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治中國修辭學者， 寥若晨星;尤其在海外， 由于資料的限制，研究者更少?？墒?，我讀到鄭子瑜教授的《中國修辭學史稿》一書的初稿大綱， 卻不禁躍然而起，認為空谷足音。

修辭學之所以成為一種學科，就因為它能起一種幫助人們修飾言辭文辭的作用。從語言的方面看是言辭，從文字的方面看是文辭。在語文一致的國度里， 可以不必作此區分;但在語文分歧的國度里， 就必須作此區分。比如中國的文學就可有語言型的與文字型的之分。這兩類有統一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就其同的一面講，語言與文字本是不可分割的，所有文學作品也都是以語言為基礎的，至少要有比較共同的普通話， 以此為基礎， 才能用來通情達意。假使語言的規律與文辭的規律完全不一致， 那又怎能用來作交換思想的工具呢?

但是， 中國的文學可有文字型的與語言型的之分，卻又是明顯的事實。文至駢體，詩至律詩， 可說已變到極端， 與口頭語距離得太遠了。然而在單音節的語言與講究音節的文學里， 卻不妨有這種極端整齊和駢偶的體制。這種文體是其它各國所沒有的。這也就可見這種文字型的文學還是有它語言的基礎。

何以說文字型的文學會有語言的基礎呢?我們試看小說之類，描寫各種類型的各種人物之口吻，可說是語言型的文學了，然而《紅樓夢》描寫劉老老的口吻： “我們村莊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 風里雨里， 那里有個坐著的空兒!”、(三十九回)其中用四言詞語的地方相當整齊;但這些四言詞語， 一方面有一定的順序性， 一方面又有一定的音樂性，恰恰符合劉老老的口吻。所以我們必須知道：漢語的本質， 即如駢文律詩這樣的特例，也不是完全違反語言的， 不過走向極端， 才顯出文字型的特征而已。

一方面成為文字型的文學之特征， 一方面恰恰又說明這種特征，還是符合民歌俚謠的本質，所以“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 又成為博得滿堂哄笑的絕妙韻語。這就說明語言與文字、言辭與文辭盡管有相當大的距離， 但是一脈相承， 還是有其不可分割的一面。

這些意思我在子瑜教授的著作中見之。子瑜教授深知漢語修辭學的特征， 在論清代的修辭學中， 一方面引吳德旋的《初月樓古文緒論》： “古文之體，忌小說、忌語錄、忌詩話、忌時文、忌尺牘”，說明古文與語言不同的地方;一方面又引袁枚的話，謂“古圣人以文明道， 而不諱修飾;駢體者，修辭之尤工者也”，認識到駢文與修辭的關系。這不能說鄭氏有些重視文辭， 忽視言辭， 卻恰恰說明他看到言辭和文辭的區別。他在論宋金元的修辭學中， 引文天祥語，謂“辭之義有二：發于言則為言辭， 發于文則為文辭”。這些話每為一般研究修辭者所忽略，而子瑜教授特拈出之。這就值得注意。當然，文氏之意是兼指人之修業而言，但也不妨引申之看作是一般的言辭文辭之別。依照這樣的看法，那么，子瑜教授之意也就顯然要強調言辭文辭的差異， 而與我們所謂語言型與文字型之分，就頗為接近了。

最后，我覺得子瑜教授之作有幾點值得注意：

一點是他的研究方法能另辟蹊徑， 不循一般修辭學的舊轍。一般人好像除辭格外就無所謂修辭學，這實在是一種誤解。從辭格來講修辭， 當然可以說抓住了修辭的核心， 但這只是解決了部分問題， 還不能包括中國修辭學的全部。此書對于辭格， 雖也很注意，但更著重在講中國修辭學的歷史， 那么， 目光所在，就不限于辭格方面了。這是一點。

第二， 早稻田大學對現代中國修辭學影響很大， 子瑜教授能在那兒講學，講中國修辭學，這真可說是在魯班門下弄大斧。假使沒有一套真實本領， 又怎會博得他們的信任，這是硬碰硬的鐵一般的事實。然而他竟能博得他們的信任而一再受邀聘， 并取得盛譽，這就不是容易的事。我想這正因他所講的是中國修辭學的歷史， 另辟途徑，可以相輔為用，所以更受歡迎。這是另一點。

但由于子瑜教授是至今為止第一個研究修辭學的歷史的學者，這書是第一本的中國修辭學史， 無可借鏡， 而子瑜教授又久居海外，找資料比較困難，所以他在自序中謙稱這書或有未盡完善的地方， 只能算是一本稿子。這是我們應當加以體會的又一點。

承子瑜先生不棄， 千里惠書， 囑寫前言， 因就所知， 聊貢蕪辭，尚望子瑜先生有以教之。

1979年9月郭紹虞序于上海。

(《中國修辭學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賞析 《中國修辭學史稿》的著者郭子瑜先生是一位學識淵博、著述甚豐的學者。在中國語言學領域中，其主要成就在于中國修辭學。1964——1965年他應在修辭學研究上頗有權威的日本早稻田大學之邀，給文學院的講師教授們講授中國修辭學，取得了盛譽，被早大東洋文研究會會長大矢根文次郎教授譽為“修辭學方面的權威學者”。根據當時的講義編成的《中國修辭學的變遷》一書，1965年由日本早稻田大學出版，是早大創辦近百年為校內教授出版的以中文撰寫的第一部著作。1978年鄭子瑜先生受東京大東文化大學聘請再次去日本講授中國修辭學研究，將《中國修辭學的變遷》從頭改寫，1984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國修辭學史稿》。該書既有修辭學史理論的總結，又有修辭手法、語體風格的概括，既論述了詩文修辭， 又涉及了口語修辭，在勾勒中國修辭學史發展大勢的同時，又突出每一發展階段的特點。

郭紹虞先生以一個著名文學家兼語言學家的敏銳眼光，特別關注到《史稿》中對于“言辭”與“文辭”關系、文字型文學與語言型文學的有關論述，將語言同文學溝通起來給予了客觀評價。同時郭紹虞先生還指出了《史稿》方法論上的特色，贊譽“他的研究方法能另辟蹊徑，不循一般修辭學的舊轍，它不限于辭格，更著重中國修辭學的歷史”，在當時修辭學界的確如郭序所說，是“空谷足音”，難怪郭紹虞先生說當他讀到《史稿》書稿時，激動得“躍然而起”，贊譽“子瑜教授是至今為止第一個研究修辭學的歷史的學者，這書是第一本的中國修辭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