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沒有將山野掇拾發表的意思;但聞到野花香， 不禁思念故人，于是起了藉驛使聊贈一枝之意，想與故人共賞之。

然而我是失敗了。我本想盡量掇拾山野風味的，不知不覺的掇拾了許多掇拾者自己。

但我還有勉強可以自慰的理由。文藝家盡力的到民間去，尋求人類的大生命分配于各人的式樣而記述其異同;我在沒有遇見文藝家來考察來記述我的生命的式樣的時候，不如先約略的寫些出來，不管他是否適于文藝家的需要，如病人在醫生的診視以前先寫出怎樣的頭痛咳嗽之類，供醫生來時的參考。所以我不是到民間去的，是從民間來的;或者，只要從民間來的多了，也能抵作一個到民間去的了。

講到民間， 不禁又想起我在民間的樂趣。

當P夫人告我同去采葡萄時(這已是1月后第2次旅行時的事了)，我想，這一定是很有趣的。10余年以前，我在家鄉，很愛采桂花或打棗實，但桂花與棗樹都是高不可攀的，葡萄棚低而且葡萄味美，可以隨采隨食，將何等的有趣哩!到了園中，P夫人給我小刀，我左手拉了一大球葡萄，右手拿刀在葡萄柄上用力割，發出尖利“衣”“亞”的聲音，然而還沒有割斷。P夫人發笑， 而且告我：

“割在節上要容易得多哩!”她一割就斷了，而且交給我嘗味。被她這樣一說，我也會割了。然而后來又遇見另外的困難了，我要P夫人來看， 我說：

“這球葡萄一半在鐵絲的這邊，一半在鐵絲的那邊，他在開花的時候不妨這樣，現在果實長大，把鐵絲結在中間了。我怎樣取它下來呢?”

“不要緊的。”她說。

她割葡萄的細柄， 分全球為兩半， 一半從鐵絲的這邊取下， 一半從鐵絲的那邊取下。于是我笑了。又后來，她說：

“孫先生，你老是落后， 照例， 倘若發見樹上遺漏不采的葡萄，就要以這葡萄涂在落后者的臉上的。你不要遺漏不采呢!”

“我正為了屢次落后而不高興呢， 因為你們都采了去，我已沒有葡萄可采了。我還是到前面去好。然而我學了這條規則，這是我很高興的。”

“然而細小的究竟可以留給鳥吃的了。”

我愛畫風柳，希望風吹不絕，然而畫紙也不絕的受風飄動。我愛畫瀑布， 而水珠飛濺到畫紙上， 于是不得不漸漸的退遠去。然而我覺得快活。

畫《愿我再來時，人與青山都不老》一幅時，畫板太大太重了，畫架不能支持，而且在斜坡上三腳凳也不能平放，于是坐在草地上而畫板也著地放著。不久。綠的蚱蜢，黑的螞蟻，赭褐的六足四翼不曾相見過的生客一大群，有直有橫，或東或西如街市上的在我新涂的畫上帶飛帶跳帶步行的亂轉，真的，我與他們合畫了。我于窘迫中自然的使我回想在中國吃東西時與蒼蠅分吃的情形。

如此之類，就是我的樂趣;然而在民間者的樂趣，是在他的困苦中找出來的，未曾到民間去的人只知農人之食粗糙，不知他也聞稻花香，也有唱慣農村樂的人拿起鋤耙才知歌中缺少一句手臂痛。我希望各人能夠盡量的理會他人的苦樂，——或苦中之樂， 或樂中之苦，——免得眼睛生在額上的鄙夷他人，或脅肩諂笑的阿諛他人。

我的掇拾止于此了。這是從3月29日起，就是春假之初，從新翻開了去年的日記，包圍在四壁中開始摘錄的。但因為同學來約我作山村的春游了，我愛游，只得放下這緊要的工作。固然，滿山滿谷的果樹都蓋了花朵，綿羊們襯在綠草上跳舞，而燕子們襯在青天下為他們歌唱。然而這游行使我不能早早補寫完這游記。不論好壞，現在總算結束了，但已經都是過去的事了。我只希望我將有能力遇見別的事物，從新做起!

