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書話》，開始于1945年的春天， 當時抗日戰(zhàn)爭尚未結(jié)束，蟄居上海，有時披覽書籍，隨手作些札記。最初給我以發(fā)表的光榮的是柯靈同志主編的《萬象》。不久，柯靈同志被敵憲逮捕，感謝友情的支持，我從別人口里得到他間接帶出來的消息，倉皇離家。一面以“王晦庵”名義，從龍華弄到一張“居住證”，一面又在寓所附近另外找個安身的地方，獨自住了下來。剛剛開始的《書話》，就這樣宣告中斷了。

這一陣風聲很緊張。留居上海的熟人，一個個決定分頭出走。我的離寓暫避， 目的也是為了等關(guān)系。長夏緩緩地消逝了。到8月， 日本投降， 大家離滬的計劃又紛紛打消。有一個時期，我因忙于別的工作， 形成了與“書”無緣的局面， 當然也無從“話”起。至于再次為《書話》執(zhí)筆，則是出于《文匯報》編輯的敦促，他們指《萬象》上的文章為例， 約定每天一段， 長短不拘。我于是又動起手來。其實發(fā)表的地方也不限于《文匯報》一家，先后登過《書話》的還有《聯(lián)合晚報》以及雜志如《文藝復興》、《文訊》、《時與文》……等。不過登載數(shù)量最多、時間最長的， 還是《文匯報》。計算起來， 大約寫了100篇光景。后來又突然中斷了。這次中斷也有一個為局外人所不知道的內(nèi)幕。1956年， 當《讀書月報》約我續(xù)寫《書話》的時候，我曾在《開場白》里交代過。現(xiàn)在就把它摘錄在下面：

……有一次， 我的《書話》終于碰痛了一個大特務(wù)。他在汪偽時期擔任過偽中央大學的教授，在上海開過舊書鋪。利用書店做他鬼鬼祟祟的工作。“八一五”以后， 國民黨官員“從天上飛過來， 從地下鉆出來”，到處“劫收”。這位“教授”兼書店老板搖身一變，居然成為紅極一時的“要人”。我在《書話》里揭破了他過去的歷史。他請《中央日報》總主筆來找我，要我在《書話》原地更正。否則的話，他手下有300名全副武裝的“豪客”，隨時隨地可以槍斃我。人要活命，這是不錯的， 可是人也要有能夠支持自己活下去的力量。我寫的既然都是事實，事實又怎么能夠更正呢?主筆勸我和他當面談?wù)劇Ｎ蚁耄?我誠然閑得發(fā)慌，卻還沒有“吃講茶”的工夫， 便決定由他去。亂世人命，這一點我很懂得， 只有坐以待“斃”而已。

不知道為什么他終于沒有執(zhí)行這個槍斃的判決。倒是《文匯報》編輯愛惜我，從此就不再來逼我寫《書話》了。天下可做的事正多， 我也樂得趁此放下這副擔子。……

《書活》在解放前就是這樣結(jié)束的。解放后為《讀書》月報寫的也不多，大約連載了三、四期，我又忙著去干別的什么了， 剛開頭就煞了尾。去年起重新執(zhí)筆， 則是登在《人民日報》的副刊版上。當時曾經(jīng)公開聲明， 沒有時間不寫， 有時間寫一批， 陸續(xù)刊出。幾個月來，或斷或續(xù)，一共寫了二十幾篇。北京出版社要我編個集子，我覺得數(shù)量太少， 舊稿又大都散佚， 只能就手頭剪存的部分選改十幾段，合成41篇。即使如此， 它還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小冊子。

中國古代有以評論為主的詩話、詞話、曲話， 也有以文獻為主，專談藏家與版本的如《書林清話》。《書話》綜合了上面這些特點， 本來可以海闊天空， 無所不談。不過我目前還是著眼在“書”的本身上，偏重知識， 因此材料的記錄多于內(nèi)容的評論，掌故的追憶多于作品的介紹。至于以后會寫成什么樣子，那是將來的事， 不必在這里預告。說句老實話，我并沒有把《書話》當作“大事業(yè)”， 只是在工作余暇，抽一支煙，喝一盅茶，隨手寫點什么，作為調(diào)劑精神、消除疲勞的一種方式。因此我也希望讀者只把它看做是一本“閑書”。當你們工作后需要休息的時候， 拿來隨便翻翻，如果居然能夠從中看到一星有用的東西， 那么，你們的任何一點收獲同時也將是作者的收獲。

