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 “賦者， 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①，王澤^②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 日不暇給^③。至于武、宣^④之世， 乃崇禮官，考文章。內(nèi)設(shè)金馬石渠之署^⑤，外興樂府協(xié)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yè)。是以眾庶悅豫，福應(yīng)尤盛⑥。《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⑦，薦于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 以為年紀^⑧。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⑨，朝夕論思， 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⑩， 時時聞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論，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⑾，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⑿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余篇。而且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fēng)。

且夫道有夷隆⁽¹³⁾，學(xué)有粗密， 因時而建德者， 不以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⒁，奚斯頌魯⁽¹⁵⁾，同見采于孔氏，列于《詩》、《書》，其文一也。稽⒃之上古則如彼， 考之漢氏又如此。斯事雖細， 然先臣之舊式， 國家之遺美，不可闕⁽¹⁷⁾也。臣竊見海內(nèi)清平，朝廷無事， 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⒅， 以備制度。西土耆老^⒆，咸懷怨思， 冀上之睠顧^⒇， 而盛稱長安舊制， 有陋雒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 以極眾人之所眩曜⁽²¹⁾， 折以今之法度。

(選自蕭統(tǒng)《文選》， 中華書局1977年版)

注釋 ①“昔成、康”句——成、康，周初二國君。成王名誦，武王子。康王名制，成王子。成、康之世，是周朝初期強盛時代。沒，去世。頌聲寢，即頌聲不作之意。頌聲，頌詩。寢，息。②王澤——先王的恩澤。③日不暇給——《漢書·高帝紀》：“漢興，撥亂反正， 日不暇給。”《六臣注文選》李周翰注：“日不暇給，言不暇崇文化。” ④武、宣——武帝劉徹和宣帝劉詢。⑤金馬石渠之署——金門，官署名，門前傍有銅馬，故又稱金馬門，是西漢時文士、儒生校理典籍的地方。石渠， 閣名， 為朝廷藏書之處。⑥“是以”二句——眾庶， 百姓。悅豫，快樂。福應(yīng)，吉祥的瑞兆。⑦“《白麟》、《赤雁》”句——《漢書·武帝紀》言武帝行事各地，獲白麟，因作《白麟之歌》;獲赤雁，因作《朱雁之歌》;得寶鼎，因作《寶鼎之歌》。又說，甘泉宮內(nèi)生芝蘭九莖，其葉相連，因作《芝房之歌》。⑧“神雀”二句——我國古代從漢武帝始建年號。漢宣帝時，因神雀集、五鳳至、甘露降、黃龍現(xiàn)，以為祥瑞，故分別以之作為年號。⑨“若司馬相如”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都是西漢時代的辭賦家。尤其司馬相如，“制作雖甚遲緩，而不師古轍， 自攄妙才，廣博閎麗，卓絕漢代”(魯迅《漢文學(xué)史綱要》)。⑩ “而公卿”句——公卿，三公九卿，是朝廷高級行政長官職銜，屬大臣之列。此句謂倪寬、孔臧、董仲舒、劉德、蕭望之等公卿大夫雖政務(wù)繁忙，但有空也常作文章。(11)雍容揄揚——雍容，儀態(tài)文雅溫和大方。揄揚，贊美宣揚。(12)孝成——指漢成帝。西漢時標榜以“孝”治天下，所以皇帝謚號都冠以“孝”字。(13)夷隆——衰落和興起。(14)皋陶歌虞——皋陶(gao yao)，舜臣。歌虞，歌頌虞舜的德政。(15)奚斯頌魯——奚斯，春秋時魯國公子，名魚，字奚斯。頌魯，作詩贊頌魯僖公重修祖廟。見《詩·魯頌·閟宮》：“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16)稽——考察。(17)闕——缺，缺少。(18)“浚城隍”句——浚(jun)，深挖。城隍，城池。苑囿(yuan you)，帝王花園，苑以植花木，囿以養(yǎng)禽獸，以供其游獵娛樂。(19)西土耆老——西土，指長安。耆(qi)老， 長老。(20)冀上之睠顧——希望皇帝懷念故舊。(21)眩曜——迷惑，惑亂。

賞析 班固的《西都賦》與《東都賦》，在形式上雖分為兩篇，但實際上是一個有機整體，因此合稱為《兩都賦》。在《兩都賦》之前，都市賦中雖已有揚雄的《蜀都賦》，但它只是單純的寫物賦， 《兩都賦》則第一次將人物對話引入都市賦，開創(chuàng)了都市賦寫人、寫物兼敘事的先河。《兩都賦》以其在賦這一文體中所作的創(chuàng)新及其完整的結(jié)構(gòu)、高超的筆力、多姿的筆調(diào)影響了其后的許多賦家，像張衡的《二京賦》、左思的《三都賦》，都是在其直接影響下寫成的。

《兩都賦》序揭示了班固作《兩都賦》的直接動機：東漢遷都洛陽之后，“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雒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眾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與此動機相應(yīng)，反對奢侈、提倡法度就成為《兩都賦》的中心主題。

班固以賦的形式表達這一主題，是與他對賦的社會作用的看法分不開的。這一點在序文中有鮮明的表述。漢人對賦是否起諷諫作用，是有爭議的。比如揚雄就對此持否定態(tài)度。班固對揚雄的看法是持有異議的，在序文中指出：“賦者，古詩之流也。”把賦與《詩》直接掛起鉤來，認為賦是古詩的流變。按漢人的觀點， 《詩》就是表現(xiàn)美刺兩方面的內(nèi)容。因此，賦也很自然地就是臣下對君上的頌揚或諷諭：“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論，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亞也。”這說明，班固對賦的社會作用是十分重視的。

在《序》中，班固還對賦為什么在武帝、宣帝時興起作出解釋。班固認為，漢賦與古詩一樣，是時代的載記;與社會的發(fā)展密切相關(guān)，其去取是隨時代的興廢而定的。漢初國家多事，社會不安定，人們無暇顧及文藝。武帝、宣帝時，四海升平，社會繁榮，漢朝的聲威達到鼎盛。與此相應(yīng)，擁有博大氣象的漢賦也就應(yīng)運而生了。另外，班固還注意到了漢賦的興起與統(tǒng)治者的倡導(dǎo)也有密切的關(guān)系。武帝、宣帝都雅好辭章，經(jīng)常要求文人寫詩作賦。在帝王的提倡下，文人賦家都爭先恐后地以自己的筆墨去頌揚大漢的聲威，以滿足帝王“潤色鴻業(yè)”的需求。應(yīng)當(dāng)說，班固的這些分析都是極有見地的。

正因為《兩都賦》序不僅有對《兩都賦》動機、宗旨的說明，而且有對賦這一文體的起源、流變及其作用的思考。所以，后世論賦，罕有不征引此序者，足見其已經(jīng)超出了一般單篇作品序言的價值，而具有了文體論方面的重要理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