1923年4月30夜記

(《山野掇拾》，開明書店1925年版)

賞析 孫福熙的散文集《山野掇拾》，是他的代表作。

文章以與朋友拉家常的方式，敘述了《山野掇拾》發表的緣由： “聞到野花香，不禁思念故人”， “想與故人共賞之。”接著作者點出了本文的主要內容，“我本想盡量掇拾山野風味的，不知不覺的掇拾了許多掇拾者自己。”言簡意賅，別開生面。一般“后記” (或稱“跋”)在于補充說明“序”中未說及或說得不充分的地方。而本文作為“后記”寫的都不是這些，而是敘述作者對生活的獨特感受。那就是“文藝家盡力的到民間去，尋求人類的大生命分配于各人的式樣而記述其異同。”這一句是全篇意蘊的凝聚點，下面所有文字皆由此而生發開來。“講到民間，不禁又想起我在民間的樂趣。”承上啟下，引出作者“在民間的樂趣”的生動記述。作者通過向群眾學割葡萄場景的生動描述，表現出文藝家應該到民間去拜群眾為師，才能獲得創作樂趣的思想。作者寫本篇《后記》是在1923年，作者在當時條件下已經認識到“文藝家盡力的到民間去”的重要性是十分難得的，體現了20年代進步的文藝思潮。

20年代中期被認為是五四后的退潮期，各種文藝思潮紛至沓來。但這個時期文學革命還在繼續發展著。1923—1926年間，早期共產黨人和青年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提出建立革命文學的理論主張。肖楚女在《藝術與生活》中認為：“生活創造藝術，藝術是生活的反映。”惲代英在《文學與革命》通訊里指出： “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會有革命文學。”因此，他們要求作家和文藝青年關心社會現實，“到民間去”，接近勞苦大眾，培養革命感情。沈澤民在《文學與革命的文學》中，更強調文學家“到民間去”的重要性。他說：革命文學家若“不曾和滿身泥污的工人或普通農人睡過一間小屋子，同做過吃力的工作，同受過雇主和工頭的鞭打責罵，他決不能了解無產階級的每一種潛在的情緒，決不配創造革命的文學”。1926年郭沫若在《革命與文學》、《文藝家的覺悟》等文中，號召文藝青年“到兵間去，民間去，工廠間去，革命的漩渦中去”。這些論述都從文學與革命關系的角度強調作家到實際中去的極端重要性。《后記》提出的“文藝家盡力的到民間去”的觀點，雖然在出發點上與革命文學倡導者不盡相同，但其精神上有某些相通之處，二者都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文藝家在實踐客觀效果上是一致的。由此不難看出，作者在1923年就提出這個觀點不是偶然的，是有深刻社會背景的，他顯然接受了革命文學倡導者理論的影響，也接受了文學“為人生”“表現人生”現實主義文學思潮影響。表現了作者在理論上的巨大勇氣和遠見卓識。

《后記》在用大部分篇幅具體描述他在民間的樂趣后，接著把這種感受加以升華，他說：“未曾到民間去的人只知農人之食粗糙，不知他也聞稻花香，也有唱慣農村樂的人拿起鋤耙才知歌中缺少一句手臂痛。我希望各人能夠盡量的理會他人的苦樂，——或苦中之樂，或樂中之苦。”這段文字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即只有到民間去，才能了解農民的苦樂，才不至于歧視農民。“免得眼睛生在額上的鄙夷他人，或脅肩諂笑的阿諛他人。”表現了作者尊重勞動大眾，甘拜勞苦大眾為師的寶貴品格。

《后記》語言親切， 自然流暢，作者采用與讀者“林間散步”、“燈下談心”的方式抒寫，給人一種親切、樸實、真摯的感覺。文章一開頭就把讀者帶進和諧親切的氛圍里，接著作者生動地記述他在民間的樂趣，又好像作者在與摯友講前不久發生的一個有趣的故事，津津樂道，使讀者分享到作者的快樂。文章語言另一特點是熔記敘、描寫、議論于一爐，敘述故事，文筆生動、傳神;描寫人物栩栩如生，歷歷在目。作者是著名的畫家，往往用畫家的眼光寫景，寥寥幾筆，就能勾畫出一幅令人遐想的優美畫面。如文章最后一段，作者描繪了一幅色彩絢麗，充滿生機的春景，使人流連忘返，浮想聯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