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叔^①曰：“汝曹勝流^②，惜胸中書太多，詩文太好，若能不讀書，不作詩文，便是全副名士。”余憮然^③曰： “快^④哉!快哉! 非子不能為此語， 非我不能領子此語。惜忌者^⑤不解，使忌者解此語，其欲殺子當甚于殺我。然余能善子語，決不能用子語。子持子語歸， 為子用，吾異日且用子語。”數日后，舉此示友夏^⑥。友夏報我曰：“長叔語快，子稱長叔語尤快， 仆稱長叔與子語快者，語亦復快。”

夫以兩人書淫詩癖^⑦，而能嘆賞不讀書、不作詩文之語， 則彼能為不讀書、不作詩文語者，決不以讀書、作詩文為非也。袁石公^⑧有言： “我輩非詩文不能度日。”此語與余頗同。昔人有問長生訣者，曰：“只是斷欲。”其人搖頭曰：“如此， 雖壽千歲何益?”余輩今日不作詩文，有何生趣?然則余雖善長叔言而不能用， 長叔決不以我為非;正使以我為非， 余且聽之矣^⑨。

( 《隱秀軒集》， 上海雜志公司1936年版)

注釋 ①李長叔——作者的朋友，生平不詳。②汝曹勝流——你們這班名士。汝曹，你們。勝流，名流。③憮(wu)然——茫然自失貌。④快——痛快。⑤忌者——指那些心胸狹窄、妒賢忌能的正統文人。⑥友夏——譚元春(1586—1631)字友夏，明竟陵人，著有《譚友夏合集》。與鐘惺同為明末“竟陵派”領袖。⑦兩人——指鐘惺與譚元春。書淫詩癖，指酷愛讀書寫詩。⑧袁石公——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號石公，又號六休，湖廣公安人，明末“公安派”代表人物，著有《袁中郎全集》。⑨余且聽之矣——我姑且聽任他批評指責吧。

賞析 鐘惺一生嗜書如命，勤于筆耕， 留下了大量的詩文作品，可以說，讀書和寫作構成了他的生活的兩大基本內容。本文以饒有趣味的對話形式闡明的也正是這一點。

文章起筆道：“李長叔曰： ‘汝曹勝流，惜胸中書太多，詩文太好，若能不讀書，不作詩文，便是全副名士。’”在明代中晚期文壇，承魏晉名士之遺風， “名士”風習成為一道頗為引人囑目的士林景觀。這些名士往往恃才傲物，率性任情，鄙棄禮法，譏諷道學，放浪形骸，狂傲好名，欲與正統文壇分庭抗禮，深為道學先生所不容。清初人汪琬曾告誡其子“寧為學究，毋為名士”，名士們受譏評于正統文人的情況從此語中可略窺一斑。其實， 明代社會對名士們也不乏賞識之人，名士們在主流文人之外也享有著崇高的聲譽，他們“聲光所及，到處逢迎，不特達官貴人傾接恐后，即諸王亦以得交為幸，若惟恐失之”。(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名士的這等風光無疑對當時的文人們具有極大的誘惑力，使得許多人競相效仿。即使正統文人內部，他們中的不少人一方面不遺余力地對名士們口誅筆伐，詬病交加;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為名士們的才情所折服，擊節贊嘆。名士們就生存于這樣一種既風光無限又為主流文化所排抵的尷尬境地中。李長叔此語無疑將作為正統文壇竟陵一派領袖的鐘惺置于一種兩難選擇中，是縱情于詩酒風流， 爭得一個“全副名士”的頭銜，還是潛心苦讀，篤寫詩文?鐘惺對此“憮然”作答： “快哉!快哉!”對長叔之說持一種認可甚至是贊賞的態度。

明代程朱理學一統天下，明朝統治者對思想文化的高度箝制使得正統文人遠不如任情而為、狂放不羈的名士們活得自由灑脫，鐘惺對長叔之語的認同也自在情理之中。然而，鐘惺畢竟是正統文化圈中的一員， 他贊同歸贊同，但若要他付諸實施卻得另當別論了，因而他話鋒陡轉：“余能善子語，決不能用子語。子持子語歸， 為子用，吾異日且用子語。”在“全副名士”與“讀書、作詩文”的兩相比較、仔細權衡中，他終于無法放棄自己心愛的詩文，這是其“書淫詩癖”的志趣決定的，也是其身份、地位使然。他雖然也為名士們的才情機敏所傾倒，但他終不愿走出主流文化的圈子去傍附名士之風。這里，鐘惺玩了個孩童似的小狡獪， 由理論上的認同轉為實施上的否定，話語婉轉，在否定中又留有余地。這一切，恰是鐘惺矛盾心理的反映，欲為名士而不可，欲罷詩文而不能。

鐘惺思慮再三，終于為自己找到了自慰并堅定自己選擇的理由， “袁石公有言：‘我輩非詩文不能度日。’”以斷欲以求長生作比，終于堅定地表明“余輩今日不作詩文，有何生趣”?以不作詩文為代價去換取一個名士頭銜，就如同斷欲求得長生，生趣盡喪。名士可以不作，詩文卻不能不讀不作。

文章短小精悍，態度從猶豫觀望到觀點鮮明，從肯定到否定，寫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話語委婉而暗蘊機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