壓迫和殺戮而呈現的蕭條景象,更展示出左翼作家不屈不撓的抗爭意志,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左翼文藝的蓬勃生機。
很明顯,文章中無論是對于國民黨暴行的揭露還是對于左翼文藝的歌頌,作者都是直接表達出來的。這與在這之前和之后的在國內公開發表的文章的風格有著明顯的差異。這種直接表達、直抒胸臆的熱烈的風格的形成,既因文章在國外發表,顧忌較少,更重要的,還在于魯迅是為一種向全世界揭露國民黨當局暴行的責任感所驅使。為達到這一目的,他不愿去考慮自身的安危,而在友人指明這種利害之后,仍堅持說出他認為必須說的話,這既表現了魯迅堅定的革命立場,也使作品產生了熱烈、鮮明的特點。
對比是文章最主要的表現手法。文章總的情感基調是由兩種對立的情感的相互作用所決定的。對國民黨當局暴行的憤怒揭發,對其御用文學的輕蔑鄙棄,與對左翼文藝的熱烈、堅定的歌頌,情感色彩形成鮮明對比,在對比中又強化了作品的感情沖擊力量。對比在文中的運用當然絕不僅此。國民黨當局對左翼文藝和御用文藝的態度是一種對比,兩種文藝受到讀者的待遇,也是對比。大量對比手法的運用,使文章思想內容表現得更為充分,更有說服力。
這篇文章最早發表在美國的刊物上。最直接的讀者是美國人。文章的表達效果如何,即直接取決于美國讀者的理解程度。因此,注意使美國讀者理解接受,實際上已不僅僅是一個技巧問題,而是一個怎樣才能更為深刻有力地揭露國民黨當局暴行,讓全世界一切有正義感的人們認清國民黨當局的真面目的政治問題。對此,魯迅的思慮也是細密的。如在揭露朱應鵬、范爭波等發動提倡的“民族主義文學運動”時,說:“他們的善于 ‘解放’ 的名譽,都比 ‘創作’要大得多。他們倘做一部 ‘殺戮法’ 或 ‘偵探術’,大約倒還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畫畫,吟詩。”然后加以類比,“這實在譬如美國的亨利·福特 (Henry Ford) 先生不談汽車,卻來對大家唱歌一樣,只令人覺得非常詫異。”福特先生為美國讀者所熟悉,以此與朱應鵬、范爭波等類比,就使美國讀者易于接受和理解了,從而也就增強了作品的表現力量。
上一篇:魯迅雜文《黃花節的雜感》原文與賞析
下一篇:魯迅雜文《“人話”》原文與賞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