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被徐懋庸同志目為知己的后死者。在《徐懋庸雜文集》即將出版的時候，懷著十分懷念的心情，把我心中早就想說的一些關于懋庸的話傾吐出來，也算是了卻我的一樁心事。我作為懋庸的老戰友，將他的作品作一些介紹，實在是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我相信，這會有助于讀者對懋庸的雜文的理解。

一

我和徐懋庸相識于1933年。當時我在左聯工作，他已在文壇嶄露頭角， 以他犀利的筆鋒寫了許多凌厲的雜文。我們交往較多。1934年初，我介紹他加入左聯，他以公開的身份為左聯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1935年春， 當文總的負責人田漢、陽翰笙等被捕以后， 左聯的組織一時渙散，他繼續積極努力地工作;我則通過他與魯迅先生的聯系， 間接得到魯迅先生的教益。當我離開上海到日本東京去后，他接替了我在左聯所擔負的工作， 同時保持了同我的通訊聯系。雖然遠隔重洋，聯系諸多不便，仍然使我得以較為及時地了解到上海左聯的工作情況，有助于推動日本東京左聯在留學生中的左翼文化活動。

懋庸在上海聯系魯迅，我在東京聯系郭沫若，在他們兩人團結的基礎上， 廣泛地團結了國內外廣大的愛國作家站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來， 文藝界的革命形勢是很好的。后來發生了“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懋庸憑著魯迅先生對他的愛護和信任， 急不擇言地給魯迅先生寫了一封信， 陳述了自己對某些事和某些人的看法， 包括一些不夠準確的看法， 冒犯了魯迅先生;加上魯迅先生對他那封信的由來有所誤會， 他受到了魯迅先生的嚴厲批評。有些人認為他從此一蹶不振了。但事實并非如此， 他并不因此氣餒，仍然發憤讀書， 刻苦學習， 努力提高自己， 繼續寫作， 繼續戰斗。

抗日戰爭爆發后，我和徐懋庸先后到了延安。1938年， 我們同在抗大工作，次年一同隨抗大總校深入敵后太行山區。從1938年到1942年，有4年多的時間里， 我們朝夕相處， 知無不言， 我對他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他為人爽直，善于思索， 愛對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見;話不一定順耳，但仔細聽取，會有好處;有的時候， 見解有獨到處，并且敢于講出別人不敢講的話。他積極主動， 勇于負責，有較高的工作效率， 成為我在這段時間搞政治教育工作的得力助手。抗日戰爭勝利之后，我們分手了，人居兩地， 天各一方，音訊不通。然而， 我們仍然懷念，從不忘記。

反右派斗爭中，他被錯劃為右派。消息傳來，我感到震驚，感到痛心。這是他一生中大不幸的開端， 從此他的處境非常困難。到林彪、“四人幫”橫行的年代里，他受到了嚴重的凌辱，折磨和創傷。雖然粉碎“四人幫”后， 他重振革命精神， 努力鍛煉身體， 胸襟開闊，對祖國對自己的前途非常樂觀， 終于還是未能免于過早逝世。言念及此，百感交集。懋庸的逝世，使我黨失去了一個富有才華的忠誠干部，使文藝界失去了一位英勇善戰的闖將，痛哉惜哉!

二

懋庸的雜文， 師承于魯迅。他熱愛魯迅的作品， 學習魯迅的文

章，特別是學習魯迅的雜文， 學得很好，很出色，連魯迅先生雜文的氣魄、風格、筆調，他都學得很像，使一些人讀了，誤以為是魯迅的作品。如1934年新年， 《申報》副刊編輯黎烈文邀請魯迅、郁達夫、曹聚仁、陳子展、林語堂和徐懋庸吃飯， 席間林語堂對魯迅說： “周先生又用了新的筆名吧?”(因為魯迅常常變換筆名)魯迅問： “何以見得?”林答：“我看新近有個徐懋庸的名字也是你。”魯迅哈哈大笑，指著徐說：“這回你可沒有猜對，徐懋庸的正身就在這里!”

