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榮寶齋選刻了歷代版畫的代表作品167幅，集成兩冊出版，這是對于介紹中國古代版畫的優良傳統有用、有益的工作。中國的版畫具有長久的和優良的傳統。遠在漢代的時候，就有刻在石版的半凸雕或線雕的畫像，那些畫像表現了歷史人物和故事，也表現了當代的生活。到了唐代，就有木刻畫出現。在公元868年雕印的《金剛經》的扉畫，是今天所知道的有絕對年代可稽考的第一幅版畫。但在實際上，版畫的出現的年代恐怕要比這個時期早得多。它不完全是宗教的宣傳畫，也不完全是單幀的作為供奉之用的神像、佛像、菩薩像之類。在很早的時候，它就已成為科學書籍的插圖。像在12世紀初期刊印的《宣和博古圖》、《營造法式》和《大觀本草》等，就都已具有豐富的版畫的插圖了。單幀的單純地作為飾壁的年畫式的《四美人圖》之類，也產生得很早。宋版《列女傳》的出現，開始了文藝書里的插圖的風氣。以后， 元明二代的小說、戲曲和故事書里的插圖，就大為盛行了，甚至如果有一部小說或戲曲而不附插圖，卻可算是例外的事。明代(1368—1644年)乃是中國版畫的黃金時代，附有插圖的書籍最為多種多樣。于小說、戲曲之外，唐詩有了插圖本，詩余也有了插圖本，甚至個人的創作，像《百詠圖譜》也出現了。山經水志的插圖像《東西天目山志》、《武夷山志》、《海內奇觀》、《天下名山勝概記》以及《西湖游覽志》等，都是很精美的。百科全書式的《三才圖會》乃以版刻的“繪圖”為其主要的內容。作為畫家們的學習的范本的畫譜，從竹譜、梅譜開始， 到《夷門廣牘》里所收的《畫藪》7種和《圖繪宗彝》等， 包羅的題材是很廣泛的。顧炳的《顧氏畫譜》乃是一部附有豐富插圖的中國繪畫史，尤具特色。《程氏墨苑》、《方氏墨譜》和《方瑞生墨海》三書， 雖是墨范的標本，卻成為版畫的豐碑了。胡正言的《十竹齋畫譜》和《箋譜》，創造了彩色版畫的新型，影響很大。當然，在這個時期也產生了若干不健康的版畫或者很粗率幼稚的作品， 而可作為代表的卻是更多的更好的插圖。陳洪綬(老蓮)崛起于明末， 以絕代的才華，滿腹的牢騷， 為九歌， 為西廂，為水滸， 乃至為若干古人(博古頁子)， 寫作版畫的底稿， 光芒熠熠，足為這個黃金時代生色。更有蕭云從，于作《楚辭圖》(《九歌》和《天問》圖)外， 復繪《太平山水圖畫》一冊， 殆是集古來山水畫作風的大成。入清以來，版畫漸見衰落。然朱圭猶鷹揚虎視于康熙一代(1662—1722年)，其所作《耕織圖》和《凌煙閣功臣圖像》， 乃是上乘的作品， 而二巨冊的《萬壽盛典》的插圖， 雖為皇室的頌揚之作，卻也點綴了不少民間的風俗市態。嘉道以來(1796年以后)上海和廣州的版畫作者們異軍突起， 問鼎于兩京蘇、杭一帶的古老的畫肆，頗振起了一時版畫的新潮。1933年魯迅和我編輯的《北平箋譜》， 并不是中國版畫的一個結束， 而是一個新的開始。榮寶齋這幾年的成就是十分驚人的，既繼承了古代的優良傳統，而又不墨守陳規，時時有新的發明，特別在絹面上的刷色，印刷到七八百次(像周昉《簪花仕女圖》的復制本)，幾有亂真之感。“推陳出新”的好例， 于此足以說明之。這部相當浩瀚的版畫集，也便是出于榮寶齋的工人們之手，有許多幅不僅逼肖原本，甚至超過了他們， 它簡要地集中了這167幅的古代版畫的代表作品，一方面說明中國版畫的長期的歷程， 另一方面便介紹了中國版畫的優良傳統，作為新的版畫作者們的觀摩之資。它們是經過相當仔細地謹慎地選擇過的。棄其糟粕，取其精華，我相信它的編者是做到了的。

1958年6月7日鄭振鐸序于北京

(《中國版畫選》，榮寶齋， 1958年版。)

賞析 《中國版畫選》是1958年北京榮寶齋出版的一本版畫選集，精選了歷代版畫作品167幅，分兩冊裝訂出版。這是為推動中國繪畫藝術創作而做的一件極為有意義的實事。這是把30年代魯迅開創的版畫運動推向前進的功德無量的好事。

鄭振鐸先生是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成就主要在小說、詩歌、散文創作、文學翻譯、文學史著述上。在眾多方面的貢獻中，鼓勵和提倡木刻版畫只是其中一件不大重要的事情。在他不大重要，并不等于這件事情不重要。我們知道，鄭振鐸的支持木刻，同魯迅有很大的關系。早在1929年魯迅就編輯過《近代木刻選集》，1933年魯迅與鄭振鐸又編輯了《北平箋譜》。魯迅提倡木刻，在當時有著特殊的意義。不僅是推動藝術的發展，而且是為了給奴隸們運送“軍火”。他還說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和指南針， 自己用來做爆竹和看風水，“傳到歐洲，他們就應用到槍炮和航海上，給本師吃了很多虧。還有一件小公案，因為沒有害，幾乎忘卻了。那便是木刻。”魯迅認為歐洲的木刻是從中國傳去的，現在我們把木刻重新運回來，不是給本師吃苦，而是要讓它于中國人有益。魯迅發起的木刻運動，培養隊伍，組織社團，舉辦展覽， 出版木刻集，這種影響一直到50年代重印《十竹齋箋譜》，鄭振鐸曾為之作序。他說：“我國彩色木刻畫具深厚之民族形式，作風健康、晴明或恬靜若夕陽之明水，或疏朗開闊若秋日之晴空，或清麗若云林之拳石小景，或精致細膩若天方建筑之圖飾，雋逸深遠，溫柔敦厚，表現現實或不足，而備具古典美之特色，推陳出新，取精用弘，今之作者或將有取于斯譜。”這些十分精到的論述，說明了作為文學史家的鄭振鐸先生對中國木刻歷史的了如指掌。

在這篇序中鄭先生用了很短的篇幅，概括了中國木刻的歷史，從漢代凸雕和線雕說起，論及唐代佛經的扉畫、宋版書的插圖，元明以后普遍的圖書插圖，直到畫譜的出現，清代的版畫衰落到嘉靖道光年版畫異軍的突起，再到現代魯迅的倡導。這是中國一部版畫史的縮寫。建國以來，在發揚祖國古代文化傳統方面，榮寶齋做了大量有意義的工作。這一點序中大力加以肯定。

鄭振鐸在講到中國版畫歷史的時候，我們注意到，他特別重視版畫的民間傳統。他并不將自己囿于文獻當中，而非常注意考察宗教內容之外的民間版畫。比如年畫的存在就是使用了木刻的方法。這是治史學的一種很重要的視角。從這篇序中我們不僅了解了歷史，也能得到一些治學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