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籬《雜談麻雀》原文|注釋|賞析

人的記憶是有些莫名其妙的時候的。比如平常很熟悉的字，偶到用時卻忽然杳無蹤跡;有時，原本不想記住也不必牢記的陳年瑣事，不知因了一點什么勾引，竟突然呈現眼前，歷歷在目。

最近在報上看到討論麻雀的文章，便沒來由的記起一段陳年小事。1952年年底，蘇聯電影藝術家代表團來到中國。一次晚宴上有一道菜是酥炸麻雀，拉迪尼娜問是何物，不知翻譯是沒有學過這個字還是一時忘記，回答不出。在座的還有兩位早年曾在莫斯科學習過的同志，他們也都忘了這種小東西俄文叫什么，一位干脆說： “蘇聯沒有麻雀” ，但另一位卻偏偏證明他在莫斯科親眼見過。幾句話間，翻譯找到了竅門，只見他嘴上吱吱喳喳，臂膀上下搧動，算是用直觀教學完成了任務。

麻雀之于我，還另有一段姻緣。七、八歲時，搬梯子上房揭瓦，掏過一只小麻雀。窗上吊一只小籃子算是它的窩。后來養熟了，每當我放學回家，它便飛來頭上肩膀上落著，亂叫一陣表示歡迎。這小麻雀頗有本事，曾經活捉過一頭蒼蠅吃，從此我便常拍蒼蠅喂它。大約一年之后，它被一只惡貓吃掉了。

麻雀吃蒼蠅，而麻雀與蒼蠅又同登四害之榜，定為剿滅的對象，這的確有點兒復雜。麻雀吃莊稼固然不好，然而讓它和蚊子，老鼠，蒼蠅并列，我總覺得有些委屈。徐悲鴻畫過一群冬天的麻雀，題為 “晨曲”，專門歌頌這小生物給人間的音樂。可是有那位畫家歌頌過綠頭蒼蠅的嗡嗡叫呢?

去年，除四害的口號提出以來，麻雀的確遭受了大規模的槍誅筆伐，黃泉道上去了多少，因為沒見統計數字無從說起。但筆伐記錄則有案可查，全國報紙當時都刊載了麻雀的“罪行錄”，不少大塊文章用“科學計算”說明著一只麻雀一年要繁殖若干窩，如此，麻雀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將要奪盡人類口糧! 如果這統計真實，就真有點可怕，麻雀當然罪該萬死。不過事隔一年，華東的上海、南京等地樹葉被蟲吃光，科學家說這和把吃樹上蟲子的麻雀消滅了有關。百家爭鳴，真有好處。最近有人又例舉了麻雀吃蟲的益處，他計算著麻雀吃去稻田一條幼螟，則為人類保存糧食若干粒，一只螟蟲可生若干只蟲卵，如此累計，麻雀又益莫大焉。

對于麻雀，既然已經提出了有害的證據又提出了有益的證據，這一段公案便又重新開審。對于麻雀，現在不是在討論怎么消滅和應否消滅的問題了，而是在科學地分析它的益害比重。看來麻雀很可能將由消滅對象轉為控制對象。其實要消滅也確有困難，早在1931年2月，東方雜志就報道過蘇聯也下過捉麻雀的命令，然而廿六年以還，至今莫斯科仍然有麻雀的晨曲傳唱。

從小麻雀的命運有了轉機這件小事上，仿佛悟出了一點道理：

哲學上講矛盾的統一。只說一面之詞便往往不準確，在麻雀問題上正是如此。明明是麻雀既吃谷物又吃害蟲，但是只承認它吃糧食從而決定消滅，結果是消滅了麻雀，未必就減少了糧食的損耗，原地踏步走，白費力氣何苦?

獨立思考還得大力提倡。科學必須是客觀的，但是卻有為了證明麻雀該消滅才作科學調查的“科學工作者”，他解剖麻雀的胃，但專門數谷粒而不計草籽和毛蟲，這就給并不科學的決定加上了科學的冠冕，這或與人云亦云之風有關，或與“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方法有親戚聯系。

如果從麻雀問題能汲取些教訓，因小及大，則也收益非淺。

(1957年第3期《漓江》)

賞析 這是一篇思路寬、知識廣、筆法活的好雜文。作者談的是小麻雀的事，但卻寄寓著大道理。

作者就麻雀的翻譯問題，信筆寫來，從小時候掏麻雀談到現在的除四害，不拘一格，海闊天空，縱意而談，涉筆成趣。讀者在娓娓而談之中，逐步領會文章的弦外之音，很自然地接受作者所要闡明的思想和事理。

缺少辯證法，看問題片面，這是我們常犯的毛病。如何學會全面地看問題，避免片面性這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文章不從理論上下筆，而是在當年被列為四害之一的麻雀上去做文章。文章的第一自然段從閑聊開始，看似閑筆，實際上是閑筆不閑，它為下文的記敘和議論作了鋪墊，使文章在拉家常中開始，縮短了作者和讀者之間的距離，創造了一種自然、和諧的氣氛。接著，以形象的筆墨，細致地記敘了以麻雀招待外賓發生的一個小故事，和自己小時候以蒼蠅喂麻雀的故事，這兩個故事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也有利于突出主題。然后，再逐層深入去談除四害的問題。作者思想敏銳，敢于直言，指出當時把麻雀作為害蟲來“剿除”的做法是不對的，進而提出了在工作中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科學，堅持尊重客觀規律的問題，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如果我們當時能多聽聽這些小故事，并且真正能聽進去，就不致于釀成后來的錯誤了。

文章采用以小見大的寫法，使讀者“收益非淺”。它沒有八股格式，沒有陳詞濫調，行文走筆揮灑自如。文中時而歷史，時而現實;時而蘇聯，時而中國; 時而故事，時而議論; 時而談畫家的畫，時而談科學家的分析，充分說明作者的思路寬，知識廣，寫法活。沒有豐富的知識，囿于一格，是很難寫出這樣充滿生氣的文章來的。

文章的語言幽默、老辣，很有特色。如“對于麻雀，既然已經提出了有害的證據又提出了有益的證據，這一段公案便又重新開審。”“其實要消滅也確有困難，早在1931年2月，東方雜志就報道過蘇聯也下過捉麻雀的命令，然而廿六年以還，至今莫斯科仍然有麻雀的晨曲傳唱。”這類語言，在文章中隨處都是，十分幽默而有余味。文章的知識性、趣味性、思想性熔為一爐，使人樂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