懋庸很崇敬魯迅， 以魯迅為師， 魯迅對他很愛護，很器重， 并且用心培養。當懋庸開始編《新語林》的時候， 魯迅勸他不要當編輯，以便騰出時間來多讀點書。及至徐當了編輯以后， 魯迅又大力支持，并對他多所指教。魯迅對懋庸說過這樣一段話： “有不少‘左翼’作家， 只‘左’而很少‘作’， 是空頭文學家， 而你每年至少譯一本書，而且文章寫得不少。”這顯然是對懋庸的一種贊許。

魯迅對懋庸的愛護也是無微不至的。當他知道懋庸正患著消化不良時， 親自到藥房買過一瓶蓖麻子油送他，說“服了這個， 瀉一瀉就好了，這是起物理作用的藥物， 沒有副作用的。”甚至他的孩子病了，魯迅都曾親自給開藥方。

魯迅在“五四”時期開創的雜文，經過30年代、50年代、60年代上半期， 到80年代的現在， 一直在繼承， 在發展，這條線一直沒有斷。而懋庸在30年代、50年代兩個雜文興盛時期， 都表現了他的不平凡， 對雜文的繼承和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在30年代，懋庸跟魯迅站在一條戰線上，追隨魯迅寫雜文。寫雜文， 魯迅的成就是很大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但魯迅不只是一個人， 不是匹馬單槍，孤軍奮斗，他有學生， 有戰友， 而懋庸就是其中的一個。大家團結在魯迅周圍，把雜文當作匕首投槍， 組成一條戰線，造成一種聲勢， 形成一股力量，共同向黑暗勢力戰斗。

50年代中期，懋庸鑒于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有感于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他重振旗鼓，又寫了許多雜文。他貫徹黨的雙百方針，直抒胸臆，裝點文壇，猶如異軍突起。在那“不平凡的春天”，打開《人民日報》，署名“回春”、“弗先”……等的雜文，是何等的引人注目， 曾引起過多大的反響啊! 他寫的《小品文的新危機》和《關于雜文的通訊》等文章， 為雜文的存在大喊大叫地爭地位。他勤奮寫作， 幾個月之內就寫了100多篇，30多萬字的東西， 為克服現實中的缺點錯誤， 為雜文的生存和發展， 為文壇的百花齊放，耗費了自己多少心血。萬分可惜的是，他因此被歷史的逆流所淹沒，我們從此讀不到他那尖銳潑辣的文章了，我們付出了代價。這代價， 對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來說，本來是不應該支付的;而對于懋庸來說， 則更是十分沉重的!

三

懋庸的雜文，繼承發揚了魯迅的戰斗精神。

魯迅說：文學是戰斗的。“在風沙撲面，虎狼成群的時候”，不需要撫摸翡翠戒指，玩弄琥珀扇墜，而需要戰斗，需要“鋒利而切實”“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存在的血路”來的雜文。

魯迅的雜文是打擊敵人的武器，是解剖社會的鋼刀，是喚起人民進軍的戰鼓。

30年代，懋庸學習魯迅雜文不求形似，但求學實質，真正學到了魯迅雜文的戰斗精神。他跟魯迅一樣，首先把斗爭的矛頭對準代表地主資產階級聯合專政的國民黨。例如《神奇的四川》，揭露了封建軍閥的橫征暴斂;《收復失地的措詞》，反對了國民黨的不抗日。諸如國民黨的反動、腐敗和黑暗，他都有所揭露，都進行了諷刺。

他跟魯迅一樣， 也對社會上的污七八糟的現象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凡是社會上不合理的現象， 包括思想、道德、作風， 不管是封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者的，外部的、內部的， 大的、小的， 有形的、無形的， 統統都在他的雜文的掃蕩之列。

他揭露時弊不留情面，批判社會一語中的， 諷刺錯誤嚴肅熱烈。

自然，他仍跟魯迅一樣，也歌頌友誼，贊美正義，張揚真理。

懋庸50年代寫的雜文，發揚了30年代的戰斗精神。他對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特權思想、不民主的作風、不尊重科學的蠻干行為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和猛烈的抨擊。這是他雜文的精神之所在。

懋庸曾寫過《教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論文，從理論上闡述了教條主義的產生、表現、危害以及克服的辦法。他又寫《過了時的紀念》，批判執迷于過時理論教條的錯誤。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反對思想僵化，反對照搬本本，把經典著作的理論看成僵死的教條， 不研究新情況新問題， 不總結新經驗， 不結合實際，認為凡是上了書的，凡是大人物說過了的就永遠正確， 一成不變。他說， 實踐證明，這是要誤黨誤國的。

