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以后，我時常想：在世界上中國是文明古國之一。其他古國，現(xiàn)在大部分都衰微了， 中國還繼續(xù)存在， 不但繼續(xù)存在， 而且還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國是古而又新的國家?！对娊?jīng)》上有句詩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舊邦新命，是現(xiàn)代中國的特點。我要把這個特點發(fā)揚起來。我所希望的，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重寫一部《中國哲學史》。

這種企圖，說起來很容易，實際上做起來就困難多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是要在長期生活、工作和斗爭中鍛煉出來的。?？孔x幾本書是不能懂得的，更不用說掌握和應(yīng)用了。解放以后，提倡向蘇聯(lián)學習。我也向蘇聯(lián)的“學術(shù)權(quán)威”學習，看他們是怎樣研究西方哲學史的。學到的方法是， 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作為條條框框，生搬硬套。就這樣對對付付，總算是寫了一部分《中國哲學史新編》， 出版到第二冊，“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

到了70年代初期，我又開始工作。在這個時候， 不學習蘇聯(lián)了。對于中國哲學史的有些問題，特別是人物評價問題，我就按照“評法批儒”的種種說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

經(jīng)過這兩次折騰，我得到了一些教訓(xùn)，增長了一些知識，也可以說是在生活、工作、斗爭中學了一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認識的。學術(shù)上的結(jié)論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來的。一個學術(shù)工作者所寫的應(yīng)該就是他所想的。不是從什么地方抄來的， 不是依傍什么樣本摹畫來的。在一個考試中間， 一個學生可以照抄另外一個學生的卷子。在表面上看，兩本卷子完全一樣?？墒巧杂薪?jīng)驗的老師， 一眼就能看出來，哪一本卷子是自己寫的， 哪一本是抄別人的。

現(xiàn)在，我重理舊業(yè)，還想實現(xiàn)我原來的計劃。對于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我還自以為有點理解，有點體會。值此舊邦新命之際，我應(yīng)該把我的一點理解和體會寫出來， 以加入新長征的行列，跟上新長征的進程。我覺得我有這個責任。這也算是“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吧。

吸取了過去的經(jīng)驗教訓(xùn)，我決定在繼續(xù)寫《新編》的時候， 只寫我自己在現(xiàn)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所能見到的東西，直接寫我自己在現(xiàn)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于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 不依傍別人。當然也有與別人相同的地方，但我是根據(jù)我自己所見到的，不是依傍， 更不是抄寫。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并不等于依傍馬克思主義，更不是抄寫馬克思主義。我的業(yè)務(wù)水平還不高、理論水平更低。我對于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 可能是很膚淺的，甚至是錯誤的。但一個人如果要做一點事，他只能在他現(xiàn)有的水平上做起。

哲學史有各種的寫法。有的專講狹義的哲學，有的著重講哲學家的身世及其所處的政治社會環(huán)境，有的著重講哲學家的性格?！案饔星铩?，不必盡求一致。我生在舊邦新命之際，體會到，一個哲學家的政治社會環(huán)境對于他的哲學思想的發(fā)展、變化， 有很大的影響。我本人就是一個例子， 因此在《新編》里邊，除了說明一個哲學家的哲學體系外，也講了一些他所處的政治社會環(huán)境。這樣作可能失于蕪雜。但如果作得比較好，這部《新編》也可能成為一部以哲學史為中心而又對于中國文化有所闡述的歷史。如果真是那樣，那倒是我求之不得的。

無論什么話，說起來都很容易，但實行起來就困難多了。以上所說的是我的一種思想，也可以說是我的一種理想。從理想到現(xiàn)實，還有一個很大的鴻溝， 還有一段很長的路程， 還需要很大的努力， 才能越過， 才能走完。在這個路程中，希望中國哲學史工作者和愛好者給予指教和幫助。

1980年8月

(《中國哲學史新編》， 人民出版社，1964年6月第1版。)

賞析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他人無法替代的。他在70多年的學術(shù)生涯中，完成了很多重要的著述，在國際、國內(nèi)享有很高的聲譽。他一生有三件大事是輝煌的貢獻。第一是30年代初他就出版了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成為劃時代的哲學著作;二是他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創(chuàng)立了“新理學”的哲學體系，將柏拉圖主義與程朱學說加以綜合。他的《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xùn)》、《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稱為“貞元之際六書”。與當時熊十力的《新唯識論》、金岳霖的《論道》成為中國哲學史上20世紀30、40年代最著名的三座豐碑?！柏懺鶗背浞煮w現(xiàn)了民族的自信、自尊，表現(xiàn)了可貴的愛國主義精神。第三就是他在建國以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致力于《中國哲學史新編》的寫作，幾易其稿，雖然多次受到政治的干擾，但他都艱難地排開，直到晚年雙目失明仍然堅持寫作，在95高齡生命的最后一年完成了《中國哲學史新編》修訂工作。他在這本史書中，對經(jīng)常思考的與民族命運有關(guān)系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西方漢學家把中國文化當作死的東西、當作博物館陳列品加以研究是不對的。他覺得很不舒服。他認為中華民族古老文化雖然已成歷史，但是它是新文化的一個來源，它是過去的終點，也是未來的起點。中國在世界聞名古國中永葆青春，永不衰微，而且進入社會主義，古而又新，如《詩經(jīng)》中所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他研究中國哲學史的目的在于把“舊邦新命”這個特點發(fā)揚起來。他在自己的后半生努力完成這部《中國哲學史新編》正是他不斷追求真理，不斷修正錯誤，孜孜不倦地工作的最好寫照。他在《新理學》中反對主觀唯心主義，肯定客觀世界的實在性，反對主觀唯心主義，是接受唯物主義的表現(xiàn);在“唯名論”與“實在論”之爭中，他主張“共相存在于殊相之中”，建立了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在“理在事先”與“理在事中”的爭論中，他主張“理在事中”， “共相寓于殊相之中”，他的哲學研究是致力于“把中國古典哲學中的有永久價值的東西闡發(fā)出來”。這是一位愛國主義者執(zhí)著追求真理的精神風貌。

在學術(shù)界，對馮友蘭先生的哲學研究并非沒有不同意見，他的研究過程由于受到政治的干擾，受自己可能的局限，觀點也有可議之處，這一點他自己并不存心回避。《自序》中說到，建國以后他受到來自蘇聯(lián)的教條主義的影響和70年代“批儒評法”的影響，一度誤入“歧途”的情景。但他終于找到了自己的支點：學習馬列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 “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認識的。”這個決定性的轉(zhuǎn)變，對于他自己和對于中國哲學史研究都極為重要，值得永遠記取。

關(guān)于《中國哲學史新編》的特點，作者需要跟大家交代的應(yīng)該有很多，但是他只強調(diào)了一點：“一個哲學家的政治社會環(huán)境對于他的哲學思想的發(fā)展、變化，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書中“除了說明一個哲學家的哲學體系外，也講了一些他所處的政治社會環(huán)境”。“這部《新編》也可能成為一部以哲學史為中心而又對于中國文化有所闡述的歷史。”這實在是用作者自己的一生研究成果和社會經(jīng)歷所尋找到的一個視點，彌足珍貴。這算不算一個值得普遍推廣的研究思路，學界仍可自己思索。但是這肯定屬于馮友蘭先生的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