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說京師翠微山》原文與賞析

龔自珍

翠微山者，有籍于朝，有聞于朝，忽然慕小，感慨慕高，隱者之所居也。

山高可六七里，近京之山，此為高矣。不絕高，不敢絕高，以俯臨京師也。不居正北，居西北，為傘蓋，不為枕障也。出阜城門三十五里，不敢遠京師也。

僧寺八九架其上，構其半，臚其趾，不使人無攀躋之階，無喘息之憩; 不孤巉，近人情也。

與香山靜宜園，相絡相互，不觸不背，不以不列于三山為懟也。與西山亦離亦合，不欲為主峰，又恥附西山也。

草木有江東之玉蘭，有蘋婆，有巨松柏，雜華靡靡芬腴。石皆黝潤，亦有文采也。名之曰翠微，亦典雅，亦諧于俗，不以僻儉名其平生也。

最高處曰寶珠洞，山趾曰三山盦。三山何有? 有三巨石離立也。山之盩有泉，曰龍泉，澄澄然渟其間，其甃之也中矩。泉之上有四松焉，松之皮白，皆百尺。松之下，泉之上，為僧廬焉，名之曰龍泉寺。名與京師宣武城南之寺同，不避同也。

寺有藏經一分，禮經以禮文佛，不則野矣。寺外有刻石者，其言清和，康熙朝文士之言也。寺八九，何以特言龍泉? 龍泉遲焉。余皆顯露，無龍泉，則不得為隱矣。

余極不忘龍泉也。不忘龍泉，尤不忘松。昔者余游蘇州之鄧尉山，有四松焉，形偃神飛，白晝若雷雨; 四松之蔽可千畝。平生至是，見八松矣。鄧尉之松放，翠微之松肅; 鄧尉之松古之逸，翠微之松古之直; 鄧尉之松，殆不知天地為何物; 翠微之松，天地間不可無是松者也。

作者龔自珍 (1792——1841)，字璱人，號定庵，浙江仁和 (今杭州) 人。清道光九年 (1829) 進士，曾任內閣中書、禮部主事等職。他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抨擊時政，主張改革，銳意進取，宣揚愛國精神，維護國家主權。文學上提倡與現實結合，認為文學必須有用，是清中葉主張“通經致用”的今文學派重要代表人物。詩歌和政論文如此，即便是游記散文，也喜歡寓有深刻的現實意義，而不是以超然物外的態度，流連風物，徜徉山水，自我陶情。他的《六月重過揚州記》，字里行間貫串著要求改革時政、挽救衰世頹波的主題思想，是一篇政論性很強的雜感式游記。上面所選錄的這篇也是這樣，題為《說京師翠微山》，不曰“記”，而曰“說”，“說”者，評說也; 借對翠微山的評說，生動地刻畫了清代一類士大夫的委瑣形象。在游記文學中別開生面，獨出機杼，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這篇游記，主要運用擬人的手法，將一座無知無覺的山峰，人格化，情感化，將其形勝特點和人的性格特征聯系起來，寫得有聲有色，親切有趣。作者寫翠微山“有籍于朝，有聞于朝”，在朝廷有記載，也有聲譽。它在近京諸山中，不算矮，也不算最高; 離京師不近也不遠; 它與香山靜宜園的關系微妙，既相互連絡，又不很緊密; 與西山也是這樣，“亦離亦合，不欲為主峰，又恥附西山也。”不愿出人頭地，又恥于仰就他人。就連“翠微”這個名字，也可謂是“亦典雅，亦諧于俗”，既典麗雅致，又合乎世俗口味，稱得上是雅俗共賞。這些描寫潑墨在山，歸趣卻在人，其實是對封建士大夫中某一類人形象的真實寫照。這類人在朝廷居官不高不低，既可撈到實惠，享有特權，又可避免宦海風波; 處事謹慎，不前不后，不遠不近; 為人老于世故，通融方便。他們整天想的只是守官保爵，既不圖大起，升騰發達; 也不會大落，淪為階下囚。對權貴既不觸犯，也不依附，不親不疏，不違不附。平時總是保持一種雅俗適度的情操，既不追步陽春白雪，也不流于下里巴人。此外，他們的言論不避雷同，習慣于人云亦云，沒有自己主見; 執禮恭敬拘謹，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也不會遭人非議。這種人在封建社會里被稱為“大隱”，所謂“小隱隱于野，大隱隱于朝”。這些亦仕亦隱、庸庸碌碌、無所作為的腐朽官僚，于事無補，于民無利，于國無益，一向為正直的志士仁人所唾棄。

作者為了對這類人進行有力的針砭，特地在文章的后一部分中以熱情洋溢的筆調，贊美了鄧尉四松和翠微四松。作者游覽翠微山，“極不忘龍泉也。不忘龍泉，尤不忘松”，不忘龍泉上那四株“皆百尺”的青松。并喚起對蘇州鄧尉山四松的美好回憶： 鄧尉松也是“形偃神飛，白晝若雷雨; 四松之蔽可千畝。”這兩處一南一北，雖風貌稍異、神采有別：“鄧尉之松放，翠微之松肅; 鄧尉之松古之逸，翠微之松古之直; 鄧尉之松，殆不知天地為何物; 翠微之松，天地間不可無是松者也。”一個是舒展放逸，另一個則是莊重肅穆; 一個像是古代隱逸高蹈之士，另一個則像是古代守正不阿之士; 一個是性格狂放，落拓不羈，天地都敢藐視; 另一個則是性格正直，堅定不移，簡直是天地賴以支撐的巨柱。但它們同樣是如此的氣勢不凡，傲骨凌云，歲寒不凋，特立蒼穹，挾雷霆之氣，秉霜雪之節。相形之下，翠微山在它們面前顯得何等品格卑下，何等微不足道。

我國古代山水游記，源遠流長。但直到唐代文學家柳宗元的《永州八記》，游記文學才在文壇上取得了獨立發展的地位。唐人山水游記重在寫景，在寫景中抒發個人情懷或政治感慨，達到了情景交融的意境。到了宋代，山水游記開始在寫景中議論說理，追求一種理趣的境界。如王安石的《游褒禪山記》、蘇軾的《石鐘山記》等等。這種說理雖然也不脫離山水形象，從山水描述中總結出某一種哲理，給人以啟示和教益; 但它的說理并不是浸透全篇，更不是通篇取喻。龔自珍繼承了唐宋以來優秀游記散文的優良傳統，并在思想和藝術上都有了新的拓展。他的游記散文政論性強，現實意義深刻，形式上類似雜感，藝術上也富于創造。本文便是突出一例。作者通過對翠微山富有人情味的描寫，將那些隱于仕的封建官僚的形象，刻畫得維妙維肖，入木三分。由于作者思想深刻，見解精辟，所以議論雖含蓄不露，點到即止，但卻一針見血，無比犀利; 至今讀來，仍然富有哲理的啟迪和現實的意義。在藝術的表現手法上，本文是通篇取喻，描寫山的形勝特點，類比人的性格特征，巧妙妥貼，生動傳神，讀來機趣橫生，津津有味，暢人心胸，痛快淋漓，確屬游記散文的一個獨創。它在我國游記文學發展史上的地位和影響，都是頗為突出的!