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陳子昂(661—702) 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縣)人，出身于一個富有家庭，但他在少年時代并未認真讀書，而是“任俠尚氣弋博”，直到十八歲以后才入鄉學，慨然立志，精窮幽典，數年的工夫，學通了經史百家之書，掌握了黃老易象之學。二十四歲時到洛陽第二次應試，舉進士，被武則天任為麟臺正字，累遷右拾遺，并兩次從軍，出入于西北、東北邊塞地區。他是一個有見地、有謀略、有經歷、有義憤的政治家兼詩人。長安二年，武三思買通射洪縣令段簡，將他誣以罪名，害死獄中。《登幽州臺歌》是詩人叩動天地、撕裂心弦而發出的宏聲巨響，成為傳誦千載的志士悲歌。

陳子昂在這首詩中把積于心中的無限感慨，和呈于眼前的孤獨寂寞，象泉涌洪發一樣，猛然驟烈地噴灑開來。

陳子昂在朝中任麟臺正字后，雖然官職很低，本職事務不過是整天整理國家書庫的圖書，“位卑未敢忘憂國”，他多次上書批評朝政，反對任用“徇私苛虐”的官吏，提出富國強兵、安定邊防的許多謀策，但是這些“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之言，并沒有受到重視。他在武則天垂拱二年(686年)隨左補闕喬知之北征突厥，兩人王事同衾，詩作贈答，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但是由于喬知之有美妾碧玉，被武承嗣強占，喬亦因此被殺，陳是喬的好友，也被株連下獄。這件事對陳子昂是影響極深的。他在被釋放時寫了一篇《謝免罪表》，要求再到邊庭，西討“未賓之虜”，北伐“逆命之戎”， “束身塞上，奮命賊庭”。武則天萬歲登封元年(696年)，契丹頭子孫萬榮、李盡忠發動叛亂，他第二次隨武氏族人建安王武攸宜出征討叛，職任參謀。由于武攸宜指揮失當，先頭部隊被契丹大敗，駐扎在漁陽(今河北薊縣)的大軍，聞訊十分恐慌。這時陳子昂自告奮勇，要求分兵萬人，充任前驅，武攸宜不但不接納他的要求，反而因此把他貶為軍曹。陳子昂懷著現實的激憤不平，思前想后， “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 (盧藏用： 《陳氏別傳》) 《登幽州臺歌》即其中之一。

陳子昂所登的薊北樓就是幽州臺，遺址在今北京市德勝門外。這是戰國時代燕昭王禮賢下士、修筑黃金臺的地方，在這個歷史遺物面前，想想自身在仕途上的坎坷不遇，怎能不感慨萬端，悲從中來?他想在這里能找到那位為國家大計而禮遇郭隗，重用樂毅的燕昭王，向他傾述自身的失意苦悶。 “前不見古人”的慨嘆是從這個起點上發出的，呼喚的是沉埋地下的古人，燃燒的卻是五內摧裂的詩人自身。這個“前不見”的思想感情，還有更多的概括，至少表明詩人入仕之后，從未遇有明主，自己的卿相之材不僅未曾見用，而身處下僚，卻又屢屢無端獲罪，朝廷的昏暗已不言而喻。任何一個時代的執政者，他的歷史崇尚，與他的現時施政都是一致的，所以不見前賢的時代，也必是不肯禮遇時賢的時代。陳子昂在同一時代中“前不見古人”，也就必然是“后不見來者”了。

陳子昂以滿含情感的形象表明，他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看不見希望的時代，它因為專制黑暗，而變得與發展前進的歷史進程不相銜接、處于扼殺賢明的自我封閉時期，他感到這是極度可悲的;因而這時感到特別孤獨，特別悲痛，放眼于天地，入目的天宇和田野，是孤寂心情的對象化的顯現，也分外顯得空曠和寂寥。這空間是在時間中變化的，先賢不可求，后來無可見，頓時感到天地悠悠，人生短促，功業難就，前途可悲。這是志士熱望與失望交合的感情狀態，他雖然是在孤獨中灑淚悲哭， “獨愴然而涕下”，但卻飽含著社會歷史內容，有突出的典型意義。

這首詩用直陳感慨的方式，造成強健樸厚的氣勢，背景古遠深沉，含有挖掘不盡的意蘊，筆勢所及之處，便可片言而明百義。全詩四句，句句有大的變換，由于用“前”、 “后”、“念”、“獨”幾個字相聯結，又感到是渾然一體，毫不散漫。北方的雄渾壯闊的原野，登臨者的慷慨悲歌，以詩意交融在一起，把讀者帶進了特有的情境，不能不由他來感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