至于文章的寫法，我倒有過一些考慮。我曾竭力想把每段《書話》寫成一篇獨立的散文：有時是隨筆，有時是札記，有時又帶著一點絮語式的抒情。通過《書話》，我曾嘗試過怎樣從浩如煙海的材料里捕捉使人感到興趣的東西，也曾嘗試過怎樣將頭緒紛繁的事實用簡練的幾筆表達出來。我現(xiàn)在可以向讀者坦白：我是一個和文字結(jié)了緣的人， 不得不時時探索這些問題， 《書話》是我的描紅本， 它給我以鍛煉筆頭的機會。十幾年來，所以一直沒有放下《書話》的寫作，這就是惟一的秘密。藝術(shù)無止境。自然，我的嘗試是失敗的，這個小冊子就是一個失敗的標本。有什么辦法呢?雖然白發(fā)偷偷地爬上兩鬢，而我還在為自己的描紅本感到害臊。

1962年4月于北京

(《晦庵書話》，三聯(lián)書店，1980年版。)

賞析 唐弢先生是一位作家、學者，也是著名的藏書家。他有詩曰：“平生不羨黃金屋，燈下窗前常自足。購得清河一卷書，古人與我話衷曲。”其實，在唐弢先生的藏書中，最有價值的還是那些從30年代辛辛苦苦、節(jié)衣縮食地收集、購買的現(xiàn)代文學圖書資料。他認為做學問必須重視第一手資料，必須認真地讀原作、讀雜志。他有邊讀書邊做筆記的好習慣。他的書話就是他讀書、研究的意外收獲。早在1945年，這些書話隨寫隨發(fā)表于柯靈主編的雜志《萬象》，后來擴展到《文匯報》、《聯(lián)合晚報》，也在《文藝復興》、《文訊》、《時與文》等雜志發(fā)表。解放以后，他的書話又在《人民日報》上連載過。這些作品竟然有了200多篇。

《晦庵書話》是大手筆寫下的小文章，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這些文章熔史料的縝密考證與歷史家的真知灼見于一體，寫法自由，輕松自在，談?wù)摰膯栴}充滿智者的悟性和學者的淵博。這篇序言最早是1962年唐弢先生為自己在北京出版社出版《書話》寫的序言，1980年上海三聯(lián)書店再次出版《晦庵書話》，序言又收入該書。

序言介紹了他寫書話的緣起和經(jīng)過。讀者可以了解到，書話的寫作不僅是讀書人的黃卷青燈、焚膏繼晷之事，也有因為書話引起的生命的危險。這足以使我們對這些書話刮目相看。也就是說，從這些書話中我們可以讀到中國的社會史料，文學史料，作家的創(chuàng)作史料，心靈史料。

作者說，他并沒有把寫書話當成“大事業(yè)”，寫作就是一種“調(diào)劑精神，消除疲勞的一種方式”。這正是書話這種古已有之的文體的寫作方式。我們不必正襟危坐地讀，卻也能得到許多聞所未聞的知識。這當然不算是無聊的“閑書”，而是可以在閑時看的好書。

作者說是閑書，也表示了書的一種文體特點。“我曾竭力想把每段《書話》寫成一篇獨立的散文：有時是隨筆，有時是札記，有時又帶著一點絮語式的抒情。通過《書話》，我曾嘗試過怎樣從浩如煙海的材料里捕捉使人感到興趣的東西，也曾嘗試過怎樣將頭緒紛繁的事實用簡練的幾筆表達出來。”這是表明書話的寫作要灑脫，要有情致，要講究趣味性。這些方面正是《晦庵書話》的風格，是我們應該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