官僚主義，是懋庸雜文的主要批評對象。他用生動的語言，通俗的事例， 勾勒了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者的形象。有我就是真理、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官僚主義者，有“裝腔作勢、冷淡刻薄的官僚主義者”，有心腸很好、不會辦事、效率低微的“誠誠懇懇的官僚主義”者……如此等等。不管那一種官僚主義， 都對黨的事業起著腐蝕破壞的作用，對社會對人民極為有害。揭露它，批評它， 并向官僚主義者大喝一聲，令其猛省，是每一個關心國家大事、熱愛黨的事業、心里裝著人民痛癢的文學家責無旁貸的任務。

《不要怕民主》、《不要怕不民主》兩篇文章， 包含了辯證法。懋庸認為，對政黨，對為官為宦者，對執法掌權的人來說，要主動給人民以社會主義民主，更不要怕人民要民主、有民主。人民有權，人民敢講話，我們的事業才能興旺發達;人民都當阿斗，萬馬齊喑，任憑官僚主義者的主宰和擺布， 國家必定衰敗。另一方面，對人民群眾來說，則不要怕當權者不民主， 要敢于同官僚主義者作斗爭。他說：“官僚主義者既然還有……， 不會自行消亡的。”言外之意， 只有斗爭才能克服官僚主義，使它消亡。這兩篇東西，經過十年浩劫，今天重新讀它，頓覺意義倍增。如果50年代的歷史逆流， 只是一個小小的漩渦， 一個短暫的插曲， 它阻擋不了雜文家的批評， 那有多好啊!從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時起，就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讓雜文家知無不言，暢所欲言， 那么， 黨的事業、人民的事業， 可以斷言，就決不會慘遭十年浩劫;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定然已經進行得相當可觀;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定然比現在快得多，我國人民的生活， 無疑地會比今天美好得多。

四

懋庸的雜文，有其獨特的風格。用一句話來說明， 可謂文如其人。他的艱苦生活和斗爭歷程所形成的思想、氣質、品格、作風，就是他的雜文的源泉。

懋庸出生于浙江紹興府的上虞縣，那是一個人才輩出、文人喜好舞文弄墨的地方。他從小就喜愛文學，學習寫文章。但家里很窮，父親是個做籮篩的手工工人，沒有力量供他上進，所以高小畢業后，就去當小學教員。大革命時期，他參加了北伐戰爭的宣傳活動，編輯過小報。蔣介石叛變革命后， 白色恐怖遍于城鄉，他不得不逃亡上海，進半工半讀的勞動大學附中讀書。讀4年畢業后，他已能用法文譯書，在上海開始了文化生活。他翻譯了法國羅曼·羅蘭著的《托爾斯泰傳》，還譯了巴比塞著的《斯大林傳》及其他文學作品。他又自學日語，翻譯了日本山川均的《社會主義講話》及其他書籍。同時，他學習魯迅的文章，開始寫了一些雜文。從此，他步入了上海的文壇，在我國現代革命文學史的篇章中， 占有了耀目的一頁。

懋庸出身貧寒，他生長在人民群眾之中，與人民同甘苦，所以他的文章總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他的雜文受到廣大讀者的稱贊，主要原因是它具有鮮明的人民性。

懋庸對于黨的事業忠心耿耿，對于馬列主義堅定不移，對于共產主義堅信不渝，對于社會主義新中國無限熱愛。他堅持真理，反對錯誤。為了維護黨的利益，他敢于冒風險，與錯誤開展斗爭;為了洗刷掉沾染在黨的肌膚上的污垢，保持她的純潔性，即使明知會受到來自背后的打擊，他也在所不惜，心甘情愿。

懋庸一生勤奮好學，博覽群書，不倦地寫作，著譯不少，總計達數百萬字之多。他的雜文，反映出他知識豐富， 涉及面廣，無論政治、歷史、哲學、經濟、文學、藝術、民情、風俗，是中是外，于古于今， 他都涉及到了， 無所不談。這是他艱苦奮斗一生， 給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 值得我們千珍萬惜， 努力學習。

懋庸有較好的馬列主義哲學基礎，常運用辯證法于雜文。他常常從哲學入手， 分析矛盾， 緊緊抓住事物的實質和關鍵， 不在次要問題上浪費筆墨。如《質的規定性》、《真理歸于誰家》兩篇文章揭露和批評官僚主義，是從哲學、而不是從政治的角度著筆的， 他解剖了它的實質和危害;文字嚴謹，深入淺出， 富于藝術魅力。

不足之處是，懋庸對辯證法還不甚精通， 思想方法帶有片面性。世上的一切事物本是一分為二的。金無赤金， 人無完人。懋庸嚴于解剖自己是優點，但他要求別人、要求黨都應當是十全十美的， 則未免失之主觀。他并不是認為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同志沒有成績、沒有優點，但他卻認為這些成績和優點是理所當然的， 用不著提到它;只有缺點錯誤， 才是值得和必須鄭重提出、嚴加批評和力求改正的。所以，他在批評同志、評價工作的時候，就往往對缺點錯誤講得過多，而對成績優點講得過少;或者是只講缺點錯誤， 而不講成績優點。因此， 雖然他的批評是出于內心的摯愛， 是善意的，可是別人不一定感受得到，甚至常常引起別人的誤解、反感和不滿。這一點， 可以說是他的一個致命的弱點。

1973年到1976年這段時間，我在北京兩次住阜外醫院治病， 懋庸曾多次來看過我。初次見面，他向我傾述了闊別28年的種種情景，他非常感慨地說： “老任，我一生最大的悲哀，就是失去了黨籍。不過，你是最了解我的，事實上我仍然是按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的。雖然林彪、‘四人幫’給我吃了那么多年的苦頭，我能夠向前看。我的決心是好好學習提高，迎頭趕上，把我現在的工作做好，并且準備為黨為人民多多做些工作。”他還把他當時進行的工作和將來的計劃說給我聽，表現出對社會主義事業的極端負責和滿腔熱情。又有一次，他真摯而又過謙地對我說： “雖然我在各方面都不如你，但我畢竟比你年輕4歲，我的身體比你好，看起來瘦骨嶙嶙，卻沒有你那樣嚴重的冠心病，我一定能比你多活若干年，可以比你為黨做更多一些的事情，這一點，我自信是強過你的地方。”每想起這一番知心話，每想起懋庸想為黨多做貢獻的熾熱愿望和急切心情，我心里十分難過，激動不已。

懋庸最后一次看望我，臨走前說： “我要到南京我兒子那里去休養一段時間，回來再來看你。”誰知這一次的訣別竟成了永別。不久我就聽到了他在南京病逝的噩耗。懋庸竟會先我而死，這是我萬萬想不到的。我為失去他而悲痛萬分。我仰天長嘆，黯然沉思：像懋庸那樣堅強的人， 那樣有理想有才華的人，不應該過早地離去，他應該活著， 為新長征， 為實現他對社會主義事業的種種計劃和宿愿而活著。要是今天他還活著，且不說在中國和歐洲古典哲學方面，在外國文學翻譯介紹方面——這是他當時正在做的工作，他將有著述貢獻于學術界和文藝界，單就雜文領域來說，他必定會重新拿起筆來，繼續寫出許多情文并茂的新的篇章。

《徐懋庸雜文集》即將由三聯書店出版，這將是對他的最好的紀念。我們廣大讀者，特別是年輕一代，將從他的遺文中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從而更好地為四化建設出力。

徐懋庸同志將隨著他的遺文的永存，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

1980年10月30日于成都

(《徐懋庸雜文集》， 三聯書店， 1983年版。)

賞析 任白戈寫的《徐懋庸雜文集》序，是一篇長達7000多字的長篇序文，也是研究徐懋庸生平和思想發展特別是雜文思想藝術成就的專門性學術論文。除引言部分外，全文共分四個部分。

引言部分很短，但開門見山，直截了當，要言不煩地回憶自己與徐懋庸的“知己”和“老戰友”的親密關系，表達了對他“十分懷念”的感情。作者要把心中早就想說的一些關于懋庸的話傾吐出來，作者想傾吐些什么?這自然是讀者非常關心的，下文著重回答這個問題。

本文的第一部分，是談作者與懋庸交往的始終。作者和懋庸相識已久，早在左聯工作時，懋庸“已在文壇嶄露頭角，以他犀利的筆鋒寫了許多凌厲的雜文”。在談左聯、文總的工作時，重點寫懋庸在上海時受魯迅先生教育和幫助的情景。據魯迅研究家統計，從1933年11月15日到1936年8月5日他寫給魯迅的信有60封之多，魯迅復他的信有52封(現存45封)，可見雙方聯系的密切，師生情誼之深厚。

后來由于發生了“兩個口號”的論爭，徐懋庸“急不擇言”地給魯迅寫了一封信，其中“一些不夠準確的看法， 冒犯了魯迅先生”，魯迅對這封信的由來也有所誤解，因而受到魯迅先生的嚴厲批評。魯迅的這封公開信影響巨大，徐懋庸在近半個世紀中未能洗刷其“攻擊魯迅”的罵名。但難能可貴的是，徐懋庸并不因此氣餒，仍然十分敬重魯迅，仍然好學上進，更加奮發地從事革命文化工作。后來，他到了延安。但不幸，這些都在反右斗爭中，成了“大不幸的開端”，到“文革”年代，更受盡折磨和創傷乃至“過早逝世”。結尾“我黨失去了一個富有才華的忠誠干部，使文藝界失去了一位英勇善戰的闖將”，這是對徐懋庸所作的合適評價和公正結論。

《序》文第二部分，著重論述了徐懋庸雜文與魯迅雜文的師承關系。他學魯迅雜文不僅“學得很好，很出色”， “連魯迅先生雜文的氣魄、風格、筆調，他都學得很像”，甚至“使一些人讀了，誤以為是魯迅的作品”。文中也寫到魯迅對懋庸的關懷、愛護、器重、培養、教育和支持，令人非常感動。這一部分，最主要的還是在于肯定徐懋庸對繼承和發展魯迅雜文戰斗傳統的突出貢獻。他堅持與魯迅站在同一條戰線上，追隨魯迅寫雜文， 緊密團結在魯迅的周圍，把雜文當作匕首和投槍，組成一條戰線，造成一種聲勢，形成一股力量，共同向黑暗勢力戰斗。

還指出徐懋庸在建國以后50年代中期， 曾以不少筆名寫了大量優秀雜文，致力于為雜文尋求社會的價值與承認，用心十分良苦。但不久，在“左”的路線影響下，他的努力很快“被歷史的逆流所淹沒”，這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來說，無疑是個悲劇，又是何等巨大的損失啊!

《序》文的第三部分，重點闡述徐懋庸雜文的現實主義和革命戰斗精神。徐懋庸的雜文學著魯迅雜文那樣， “是打擊敵人的武器，是解剖社會的鋼刀，是喚起人民進軍的戰鼓”，三個排比句，深刻指出了徐懋庸雜文的巨大價值與杰出貢獻。文章還把徐懋庸與魯迅先生的雜文進行鮮明對比，指出在本質方面的完全一致。到了50年代，他又以犀利的筆，對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特權思想、不民主的作風、不尊重科學的蠻干行為，進行了大膽、尖銳、猛烈的抨擊。這些文章，距今已30來年，至今讀來仍使人感到非常親切和深刻。

第四部分，是論述徐懋庸雜文的風格特點，并再一次憶及其生平和為人。徐懋庸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故能堅持真理，反對錯誤，敢冒風險，與錯誤展開斗爭。他一生勤奮好學，著述涉及面很廣， “是中是外，于古于今，他都涉及到了，無所不談。”特別是在雜文創作中，善于運用辯證的方法，抓住本質問題進行淋漓盡致的剖析評述，見解獨到，文字嚴謹，深入淺出，富于藝術魅力，這就不是一般的政論文章所能做到的。

文章也對徐懋庸雜文指出了不足之處。他雖力求以辯證的觀點作文，但“對辯證法還不甚精通，思想方法帶有片面性”，指出了他的一個致命的弱點。

文章結束時，談到《徐懋庸雜文集》出版的事。這時，懋庸已不在人世，看不到了，但這將是對逝者最好的紀念，讀者也將從他的遺文中受到教育和鼓舞，更好地為四化建設出力。并堅信“徐懋庸同志將隨著他的遺文的永存，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

這篇長篇序言，扼要回顧了和徐懋庸交往的戰友之誼，深入論述了徐懋庸雜文的思想藝術成就和論證方法，揭示了他和魯迅雜文的深厚淵源關系。主體四個部分互為因果，環環緊扣，一氣呵成。論述時論點鮮明，論據充分，論證嚴密，語句肯定有力，邏輯性強。文中對徐懋庸為人為文的缺憾也作了客觀的事實求是的指正。這是半個多世紀來對徐懋庸及其雜文所作的客觀、公允、全面、深刻的評論文章，在現代文學研究史上有重要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